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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 从《尚书・洪范》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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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櫝還珠 發表於 2012-6-9 17:3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作者: 沈利华

  在中国古代,最早较系统地论述幸福问题的当推春秋中叶以前的《尚书・洪范》。该文记述周初武王访殷逸民箕子,箕子为武王陈述治理天下的大法。《洪范》提出“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就是说,构成人生幸福的要件有五,即长寿、富足、康健平安、爱好美德、善终正寝。成为不幸的因素有六,即不得好死、多病、多忧愁、贫穷、貌状丑恶、志力懦弱。
  《洪范》论幸福,其一是把幸福看成一个综合性的范畴,五种幸福要素即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准;其二是把“福与“极即幸福与不幸相提并论,在两者的对立中考察幸福;其三是把福与德相联系,认为爱好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在此,一方面,《洪范》认为幸福须有健康、安宁、顺利和一定的财富等要素,这是从个体的角度谈论幸福,并且认为幸福是上天、上帝或神赐予的。另一方面,《洪范》重视人之寿命和寿终正寝,认为短命夭折或遭外部力量的伤害而死是一种大不幸。《洪范》首倡的“五福之说,把“寿排在第一位,其核心内容也是“寿,其他如“康宁、“考终命可以说是寿的同义反复。“富是指粮食充足,生活无忧;“攸好德意为所好者德,能达成人事和谐,此两者实际上也是长寿的必要条件。这种观念对以后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后世五福又指福、禄、寿、喜、财,为人生幸福的总称。五福之中,寿居首位,所谓“五福之中寿为先,并有“五福捧寿之说。
  可以说中国传统幸福观以“寿字最为发达。无论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的一切幸福享受都必须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在生活心理上,国人也非常珍惜生命,一般不肯做拿性命去冒险的事情。与西方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不同,中国人抱持的是一种现世的人生观。他们不寻求超脱而执著于现世,不懈地追求生命的长久、恒寿。《牟子理惑论》中所谓“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对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的评判,可谓切中肯綮。
  中国传统祝吉词还有“三多九如。“三多为多福、多寿、多男子,源于《庄子・天地篇》:“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华封人祝帝尧长寿、富有和多男,后人因称为“华封三祝。“九如则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君曰卜尔,万寿无疆,也是以寿为祈福中心。诗中称“受天百禄,降尔通福……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诗为群臣祝福君主之辞,受天之禄,天降遐福,如山川日月之寿,如南山松柏之茂。诗中共用了九个“如子,道出“天保九如一语:后世以山、水、日、月、岩、松柏为象征长寿吉祥物,盖源出于此。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和生命价值充分肯定,除了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并不认为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境界。中国人热爱生命,认为“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奢望“万寿无疆。不仅孔子以“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之言,表明对生的热爱,即使以超脱的人生哲学著名的道家,也流露出对生命的眷恋。《老子》讲“天长地久、“长生久视之道,《庄子》也有“龟宁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死为留骨而贵之言。战国秦汉的神仙方士和道教,其终极目标也都是灵魂长在,肉体永存。国人注重寿命,故有“求静、“长生久视、“入于不生不死、修炼服食成仙等理论。
  中国人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执著与关注,表现在哲学观念上便是“养。中国人是不怎么相信灵魂不朽和精神长存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主张去研究思考死亡和死后之事。“灵魂转世和“投胎的说法是后来受佛教的影响才产生的,但并不深入人心。中国人受道教的影响在这方面远甚于佛教。道家的养生全生及道教的肉体成仙直指个体生命,非常重视身体之养,将长生不老作为身体修炼的终极目标。中国人注重个人身体之养,无疑是因为农业社会对生产力的高度重视,要求社会成员特别是男性要有强健的体魄,由此进而发展为社会对生命的重视。这又源于原始的生殖崇拜观念,认为自然与人事、人体与宇宙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对自然生命力的讴歌赞颂,不仅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便“与天地参,并进一步认为宇宙自然的功能就是善有所养,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有化育之恩,因此人的使命就是要报答父母恩,通过生男育女将自己的肉体生命延续下去。这样就形成了有别道家的儒家生命哲学,即个体生命只有加入群体,与家国族类的生命之流合而为一才能不朽,所以个体生命不仅是个人所属,而且也是整个族类或社会组织所属,须得倍加爱护,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多子多福的观念与祈求长寿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制血缘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将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联系起来。个体的生命既不可能长久、恒寿,个人愿望的实现也不能仅求之于一己之身。在人们的观念中父系血统的延续至关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香火是最不能原谅的罪孽,“断子绝孙也为最恶毒的咒语,满门抄斩更是封建社会最严酷的刑罚。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香火永继。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业的发达从属于家族的兴旺,一个人奋斗一生积聚万贯家财却后继无人,对自己来说,悲莫大焉,对世人而言,怜莫深焉。人生幸福成功更多地表现为人丁兴旺、子孙有为、光宗耀祖。中国文化中长青之松柏、延年之龟鹤、恒久之奇石、不老之仙人都为表意“益寿延年的吉祥物。同样,瓜果葫芦藤蔓绵长、果实累累,模拟绳线编结而成的吉祥符“盘长,盘绕不绝,无头无尾,不断头“d字纹样绵延不绝,无休无止,多为子孙繁盛、家族兴旺的象征。
  家庭、家族是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人们的行为目的只能以维护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为基本准则。父子、夫妇、兄弟三组关系构成血缘家族的核心关系,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良弟悌等儒家说教成为稳定社会基层组织的行为指南。守住一块土地、世代相传、四世同堂也为传统家庭理想的模式,为一般世人最重要的精神归宿。中国人的幸福观立足于现世人生,其基本内涵是地位财富长寿和子孙兴旺发达,孝则居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首位。《尚书・康诰》的“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以不孝为首恶。中国人用“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无极的深情吟唱,对孕育抚养自己的父母表示深挚的爱和强烈的报恩心理。从汉代始,历代重视文治武功的帝王多倡导以孝治天下。中国人的其他价值选择,也要受到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的制约。
  “财富与“功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很有影响的成功与幸福观念。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明财富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旧有福、禄、寿、喜、财“五福之说,为人生幸福的总称。“五福中实多与财有关,有财有福,得财为喜,财禄一体。权势地位与金钱财富往往是共生的,富则贵、贵则富,人生在世,既富且贵就十分完美了。求财纳福至今仍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中国人是从来不避讳求财逐富的。即使是儒家圣人孔夫子也曾说过,财富如果能凭自己的努力获得,那么即使为人赶马车他也愿意干。在民间,关于摇钱树、聚宝盆的传说满足了国人求财求富的愿望,因此百姓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以致图绘其形,或张贴于门户,或陈列于中堂,以祈好运临门,发家致富。财神是最受国人欢迎的神o之一。旧时,敬祀财神为新年要务,各地均祭祀财神,家家户户烧香挂像,求取大吉大利。北方地区,除夕供财神像,烧香上供品,正月初二晨祭化。祭祀时,边行礼祷告边诵“香红灯明,尊神驾临,体察苦难,赐福百姓。穷魔远离,财运亨通,日积月累,金满门庭或“招财童子至,利市仙官来。穷神永离去,富贵花常开等吉语。南方地区敬祭财神则重接神仪式。俗传正月初五是五路财神的生日,为抢先接到财神,商家多于初四晚举行迎神仪式。清顾铁卿《清嘉录》中有“竹枝词记苏州人迎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示,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所谓“抢路头即抢接路头财神,一个“抢字,形象地反映出迎神纳福、发财致富的急迫心情。
  
 樓主| 買櫝還珠 發表於 2012-6-9 17:33 | 顯示全部樓層
  西晋南阳有一位终身不仕的鲁褒,有感于当时社会上上下下爱钱如命,直弄得“纲纪大坏,货赂公行,于是隐姓名而著《钱神论》加以讽刺。《钱神论》以话体形式突出綦毋先生和司空公子对金钱的不同态度。綦毋先生是安贫乐道的读书人,富贵在身的司空公子则是一个拜金狂,对金钱尊崇得五体投地。司空公子的话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爱钱贪婪的习俗: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
  真是写尽了金钱成为主宰、生杀予夺而一往无前的神威。“凡今之人,唯钱而已,这大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指出金钱对人的异化的文字。《钱神论》还把钱与天作了一个比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然而,“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达穷开塞,振(通赈)贫济乏,天不如钱。在“死生、“贵贱、“贫富等方面,神威俨然之天地,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远不如钱的作用巨大。鲁褒又深入发掘钱的形体所包容的丰富内涵,给其这样定位:“内方象地,外圆象天,大矣哉。即所谓:天大地大不如钱大。
  敬祀财神、崇拜金钱只是国人求取富贵的一厢情愿,获取功名才是求富逐贵的正途。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以高官厚禄笼络天下读书人。禄位引人如饵钓鱼,世称“禄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读书中举,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是士人一生最大的愿望,幸福的源泉。“禄实际表征着国民对权力富贵的追逐。因此形成了民间对禄星的崇拜。
  禄星亦称“文昌、“文曲星。本为文昌宫六星,传说为主文运兴衰的星宿,进而演化为职掌文运禄位的司禄神。明清之时,禄星又演变为魁星,其形象为鬼立于鳌头之上,举足起斗,反顾以笔点之,称为“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旧时为科举中试的吉兆。据学者研究,明清两代,科举出身的人有一种趋向,世家子弟减少,贫寒书生增多。“白衣致卿相对于一个个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并非全是梦幻,改变身份跳龙门,自有层出榜样在。
  财富和功名作为中国文化中两个很有影响的成功幸福观念从来就是不可分的。儒家文化虽然提倡重义轻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或读书人却从来都是义利兼得。儒家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入世的,它从来不是纯粹的道德教条,而是实践性、经验性都很强的治国方略,一切以维护政治秩序为终极目标。受儒家文化影响,政治世俗化、生活政治化的趋向愈甚,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笼罩、控制也愈加严密。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僚不仅享受厚禄,实际上也拥有贪污、受贿的一切便利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富贵合一、不可分割的根本原因。封建“官场,是做官者大打出手以抢钱贪财的闹斗剧场。一旦做官,便拼命发财。“升官发财的俗谚说明“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对此,《钱神论》也作了反复揭示:“富贵在钱,“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凡百君子,“上交下结,都是为了积钱。作者还从相反角度揭露:“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士者,官也。“士之忙碌“来“往都是为了“财与“赏。正如今日流行的俗谚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儒学告诫国人:“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在这种观念的刺激和激励下,数千年来具有一流头脑的中国人都走上了读书、做官、食禄这条路。权势地位与金钱财富往往是共生的,富则贵,贵则富。功名可以致富,富又可以成就功名,二者共同把“富贵刻写在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灵魂上,成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及情感状态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准则。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说》中有则故事十分有趣: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功名、富贵、长寿,人生在世,得一便足,更何况三者兼得,既富且贵,外加长寿,就十分完美了。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于是“幸福也就成了人类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话题。长生久视、功名富贵这几方面是过去中国人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幸福观念,不仅表现为在社会组织及人们心理、生理结构中有强大的生命和影响力,而且业已积淀为人们普遍心理、生理素质因素并时刻规范、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在分析和总结传统幸福观的基础上,希望有助于建立一种符合我国现实状况,顺应时代潮流的现代意义的幸福观,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作者单位:江苏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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