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袭,西方社会保经济弃人命,深挖西方文明的野蛮根源

_{原题：疫情曝光，西方居然认为经济重于人民生命，深挖其历史渊源}

一

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存在着深层的文化的不同，也是正是这些文化的不同，导致中国和西方在抗疫方式、抗疫能力上出现巨大差异。中国可以很快的控制住疫情，而西方现在却是失控的状态。现在欧美成为地球最严重的地方，尤其是美国。

疫情来袭,西方社会保经济弃人命,深挖西方文明的野蛮根源

最重要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咱们中国认为人民的生命是高于经济的，因为这个疫情它是危及到人民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形成疫情高于一切的这种认识，而且它是一个共识，从政府到人民之间是一个共识。也是正是基于这种共识，我们很容易能够在抗疫上达成共识，达成一致。然后团结起来，全国一盘棋，这样的话就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两个月之内，就把疫情控制住了，这绝对是一个奇迹。当我们自己的时候，还不觉得有什么？当疫情扩展到全球之后，尤其是扩展到欧美时候，一比较我们才发现，我们确实很厉害。

中国，包括世卫组织，开始的时候也一直在警告西方，一直在提醒他们，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浪费了一个月多月时间。我们认为它是浪费，其实它不是浪费，你再给他很多的时间，他依然会是这样。

西方形成不了疫情高于一切的认识，他们没有这种认识。他们没有人民的生命高于经济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是经济高于生命，因此，在疫情和经济的排序中，经济第一，疫情第二、人民的生命第二。这样在抗击疫情上就无法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进而无法让人民、企业和政府各界统一起来，共同去抗击。他达不到这个效果，没法形成所谓全国一盘棋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一直在强调疫情不重要，即使死了一些人无所谓，应该以经济为重。前几天，就说之前流感也是死了一万多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又说你说如果控制在10万之内，美国的抗疫就是胜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抗疫的整体决策上，是经济高于一切，经济高于疫情。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在美国，他没有咱们中国的生命高于一切，生命高于经济，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的观念，没有人命关天的概念。这就是很重要的中西文化差异。要理解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是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的。

作为国家元首，特朗普说，你死个几万人无所谓。在中国，我们会觉得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匪夷所思的。但是为什么他作为总统可以堂而皇之的这么说？这意味着它在美国一定是有社会基础的，在某一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共识。

在整个西方这个世界，像这种经济高于生命，它反而是一个主流的东西，是一个共识性的东西。我们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就一定要知道西方现代文明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经济高于生命的观念。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这种观念？我们认为应该生命高于经济，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抗击疫情，保卫老百姓的生命。在生命面前，经济是可以牺牲的，也是应该牺牲的。

这就涉及到西方文明最核心的概念：自由和人权。自由在现代文明中是终极性价值，人权是保证自由的，或者说去自由的存在方式。民主的程序又是保障人权的。自由、人权和民主，三者之间，自由最重要，是价值、目的，权力是对自由的实现、落实，民主则是保障权力的制度。

因此人权、权力就是处于中间核心的地位。那么人权是什么呢？在现代西方人权概念中最核心的什么？最核心的不是生命权，而是什么？而是财产权，简称产权。他们认为财产权比生命权还重要。

第一个系统性的提出人权概念的是英国的洛克（1632-1704），〖政府论〗作者。他就明确的指出，财产权高于生命权。你可以剥夺他的生命，但是你不能剥夺他的财产。所以我们如果单纯抽象的看，会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

约翰洛克【政府论】

实际上这种思想的产生，有着特殊的背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层。

他们之所以认为财产权比生命权还重要，因为他们认为财产权是保障自由的最重要的权力，最核心的权力。从相当意义上来讲，产权就是自由。

所以在现在西方现代文明中，产权，包括经济发展，商业经营，是有着神圣性的，是和自由、正义是挂钩的，那么产权就代表着自由、正义，财产、经济、商业、市场之类，就代表自由、正义。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基石。实际上，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基本上是等价的。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有问题的，但是它在欧美却成为最主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反资本主义的，反而是被他们认为是敌人。后来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就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对立，尤其是二战以后。

产权、财产，在西方是有一种神圣价值，有一个最高价值在里面，基本上就等同于自由。从17世纪的洛克，到18世纪〖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被推上神坛的『新自由主义』，其观念的核心都是产权和自由，是『一以贯之』的，可以概括为『产权即自由』。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产权明晰』，其具体手段是私有化。进而将私有化等同于自由，『私有化即自由』。

这股风气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产权明晰、私有化，成为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核心改革主张之一。香港的张五常，国内北大教授张维迎之流都是其拥趸。直至2005的顾雏军案、『郎顾之争』，这股私有化之风才被刹住车。

郎顾之争升级亲历记

其实在我们中国来讲，也有这种类似自由的东西，最高价值的东西。

我们也讲最高价值的自由，我们也有生命，但是在中国的排序中，生命是高于经济的，高于财产的，所谓的『人命关天』，对生命的重视远远高于产权。

但是，『人命关天』并不是说为了保命，可以什么都不顾，生命是最高的价值。那么在中国生命并非最高价的价值，这一点倒跟现代西方有点一致。我们的最高价值也可以说它也是自由，只是说我们的自由的形态和内涵与不一样。

现代西方的自由是和经济、财产、产权绑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权力式的自由』、『产权式自由』、『财产式自由』。中国文化中自古以来的自由是什么呢？是一种道义自由、心性自由。

在现代西方，主张为了自由，是可以牺牲生命，其实这一点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值得去赞扬的。譬如说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为了自由可以牺牲生命。但是西方它由于把财产和自由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财产即自由，于是就认为为了财产可以牺牲生命。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自由是和道义联系在一起的，道义和心性又是一回事，就是宋明理学说的『心即理』、『性即理』。中国文化以心性、人心和天理、道义为最高价值，主张遵循人之自然心性，遵循天理、道义。

这就是〖中庸〗所说的『诚者，天之道』、『率性之谓道』。『诚』就是按最真实的内心想法去做事。『率性』就是遵循内在真实本性。『诚』和『率性』是一回事。

疫情来袭,西方社会保经济弃人命,深挖西方文明的野蛮根源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自由，就是『心性的自由』，『道义的自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儒家学术，核心要义就是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维护道义的独立和自由。

那么为了心性自由，为了道义的自由，也是应该不惜牺牲生命的。这就是孔子讲的『杀身成仁』，孟子讲的『舍生取义』，以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主张用生命去捍卫道义的独立和自由，也是捍卫心性的独立和自由。

中国自由的内涵是心性、道义，而现代西方自由的内涵则是经济、产权。以中国传统学术『心物之辩』的视角，心性、道义是属于心的范畴，也是高度抽象的，是超越物的。

也正是这种抽象性、对物的超越性，才能够实现和保持心性的独立和自由，道义的独立和自由，保持思考的独立和自由，不被物所干扰，不沉溺于物。而现代西方自由核心则是产权，则属于物的范畴，也意味着西方的『产权式自由』本身就是沉溺于物的，反而会破坏心性自由。

概而言之，中国的自由是『心的自由』，现代西方的自由是『物的自由』。心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物的自由是形式化的自由，也是伪自由，是貌似自由实则会破坏自由的自由。

心性和道义才是人的本质，人是由心性和道义来定义的，人是心性人、道义人。人的真正自由也是心性自由、道义自由。人的本质不是财产、产权，人不应该由财产、产权所定义，不应该由豪车和房产本来定义，不应该由身价来定义。人不是财产人、产权人、经济人。一旦自由被财产、产权此等外物来定义，真正的心性自由反而被破坏，人也偏离人之本质本性，而不成人了，而蛮夷化了，禽兽化了。

在中国，是道义-心性最高，然后生命次之，然后财产、产权再次之。在现代西方，是财产、产权最高，然后生命次之。西方从未出现中国式的独立心性概念，独立的义理、道义概念，他们尚不知心性自由的存在，尚不知道义自由的存在。因此，现代西方文明依然是蛮夷的。清末对西方的认知在原则上是准确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

二

进而，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现代西方把自由和财产、产权绑定在一起，形成自由即产权的想法。

这这与西欧的基本历史背景有关。

在西欧的历史上，确实出现普通民众的财产被剥夺，被系统性的剥夺的现象。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这种现象。人民群众的财产被系统性的剥夺，就是被统治阶级剥夺。

在西方它是有个阶级的概念、阶级的现象。有阶级的话，就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被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可以掌控生产资料，掌控社会的主要财产。

在古代最重要的财产什么呢？土地。统治阶级其实就是地主，国王就是最大地主。控制土地的这个阶层，它是靠的是系统性特权和法律的。所以现代社会之前，西方，其实除了中国之外，所有的社会都这样，他们的土地是被统治阶级所拥有的。而普通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则是没有土地的。

现在之前，西欧它是一个中世纪社会，也叫什么？农奴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西欧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在所谓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土地都是被统治阶级所掌握，奴隶主也好、封建领主也好，这是西欧的古代社会的特征。古代西欧出现了基层农民，或者人民群众，他的财产，他们的土地被系统性的剥夺，这么一种现象。整个社会也是分化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现象，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是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一说。不过，我们现在的历史教材，是民国新文化运动以后，根据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写的，硬说中国历史上也有阶级社会，也有封建社会，也有奴隶社会，古代社会也分化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

七年级下册中国历史

这实际上就是用现代西方的理论，西方的视角来去扭曲和篡改中国自己的历史。现代西方历史观念和理论，是基于西欧历史的。而西欧的历史之于中国历史，就是井口对天空。因此，从西方的学术、西方的理论去看中国，就是坐井观天，硬生生把天空说成井口。这就是现代学术的现状，欧美如此，中国亦如此。因为在学术范式上，中国和西方是一样的，都是西学。

其实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正常的状态，西方的历史则是一种病态、异态。

我们想一想，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都是一起生活的人，怎么会发生小部分人系统性地去剥夺大部分人的土地这种事情，对吧？出现这种情况，历史的看，都是就是外族入侵，而且是崇尚暴力掠夺和征服的结果。

外来的少部分人进入这里，通过武器优势、军事优势，征服在这里，然后控制了土地，让原住民，依附于土地，这就产生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以这应该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只有这个地方的原住民，被外来的居民完全征服这种情况，才会出现。

中国的历史的一直在保持着正常的状态。假如没有外来入侵的话，中国就是会一直保持原生状态，纯粹的状态。『三皇五帝』中的『三皇』时代，就是中国最原生、最纯粹的时代。那时中国是纯粹的道义时代，是道义中国，整个社会的秩序是靠契约维持，而没有政府，即〖周易〗、〖老子〗说的『结绳而治』。结绳是契约的最早形态，是最早的契约。

人们都世世代代在这里一起生活，自然是很平等的，不可能会出现少部分人去剥夺多多部分人的情况。因为你剥夺的话，少数人也会被多部分人会反对、反抗。我怎么可能让你少部分人来去剥夺我的土地。所以中国历史，其实更多地保持了原生文明的状态。

不过，自三皇五帝中的五帝时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也很多次地，周期性发生外族的入侵，鸦片战争之前主要是北方游牧的入侵。鸦片战争之后，则是西欧列强通过海道的入侵。而西欧人也是草原游牧的后裔。

但是，中国整体上对历次的外族入侵，最后都进行了成功的抵御，尽管有时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彻底地、系统地被外族征服的现象。

民族英雄

当然我们的历史上也的确有外族，当上了皇帝，入主朝廷，比如说清朝、元朝。但是，中国的皇帝、朝廷官员，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统治阶级，而是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是管理层、职业经理人，他们是靠税收来维持开支，他们并没有说把中国的土地，从老百姓手中抢过来，全部归为皇帝和官员们私有。

中国的历史上的政府，三代时期的天子国君也好，秦以后的皇帝也好，他们的收入来源都主要是靠税收，而不是靠把土地占为私有，然后直接经营土地，收地租。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是一个职业集团，是一个行业。而且政府在原则上对老百姓是开放的，只要品德高尚，就有可能被举荐做官，进入政府，这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后来这种制度，发展成为科举制，只要考试成绩好，就可以做官，不论你是何出身，多么低微和贫穷。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更青睐和讴歌那些出身贫穷低微而被举荐或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即所谓的寒门贵子、寒门状元。孟子由此还总结出了一个千古名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尽管说皇帝他是世袭的，但是皇帝本身也职业化的，只是一个职位，皇帝的世袭只是职位的世袭，而非财产、资产的世袭，皇帝从没有把全国的土地收为私有。

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老百姓的土地，被一小撮统治阶级系统性剥夺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历史上也有土地兼并的问题，就是分配不均，但是兼并的根源，并非统治阶级的法律特权，而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就是被大地主、被豪强，通过市场交易而兼并了。

皇帝和官员他一直是职业化的，他们拿的只是税收。当然这里也有贪官污吏的问题，也有滥用职权的问题，横征暴敛的问题。但是这只是职业化政府和官员的失职，与西方式的固化的统治阶级有本质不同。而且，一旦皇帝和政府太失职，老百姓又必然会起身反对，发生农民起义，旧的朝廷被推翻，直接由基层的人，甚至由农民组建新的政府。

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系统性地产权剥夺，因此，老百姓，即便那些起义的农民，也从未将矛头指向产权。我们批评和评判朝廷，我们只说有道和无道，从来没有说统治和被统治的问题。有道和无道，是你的行为是不是有道德有道义的，本质上是方法、方式的问题，而非统治被统治的问题。

宋江

既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产权被系统性剥夺的情况，从来没有出现统治阶级，所以我们从来不认为产权是个问题，从来不认为推翻统治阶级是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颠覆性地打破中国的治理方式。而只会批评和控诉朝廷的无道，朝廷对道义、道德的偏离。农民起义所解决的也是政府的无道问题。

西方在现代之前确实是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把产权的问题、财产的问题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是把自由和更深层更本质的心性、道义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自由就在于你是不是能够让自己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生活，是否能够发挥自己真实的本心本性。

当说充分发挥本心本性时，一定是让大家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时地发挥自己的本然心性。因此，社会秩序的基础，人际关系的基础一定是建立在共识之上，共识就是道义。一定是相互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是『仁』。个人是『仁义』，社会秩序是『仁政』。『仁』的字形是二人，即维持合理的二人关系。二人关系则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

那么这样的话，共识就是道义，是保障所有人都能够实现心性自由的基石。中国的政治形态是『道义政治』，中国文化认为，能够保障人之自由的，是道义，是基于道义的道义政治、道义秩序、道义社会。

疫情来袭,西方社会保经济弃人命,深挖西方文明的野蛮根源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的自由和西方有本质的不同，我们的自由是一种新心性的自由，道义的自由。自由是高于生命的，生命则是高于财产的。其重要性排序是：道义-心性，生命，财产。

西方它是他没有我们独立的道义的概念，没有独立的心性的概念，那么他们是把自由挂在财产上。由自由高于生命，推导出财产高于生命。西方比中国少了一个道义、心性，其排序只有两项：经济-产权，生命。

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导致在西方无法形成，这个疫情高于一切，无法形成，老百姓的生命、人民的生命高于经济，这么一种共识。反而认为经济高于生命，经济高于疫情，所以导致他们无法采用采取严厉的措施，无法去团结全国的就是全社会的人，共同抗击疫情，所以导致疫情的失控，导致草菅人命、荼毒生灵的悲惨一幕正在欧美世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