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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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融合。春秋时期的鲁国，产生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儒家学说，而东临滨海的齐国却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两种古老文化存在差异，相对来说，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理；齐文化讲求革新，鲁文化尊重传统。两种文化在发展中逐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形成及融合

　　1982年夏，考古工作者在沂河、沭河流域发现了若干组细石器埋藏点，并命名为“沂沭细石器文化”，据考古研究，可能就是北辛文化的源头。这一关键环节的发现，使沂沭的旧石器文化与北辛文化之间找到了联结点，并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谱系连接起来，组成了鲁南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而这一山东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其中大汶口文化是以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命名的，分布范围广泛，距今约6000年；龙山文化首先发现于章丘龙山镇，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大体一致，距今约3900~4400年前。这两种文化（大汶口、龙山）的发展时期被认为是东夷文化的鼎盛时期。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被封于鲁，以拱卫周室。分封齐、鲁，标志着东夷文化向齐文化演变，宗周文化则在鲁国完整地保存下来。

　　姜太公到了封地以后，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了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与之相反，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地后，变其俗，革其礼，推行重农抑商的周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使齐国和鲁国的人文经济趋于不同的发展方向：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文化风气开放，注重实用；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文化风气保守，因循周礼，不思变通。

　　战国时期，以孟子二度游学于齐为契机，齐文化与鲁文化开始融合。孟子在齐国居住时间长达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了齐学的熏陶。荀子在齐、鲁文化合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荀子兼顾齐学，因而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学术交流，把他的儒学思想在齐国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诸如此类的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山东人的齐鲁文化。

　　儒学的影响

　　作为齐鲁文化核心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由孔子开创，孟子、荀子等继往开来，而且在孟、荀所处的时代在周边的齐、卫、燕、赵、魏等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传播发展。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客观上为儒学的进一步走出山东创造了时机。但是，儒学的重礼义，仁政爱民的思想观点并不被崇尚法制、专权的秦始皇所重视，反而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文史劫难。直至西汉，齐鲁的儒生们才得以施展才干抱负。汉武帝在位时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儒学在山东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的性格。比如，山东人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顾大局，重实干。但是在另一方面，山东人的性格中又包含着固步自封、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点。

　　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

　　第一、海岱地区是中华人类发祥地之一，它有四五十万年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就发现了中国的象形文字――陶器文字，距今接近6000年；它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作为同一文化系列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北辛文化的上源，后李文化已上推到距今8000年前，这是迄今中国大地上发掘的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年代。

　　第二、先秦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它不仅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核心，形成一体，进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将中国五六千年的文化和文明联为一系不断的长河，造就了世界仅见的从未断裂过的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有一则故事讲，中国东西南北中各省区的人交胜争谈自己地区的名人名物，每省都说自己那里有多少名山、名水、名人。最后问到山东人，山东人说：“我们山东名山、名水、名人最少。只有一山、一水、一圣人。”山东名山、名水、名人虽少，却都是名高无比的。一山即泰山，号称五岳之尊；一水即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圣人即孔子，古被尊为万世师表，今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这一山、一水、一人，中国独一无二，都可作为中华民族、国家、文化和文明的象征或代表性的人和物。由此三者，即足可看出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一、泰山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泰山”古称“东岳”，为中华五岳之首，在世界上，它可作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表征物，为世人所熟知。

　　泰山，论高、论大，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不上数，就是在五岳之中也仅排位第三，居中间地位，论方位，泰山在东，故称东岳。按中国传统，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中”是“中心”、“中央”所在，是至尊、至要的位置。东、西、南、北为四边，居次要地位。然而泰山在人们心目中，却占有众山的至高、至大、至重、至尊的地位。这种违背常识的传统观念是怎样形成的?除了从文化方面是找不到解释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民族或国家最高祭典。因为它是人间“帝王”与天、地通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为埴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盲禅者，神之也。”又引《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

　　我们中华先民心中最高的主宰神是“天”，其次是地。即所谓“皇天后土”。《尚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皇天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主宰着人间万民万物，君权是皇天授给的。因此，“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上报天，下报地，以“报群神之功”。

　　但是，一般帝王还没有资格封禅，一定要受命于天，奄有四海，致天下太平者才有资格。这么隆重的封禅祭仪，在五岳之中，人们不选择最高的北岳恒山和居中心尊位的嵩山，而选择东边中等高度的泰山，除了泰山坐落的位置海拔起点低而相对高度较高，由华北平原望去突兀雄伟之外，最主要的是海岱之间，民族聚居，文化发达，长期居住在泰山一带的人们，以为泰山最高，上可通天。因此，登上泰山之顶，筑坛祭天，与皇天通话，报天之功，在泰山下小山上除地祭地，报地之功。

　　既然泰山上可通天，下可通地，于是就成了代表天地主生主死之神。人死魂归泰山的传统习俗，又是泰山一带为古民族聚居、文化发达先进居全国中心地位的一个佐证。

　　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的文化中心，据文献记载为传说时代，据考古发掘为新石器时代已无问题。因为有大汶口文化和传说的无怀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等封禅泰山的丰富资料为证。但是否至此为止，似乎还可上推。因为管仲说的72家中，可记得的12家，那不记得的60家不可能都在无怀氏以后。特别是孔子说，古代易姓而王封泰山禅梁父，“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可得而数者万数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韩涛外传》)这里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泰山封禅不是始于无怀氏，而是更早。早到什么时间，无从查考。但据有史记载的秦始皇至宋真宗1200余年间有8帝14次封禅泰山，大体约85――150年有一人次。我们不说那“万数”需多少年，只说70余家，也需万年左右。

　　然而，自周朝以来，受周人所造“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说的影响，以为黄帝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其统治的中心地区’一中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是最先进的，周边四夷包括东夷在内，是天生落后的。其实，这是有周以来形成的偏见，后人相沿，几成定论。若非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山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量发掘。若非古文献中记录了有关东夷民族先进历史文化的大量传说，齐鲁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几至被永远埋没地下，不得见天日了。

　　黄族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当肯定，黄帝已约定俗成，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是考证齐鲁史前的文化，却不是那么回事。齐鲁史前的先进文化，虽有黄帝、炎帝等族人的贡献，但是它是以土著东夷文化为主体的(已见上文)。黄帝族入主中原进入齐鲁之后，东夷土著已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了，而他们则仍处于游牧的阶段，文化是比较落后的。黄帝族对于齐鲁，就如后来魏晋南北朝、五代、宋元、清朝时代，匈奴、鲜卑、羯、氐、羌、契丹、回纥、蒙古、女真族人入主中原一样，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了文化先进的民族。对此，王献唐先生也有精辟见解。他说：“然惟震旦土著民族，讲文修礼，沌沌闷闷，与物无竞……自生自息，因文致弱。一旦黄族崛起西方，遂长驱而入中原(按：包括齐鲁泰山一带)，沿黄河流域之黄族，自西徂东，如汤沃雪，莫与争衡，亦必然之势也。黄族之衰亡在此，黄族之胜利在此。呜呼！岂特古代为然哉！”

　　的确，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不只是原始时代为然，中世纪的欧洲和中国，都不乏其例，似乎这是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然而，这种征服是武力的，军事政治的，短暂的。从长远看，又总是文化先进的民族’战胜落后民族，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终都被汉族同化就是最好的说明。在泰山一带，黄族与东夷族的征服关系，就是如此进行的，黄族在军事政治上征服了东夷族，而在文化上东夷族又征服了黄族。因此，泰山周围、海岱之间的史前文化叫东夷吏前文化，而不叫黄族史前文化。东夷文化是齐鲁地区文化的正统。“黄帝万世厂系”的历史应当重新估价。

　　东夷史前文化的先进性，连以黄裔自诩的周人也难以完全否定。他们对齐鲁史前土著“虽以异族嫉视，鄙为东夷”，然而对其先进的文化、敦厚和平的气度风范，还是钦佩的。因此，他们或“以良心上之驱使，不能不曰：‘有君子之国’，‘夷俗仁也。”他们对他方之人各有贬词，称为蛮、貊、戎、狄，加“虫”、“豸”偏旁以示蔑视，“独于东夷无异词，以礼让称之，以仁人称之”，乃以东夷之地为“神州文化之策源，泱泱大风，振古如斯。”

　　二、黄河与齐鲁文化的地位

　　“黄河，祖国母亲！”这是中国人民对黄河发自内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人类发祥地之一。然而黄河流经数省，支系繁多，流域广大，从上到下数千里，皆有中华原始人类的文化遣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发现寥若晨星，时空分散，不好比较，中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更是凤毛麟角；更难比出先进落后。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却是多有发现，且各成体系，有联绵延续四五千年者，同期文化大可比较出先进与后进来。中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和文化类型，有人归纳为八大文化区，它们分别被考古学界命名为马家窑、仰韶、大汶口、屈家岭、马家浜、河姆渡、红山、石硖文化。并认为其中中原仰韶文化延续时间最长、最古老，上推到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故认为中原文化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但是根据近些年的考古新发现。泰山一带的大汶口文化系列已有超过中原之势，首先是年代推到了仰韶文化之前。这就是从1988年到1990年春，在济青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施工中由济青公路考古队发掘的临淄后李官庄新石器文化遗址。经鉴定，这一文化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属于同一系列，但早于北辛文化(距今?100―6100年左右)，其下限最迟应是距今7300年，其上限可能进入距今8000年的年代。“果真如此，那么后李文化就是黄河下游目前所见唯一能进入8000年时代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田其次，这一文化序列连续发展时间长，从后李经北辛、大汶口至龙山文化末，甚至其余绪延至夏商时代的岳石文化，上下四五千年。这也是黄河流域至今所见连续发展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文化。再次，这一文化范围广，中心突出，影响极大，泰山周围中心地带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之密集、出土文物之丰富，也是名列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之前列的。

　　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中心，不在中原，而在齐鲁，在黄河最下游的入海处。黄河入海口是经常变迁的，但不管怎么变迁，都在泰山南北。南北两道，是以泰山为分水岭的。泰山与黄河结合所造成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是这一带成为中华原始民族聚居、文化发达、最早进入文明时代、从而长久成为中华史前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