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西汉亡于宫廷，王莽亡于天下

西汉亡于宫廷，王莽亡于天下
文/程念祺



前言

篡权也好，虚伪也罢，这些事后的议论和批评，对于一个像王莽这样最终的失败者而言，自是免不了的。然而，在王莽所处的时代，皇位可以“禅让”，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思想；连汉哀帝本人，也曾起过把皇位让给宠臣董贤的念头。这样看来，王莽的篡位，自也有顺理成章的一面。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对王莽是很有同情的。他认为：“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王莽“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而王莽改制的失败，遂使后来的政治家“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自东汉至今二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所以，从长时段来看，王莽的锐意改制，更具有历史的价值。



正文

西汉早期政治：宫廷与政府权力分割

王莽之所以能够篡夺西汉的皇位，制度上的原因，就在于西汉政治的宫廷化。这是从汉武帝开始才有的事情。汉初，宫廷斗争对于西汉的政局影响不大。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宫廷争斗极为血腥。但当时社会上却风平浪静。萧规曹随，清静无为，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那一段历史的佳话。其背后，除了“无为”的政治理念之外，更有政治制度上的保障。那时，宫廷归宫廷，政府归政府。皇帝的家事，对国家政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国家的领袖是皇帝，政府的领袖是丞相。陈平曾经说过，丞相的责任，就是辅佐皇帝，按照天地阴阳和四时流行的自然法则来治理国家，使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使邻近部族畏威怀恩，使天下百姓亲近顺从，使拥有“卿”和“大夫”之爵位者获得合适的任用。陈平是何等谨慎小心的人物！丞相的权力，若非制度上的赋予，他是决不至于夸这样的海口的。那时的丞相，身为“百官之长”，凡事“无所不统”。曹参继萧何为汉朝的丞相，郡守和王国丞相的任免都一个人说了算，凡事都按萧何立下的规矩办，也不请求皇帝的意见。汉惠帝对曹参是很不满意的，认为曹参故意轻视自己。曹参却对惠帝说：“高皇帝和萧何共定天下，法令已制定得明明白白，如今皇帝只须安坐皇位，我和大臣们按规矩办事，不是很好吗？”这样的口气，的确有些教训的味道。身为开国功臣，曹参是有些自负。但作为丞相，他也确实有这样说话的份量。文帝时的丞相申屠嘉，资历远不及萧何、曹参和陈平，封户只不过五百。但申屠嘉入朝奏事，只因为文帝的宠臣邓通对他有所“怠慢”，即将邓通召至相府教训。他对邓通说：“这个朝廷，是高皇帝的朝廷啊！你邓通不过是个小臣，在宫殿之上这样没有规矩，罪属大不敬，理当斩首。”若不是文帝及时派人解救，邓通就被这位申丞相杀掉了。汉文帝和景帝，对于丞相权力太大的问题，一直耿耿于怀。文帝曾故意刁难丞相周勃，逼得周勃不得不主动让位于既能干又乖巧的陈平。陈平死后，周勃再次出任丞相，但不久就被文帝找借口打发回封地去了。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在景帝时也做了丞相。周亚夫总是干涉景帝行事，景帝罢了他的官不算，最终还要了他的命。文、景二帝，对丞相权力太大，都心存疑惧。

汉武帝令“宫廷政治”成型

至汉武帝在位时，开始从制度上削夺丞相的权力。武帝利用中书和尚书控制朝政。那时，中书传达政令，是国家的“枢机”所在；朝廷百官的任命，则由尚书负责。这样一来，汉朝的宫廷，倒成了政治的大本营，成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治”了。武帝雄材大略，以一人之力，运筹于宫廷，而指挥天下。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宫廷政治之下，外戚、阉宦和宫廷弄臣，反而成了政治的主角。吕思勉先生曾经就此说道：武帝临终顾命，把国家大事都托付于一个不学无术的霍光，而同受顾命的金日磾、上官桀，皆为“小廉曲瑾便辟侧媚”之流。“小廉曲谨”，就是貌似谨小慎微。而“便辟侧媚”，就是擅长邀宠取媚。这样一些人，显然都是只知道听从皇帝命令，而心怀叵测的“小臣”。当武帝死后，西汉的宫廷，就落入了这样一群小臣手中。昭、宣、元、成、哀、平六代，基本上是外戚专政；间或亦有一些宦官和佞臣掌握了大权。成帝在位二十余年，王氏亲属先后有十人封候，五人拜将，占据着宫廷要津。刘姓的江山，实际已由王姓当家。成帝死后，哀帝继位。哀帝对满朝王氏一概斥退，而重用祖母傅氏、母亲丁氏的家人。但哀帝在位只有六年头，傅氏、丁氏又先他而死，两家皆不成气候。故哀帝一死，身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就召回王莽，重掌宫廷。这时，对于王莽来说，篡取皇位本身并不是一件难事。宫廷政治之下，谁控制了宫廷，谁就控制了政治的机枢。就这一点而言，处心积虑要篡夺皇位的王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幸运儿。但是，王莽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历史人物。他篡夺了西汉的皇位，但那不过是一个权力的空壳。以他所处的环境而言，他其实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那时，天下遍布豪强，与西汉的地方官勾结在一起，早就不再听命于朝廷。西汉亡于王莽，亡的不过是宫廷。这件事，也须从头说起。

宫廷政治之弊：上用“小臣”，下用“小材”

汉初，郡的权力甚大。但郡守的选任取决于丞相；丞相对郡守亦握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另一方面，丞相的选任既取决于皇帝，皇帝对丞相亦拥有监察与制裁之权。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种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而武帝削弱相权，则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郡太守的选任一出于尚书，实际是皇帝的亲自任命。故对于郡守的监察与制裁之权，从此只能由皇帝直接行使。另一个问题，就是选什么样的人为郡太守。按汉朝的规矩，贵戚和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子弟，拥有入宫充任郎官的特权；财力雄厚人家的子弟，也可以花钱买一个郎官做。这些人，久在宫廷行走，或官至郎中、中郎，有身份有地位，却也渐渐养成了“小廉曲谨便辟侧媚”的性格。武帝时，官员的任命，既已由尚书负责，这些郎中、中郎，与皇帝最为接近，也最易于为尚书所注意，遂被大量委派到地方充任郡太守。董仲舒曾经向武帝提出，这类人不过是“小材”；委任他们做太守，会把做太守必具的品德和能力标准都颠倒混淆了。而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汉朝的郡太守，有权任命各级属官。太守若为“小材”，则其选任的各级属官，也大都不会称职。这样一来，汉朝的地方治理，就成了大问题。宫廷政治，上用“小臣”，下用“小材”。而“小臣”、“小材”一旦大权在握，就会败坏国家大事（“秉君威，以害正事”）。如武帝实行盐铁和商业官营，结果是权贵、官吏与富商大贾勾结在一起，私自经营工商业牟利，败坏王法，逞其私欲，占据山泽，控制市场，囤积居奇。其他方面，也是一样。这样的问题，武帝最初是想用酷吏来解决的。但是，酷吏大都非常势利，无非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得势者，即便犯法如山，酷吏一般碰都不会去碰他们。失势者，即便是贵戚，酷吏也不会放过他们。

中央监察机制的失效：地方豪强坐大

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武帝是尤为重视的。武帝曾用杨可推行“告缗”法，把地方中等以上的富户大都搞得家破人亡。然而，这些都是缺乏权力背景的豪强。那些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豪强，因与朝廷权贵和郡、县官吏勾结，却迅速膨胀起来。为此，武帝于酷吏之外，又设置刺史，以强化朝廷对地方的监察。监察的内容，一是豪强兼并，欺凌百姓；二是郡太守违法乱纪，营私聚敛；三是郡太守滥施刑赏，苛刻暴虐，妄言吉凶；四是郡太守任人为亲，贤愚颠倒；五是郡太守子弟不法；六是郡太守勾结豪强。概括而言，就是要通过法律监察，解决豪强与郡太守在地方上违法乱纪和相互勾结的问题。然而，宫廷政治之下，一切权力的设置，在本质上都具有皇权专制的性质。行政系统如此，监察系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被赋予的权力越大，权力的滥用就越严重。以宫廷政治为核心的专制皇权，既不能从制度上限制权力的滥用，则刺史之设决不能收普遍、长远的监察之效。其时，各地的郡太守普遍作奸舞弊（“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而具有权贵背景者尤无忌惮。武帝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了。到处因“多豪强”而“难治” ，或因“多贵人宗室，难治”。在一些地方，豪强甚至成为真正的领袖，地方官吏甚至宁愿得罪郡太守，也不愿得罪豪强（“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长安天子脚下，豪强违反王法，扰乱吏治，如入无人之境。汉元帝曾哀叹：百姓受豪强欺压，刺史、太守却不能为他们伸冤！其实，那时的郡太守，如没有什么背景，稍有小过，亦难免被刺史举劾。他们为官一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中品行低劣者，凡事只是从私利出发。按照法律，太守如果不敢执法，或疏于执法，是有“放纵”之罪的。但是，由于法不治众，这项罪名最后也只好撤销掉。

王莽改制：在一个中央权力的空壳下发动的改革

上面说，王莽想要对社会来一翻彻底改造。他推行“王田”和“五均六筦”，照吕思勉先生的说法，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真正的豪强是没有人敢动的。史书上说，“王田”推行后，天下一片愁苦声，许多人都遭受刑罚。但真正有势力的豪强，显然是动不了的。愁苦之声，显然来自那些没有势力背景的中小土地占有者，受刑罚处分的当然也是他们。这都由是官吏营私舞弊造成的。而“五均六筦”，也导致豪强“与郡县通奸”。这同样说明，王莽为节制资本而实行的工商业官营政策，也被豪强与郡县官吏利用为勾结牟利的工具。 地方上，官吏与豪强勾结之势已成，王莽真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为重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王莽想重新规画地方行政。他设立州牧，作为更高一级地方行政，以重振郡县，却难挽狂澜于既倒。有一位州牧在上任之前，说到了地方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放弃改制，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与王莽要他强化对于荆州的控制，可谓大相径庭。王莽一怒之下，就把这位新任州牧撤掉了。那时，天下乱极，造反者层出不究。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麻沸”，即人民造反如乱麻沸汤一般的。然而，对这样的造反，郡县官吏一概敷衍塞责，“县欺其郡，郡欺朝廷”，瞒报少报，态度极为消极。所以，对造反者的镇压，王莽派出的军队，虽然也打过一些胜仗；但造反者此起彼伏，只能眼看着蔓延而为搅动天下的绿林、赤眉。那时，许多豪强都组织武装，加入造反的队伍。公元23年，昆阳之战，王莽四十余万精锐，竟不敌更始军一万多人的夹击，全军溃败。新朝之不堪一击，暴露无遗，从此四面受敌。当更始军进攻长安、洛阳之际，遍地乘势而起的豪强，风从响应，起兵杀州牧，杀郡太守，“旬月之间，遍于天下”，遂将天下割据完毕。而当更始军进攻长安时，长安“大姓”纷纷拥众追随更始军向王莽进攻。回顾王莽“从成功走向失败”的这一段历史，当初，正是西汉的宫廷政治，为王莽提供了篡汉的条件。而这种宫廷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权力无法制衡，而无从监督，遂为天下豪强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可能。另一方面，强大的豪强势力，因反对王莽推行的政策，先是坐视他陷于灭顶之灾，随后又趁火打劫，与起义的农民一起将他推翻。从这一意义上说，王莽亡于豪强，亡的是天下。王莽覆灭之后，刘秀建立了东汉。但东汉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将遍地割据的豪强武装消灭，真正统一了天下。但东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亦不过是一个豪强政权。整个东汉，就是在宫廷政治下度过的。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政，是东汉政治的特点。东汉的宦官、外戚和官僚，则都有豪强的背景。东汉末年，天下分裂割据；之后数百年，虽有西晋的短暂统一，但总体上仍是天下分裂的形势，其基础也是豪强。 学者旁白 [li] 阎步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古代，已经有将王莽之\"新政\"与秦始皇之\"秦政\"加以对比者；汉儒参政导致了从\"秦政\"到\"汉政\"的变迁，但是这一变迁并未全合于西汉儒生所崇扬的\"王道\"。帝国政治形态在总体上是所谓\"霸王道杂之\"，这是君主所公然申明的。儒生对此\"汉政\"的不满和对更纯粹的\"王道\"、\"礼治\"的寻求，促成了王莽\"新政\"的登场。（《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li][li] 葛剑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人口史、移民史方面专家）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 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我看王莽》） [/li][li] 高敏（郑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顾问） 西汉末年的王莽,是一个大搞复古、倒退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所谓“改制”,是元、成、哀、平推行儒家路线的进一步倒退,代表了奴隶主残余势力长期以来妄图在政治上复辟的最后一次垂死挣扎。（《论王莽复辟》） [/li][li] 刘玉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王莽本人既是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新朝仅仅存活了15年，是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最短命的王朝之一。王莽改制最终失败，有着多种原因，比如指导思想上一味托古、空想幼稚、制度不健全及执行失效等，更主要的则是改制以聚敛财富来充实王朝财政作为最根本目的。这样的根本目的，再加上强力运用政治权力干预操控经济，其结果必然是不仅不能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反而会使社会经济遭受王朝财政的敲骨吸髓式的吞噬而迅速崩溃，势必弄得民怨沸腾，随之政权崩溃瓦解。（《王莽改制五均六筦政策述评》） [/li]

对于汉武帝和王莽此两人，本人一直认为一个立志革新，一个立志复兴，很是矛盾。现在我们这些后人对于那时候的事情，评论基本上就是一个论调，高调唱汉武帝，但是略去了他晚年的穷兵默武给百姓造成的危害，虽说强大，却让大汉王朝再次站到了风口浪尖，虽过不掩功，也难免留下污点，不过他的力精图志，在当时也的确让中国成为强大一时的国家，发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令人气血大涨的话，所以对此人，本人对历史记录稍有怀疑，观点中立。而至于王莽，则只能叹息，他是一代枭雄，出发点是趁乱世大发财，虽说个人中心重了点，不过此人心智上也显出了大智慧，至少在那个时代他做了大多数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世曹孟德颇得其真传，只不过两人出发点不同罢了。时势造英雄，一个是恰逢其会，一个是生不逢时，若是两者相遇，论成败，还真不得而知。个人观点！

王莽这个人是个怎样的人？说他是枭雄，有什么理据呢？说他大智慧，又有哪些理據呢？

史书上有迹可查，另，王并非只是一名单纯的政客，虽然他最后烧了洛阳宫，但是他的部分新政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