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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日报 圩田（又称围田）是我国江南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农田开发的一种独特形式，它广泛分布在江苏西南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是该地区土地利用的重要形式。
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记载：“江南大都皆山地，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具有合围的堤。围内开沟渠，设涵闸，有排有灌。这种田制早在三国时期已开端绪。曹魏和孙吴出于军事的需要，在江淮地区进行大规模屯田，“屯营栉比，廨署棋布”（左思：《吴都赋》）。在这些屯田中筑堤防水，开始出现了圩田的雏形。到了南朝，围湖造田有了新的发展，太湖地区呈现出“畦畎相望”、“阡陌如秀”（《陈书・宣帝纪》）的景象。唐代太湖地区的水利营田，已进入一个新的开发时期，无论是圩堤建设的规模，还是防洪、排灌工程兴建的数量，都比以前有所提高。五代时期的吴越在太湖流域治水治田，发明并完善“塘浦制”，七里十里一横塘，五里七里一纵浦，纵横交错，横塘纵浦之间筑堤作圩，使水行于圩外，田成于圩内，形成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北宋末年，都城迁至浙江临安，南方人口剧增，迫切需要增加耕地，圩田便成为开发江南广大低洼地区的重要形式。乾道年间（1165―1173年）曾设招田之官，大兴围湖造田，促进了江南圩堤建设。当时太湖流域及长江沿岸的江宁、芜湖、宁国、宣州、当涂等地都兴起大批圩田，堪称圩区建设的鼎盛期。明、清两朝曾把发展军屯、民屯作为养兵裕国之本，再度加大沿江圩堤建设的力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江南地区的圩田面积仍在扩大，并继续发挥着作用。
圩田的开发主要是针对江南地区水乡泽国的地理特点，使大量沿江沿湖滩涂变成了良田。这种土地利用形式是江南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伟大创举，它在抗御旱涝、夺取稳产高产方面有着诸多的优越性。但是，圩田这种垦殖形态利弊并存，过度地开发势必会带来相应的环境问题。第一，破坏了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废湖为田，或随意改变河道，致使众多的圩田将水道系统全部打乱，外河水流不畅，圩内排水和引水也增加难度，造成“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的严重局面，这便给圩田大大增加了防患水灾的压力。第二，历代地方政府在圩田管理方面也是各自为政，各地区的圩田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缺乏相互间的协作，使因破圩而形成的局部水灾年年有之。第三，大量构筑圩田，影响到湖泊的蓄水量。如太湖地区大量利用湖边滩地修筑圩田，使湖面缩小，影响其调节水量的功能，破坏了太湖地区的生态条件，致使该地区的灾害频频发生。据研究，从西汉到北宋的1300年间，太湖地区有记载的大旱大涝只有14次；而元明两代360年间却有大涝大旱26次。
对于圩田在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中的作用，历代文人学者都予以极大关注。沈括、陆游等人在他们的著述中对圩田的利弊有着较详细的评述。《宋会要辑稿》中也用不少篇幅记载了南宋时期皖南地区势家大户愈演愈烈的盗湖围田之风，已经认识到当地水旱之灾“弊在于围田”，整治圩田成为朝政的头等要事。但是，由于贵势豪强的把持，一直得不到根治。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江南地区水灾频仍。圩田由于自身抗洪能力的低下，其弊端也更显突出，成为制约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使这种传统水利田继续发挥作用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在继续深入研究圩田史的基础上，应该以史为鉴，结合历史上对圩田的治理献计献策，更多地关注目前江南地区的水患防治，以保证该地区“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庄华峰 马陵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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