論光武帝『退功臣而進文吏』（2）

  來源: 中國傳統文化網

二、『新臣』與『舊臣』的興替
　　【後漢書】卷二三【竇融傳】：隴、蜀既定，光武命竇融與河西五郡太守奏事東都，『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
　　竇融進京在建武十二年，當時東漢朝臣有新舊之別，史載甚明，這裏需要討論的是『新臣』與『舊臣』如何界定。前引【竇融傳】中一段話，即『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云云，使人易於產生誤解：仿佛『舊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則不是『功臣』。但同樣據【竇融傳】載：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諸郡兵，配合漢軍共擊隗囂，及『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安豐侯』。由此可見，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竇融，其實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舊臣』的劃分是相對的，二者的界限在於其依附光武特別是入朝的先後，而不在於是否已取得軍功。具體說來，竇融等河西功臣在隴右平後始奉詔進京，他們此前既未參與光武經營河北的活動，也未投入光武征伐關東及關中的戰爭，其經歷與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頗為不同。兩漢之際，河西長期和中原隔絕，由竇融主持的地方政權實際上處於割據狀態。竇融等人雖然久奉東漢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他們在朝廷中尚無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鄧禹、吳漢等大批『舊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進』了。
　　耐人尋味的，是光武對待竇融一班新人的態度。如果說竇融獲光武召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還只是一項虛譽，到他拜冀州牧、遷大司空時，就已擁有實實在在的權勢了，故連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顯赫。如果進一步聯繫建武十三年前後光武選相，於『（南、北）功臣並不用』的事例，便會發現對竇融的任命是非同尋常的。
　　光武優寵『新臣』的又一個顯著跡象，是新臣多與皇室結親。【竇融傳】：『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勛，尚東海恭王強女陽公主，（融弟）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9]。【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傳附子松傳】：『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再遷虎賁中郎將。』按梁統本傳云：『（建武）十二年，統與（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梁統以武威太守隨竇融進京，也是一位『新臣』。統子松尚主，當是竇融、梁統等人在洛陽定居後的事。據【後漢書】卷一○【皇后紀】載：光武共五女，長女舞陰長公主，嫁給梁松；次女涅陽公主，嫁給竇固；另外三女分別嫁給韓光、郭璜及陰豐。韓光家族背景待考，郭璜、陰豐則出自光武后族。竇、梁二氏得與椒房之家比肩聯姻皇室，在當時又是其他功臣可望而不可及的。
　　『舊臣』逐漸喪失軍權後，『新臣』仍被光武委以軍事重任。【竇融傳】：建武二十三年（47年），竇融代陰興行衛尉事，融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光武建國後，長期由功臣任禁衛官職，直到建武十九年（43年），明帝被立為皇太子，始以陰皇后異母兄（明帝舅）陰識守執金吾。【後漢書】卷三二【陰識傳】：『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同年，識弟興拜衛尉，『典領禁兵』，從此開啟東漢以外戚執掌禁旅之端。竇融步陰識後塵，也是『兄弟並典禁兵』，證明光武對竇氏比其他功臣更為信賴。
　　另一位『新臣』馬援，原系隗囂部將，後歸光武，從平隴右立有大功。建武中後期，馬援是光武最為倚重的大將，『每有所謀，未嘗不用』[10]。他『北出塞漠，南度江海』，屢建功勳。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62歲時，仍獲准遠征五溪，『觸冒害氣，僵死軍事』。這在建武功臣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建武、永平之際，竇、梁諸家權勢炙手可熱，已有凌駕舊臣之勢。【竇融傳】曰：『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梁松傳】云：松以尚主，再遷虎賁中郎將，『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議論，寵幸莫比。』以至馬援諸子要對馬援說：『梁伯孫（梁松字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11]。及光武崩，梁松『受遺詔輔政』，地位更是盛極一時。
　　新臣異軍突起，不免引起舊臣反感。【馬援傳】：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馬援所率4萬漢軍在壺頭遭五溪阻擊，士卒多疫死。其時，馬援裨將耿舒與其兄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得此書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驛責問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馬援一向以晚輩看待梁松，故其死後仍為梁松所陷，此是新臣間門戶、長幼之爭，與本題無關。耿舒對馬援的進軍路線持有異議，而兩條路線本來各有利弊，光武也難於決斷[12]，未必就是馬援用兵的失誤。
　　不過，耿氏兄弟俱為舊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將、建武元功。【後漢書・耿傳】後論曰：『然自克拔全齊（指建武七年滅張步之役），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李賢註：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范曄所謂『時之度數』，其意不明，我懷疑暗指光武一朝抑制舊臣的趨勢。儘管從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應，但是只要他確『思重立大功』，便不會面對新臣如馬援輩軍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卻數年『無復尺寸功』的窘境無動於衷。『伏波類西域賈胡』，是相當鄙夷的語氣，流露出耿舒對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見。耿參與對馬援發難，耿氏兄弟，可能還有其他舊臣，在此問題上顯示了一致的立場，他們實際上將矛頭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針。
　　那麼，光武何以非要『舍舊臣而任新進』呢[13]？我認為，光武此舉依然是出於制御功臣、伸張皇權的目的。
　　如前所析，作為『舊臣』骨幹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龐大的政治勢力，光武的專制地位不斷受到其衝擊。南北兩大功臣集團內部又有着盤根錯節的關係，他們暗通聲氣[14]，彼此呼應，往往難於動搖。相反，『新臣』在東漢朝廷中勢孤力單，缺乏黨援，唯有攀附皇權才能立足。光武極力拉攏新臣，並藉以壓抑舊臣，恐怕是他在當時形勢下的唯一選擇。【後漢書・竇融傳】說他『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雙方是為各自的利益加快結合，如果僅強調君臣之際意氣相投的一面，就會背離問題的本質。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注引【東觀漢記】曰：『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按照【東觀漢記】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訓，面對外戚干政嚴設防範。陰、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竇、梁之家同樣也是外戚。竇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均已見諸史籍。
　　『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醞成王氏篡權的惡劣後果，此事對於在新莽廢墟上建國的光武帝來說，無疑是殷鑑不遠。然而，他最終還是賦予外戚極大的權勢，未能真正脫離西漢的窠臼。【後漢書】卷三二【陰識附弟興傳】載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按興本官為衛尉），受顧命於雲台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儘管此議終因陰興固讓作罷，但由陰氏出任三公中最為顯赫的大司馬一職，已在光武考慮甚至實際安排之中。這表明所謂『後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的結果，實非光武本意，【東觀漢記】之說並不確切。
　　我想，出現上述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光武從前代繼承的政治體制中，官吏權力相互約束的機制尚不完備，光武必須反覆尋找新臣以牽制舊臣。而外戚由於與皇室關係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們同時也具有從政能力，就無可避免地成為光武優選的對象。
　　東觀史臣議論東漢外戚問題，拘泥於『後族陰、郭之家』，而對竇融、梁松之輩避而不談，甚至忽略了光武曾準備以陰興代吳漢為大司馬的重要事實。縱觀東漢時代的歷史，竇、梁、馬諸家得以發展成強大的外戚勢力，影響政局達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間光武扶植新臣之舉。

三、文官與武官的進退
　　【後漢書・光武帝紀】論東漢初年『退功臣而進文吏』之事，將『功臣』與『文吏』並舉，是以有無軍功作為二者區分的唯一標準，可知此外所謂『文吏』，應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學之士兩部分人。這與將『文吏』與儒生相對而言的場合，意義有所不同。
　　征諸史籍，建武年間獲光武重用的文吏，確實普遍具備儒學的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後改司徒）伏湛、侯霸、歐陽歙、蔡茂、大司空（後改司空）杜林、太常桓榮、光祿勛伏黯、劉昆、席廣、大鴻臚窪丹、大司農高詡、少府丁恭、司隸校尉鮑永諸人，西漢之際或『通經名家』，或『避世教授』，多為儒者所宗。
　　然而光武一朝功臣也頗具儒者氣象。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四有『東漢功臣多近儒』一條，引述鄧禹、寇恂、馮異、賈復、耿況、耿、祭遵、李忠、朱祜、郭涼、竇融、王霸、耿純、劉隆、景丹等十餘位功臣事跡，證實『光武諸功臣大半多習儒術』。這是史家所熟知的。據此可知，建武時期在朝的『文吏』與下野的『功臣』，學術素養本來是相近的，雖說後者一般不如前者在經學方面那樣久負盛名。
　　【後漢書】卷二六【伏湛傳】稱：光武選用『文吏』時，對於『名儒舊臣』尤為青睞。也就是說，光武不但關心候選者在學界的聲望，而且注重其參政的經歷。本節上面提到的卓茂、伏湛、侯霸、歐陽歙、蔡茂、杜林、鮑永，及未提到的大司空宋弘、張純、光祿勛張湛、尚書令郭、申屠剛，於西漢末和新莽時或拜九卿，或任郡太守、縣令長，或應闢為郡縣掾史，均已得到了『舊臣』的資格。
　　我們再來看看建武功臣在同一時期的仕履，【後漢書】等史籍記載：邳彤為和成卒正（王莽分巨鹿為和成，卒正職如太守），耿況為朔調連率（莽改上谷為朔調，太守為連率），馬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太守為大尹），李忠為新博屬長（莽改信都為新博，都尉為屬長），岑彭守棘陽長，景丹為固德相，遷朔調連率副貳，寇恂、蓋延、陳俊、堅鐔、馮異、王梁為郡吏，賈復、馬成為縣吏，耿純為納言士（莽以尚書為納言，下置士）。可信他們又與卓茂、伏湛之輩，有着類似的行政能力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