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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考古网
2012年5月25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聚落考古中心主持召开“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考古所科研处从德新处长、翟少冬博士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按照出席会议发言人的发言顺序，将各主要发言人的发言内容摘要介绍如下。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兼聚落考古中心主任）
我们所于2012年3月20号正式成立聚落考古中心，这是一个非实体的研究机构，所长办公会议决定由我来做主任，一室的三个主任（傅宪国、梁中合、李新伟）为副主任，赵春青为常务副主任。
聚落考古实际上是无所不包的，什么都可以成为聚落考古，从小到一个村落，大到像二里头、陶寺这样的都城遗址，甚至到汉唐的遗址都可以叫聚落。不管叫什么，我们每个人做研究做起来都是很具体的，都有很多话要说。我想今天这个会呢，是针对大型遗址大型聚落的一个田野考古方法的座谈会，这样的会也许以后还会开下去，不仅在我们所里开，也可以到田野中间去，去开聚落考古现场会，所以今天的会议只是一个开端。同时，今天的会议也算是我们聚落考古中心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规模非常小。在座的各位多是大遗址数十年的发掘者、主持者，夏老师虽然没有主持过遗址的发掘工作，但是大遗址比我们跑的还多。对于这个题目也一定有自己的高见。下面，我们请春青来主持今天的会议。
赵春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新砦队队长、聚落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
受陈所的委托，我首先介绍一下这次会议的缘起，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发言。
大家知道聚落考古目前已经成为田野考古常见的作业方法之一。现在一谈到田野考古发掘，都会谈到聚落考古作业的理念。我个人看来，聚落考古可以理解为我们国家田野考古的一个传统。比如说安特生1921年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李济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时候，都请了袁复礼先生测绘遗址地形图，试图复原遗址当时的地形地貌。在20世纪50年代发掘半坡村遗址目的是想发掘出母系氏族社会的村落。所以这个也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聚落考古的实践。半坡的发掘比较成功，不仅揭示了房子、墓地、环壕等比较完整的聚落，而且在此基础上盖了博物馆。所以说那次应该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聚落考古的实践。
当然半坡遗址有它的局限性，它遭受后期破坏比较严重，分期页有些问题，所以就有了20世纪70年代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发掘。一提起中国原始氏族村落，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姜寨。姜寨一期村落的中间一个广场，旁边有几组房屋。每组房屋有一座大房子、一两座中型房子和一群小房子。村外有壕沟，壕沟外有成片的墓地，是一处保存得更为完好、揭露得更为齐全的原始聚落，是单个聚落遗址田野考古的一个示范。只不过不管半坡也好，姜寨也好，遗址的面积都不大。
大型聚落考古的开端是始于1928年的殷墟发掘，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是我国大型聚落考古的早期实践，发掘二里头宫殿基址是当时二里头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只不过到了1985年，张光直先生在北大做了聚落考古专题讲座之后，大家在思想上终于有了明晰的聚落考古的概念了。聚落考古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区域调查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发掘半坡遗址期间，已经有了灞河和汉恿饔虻牡鞑椋徊还笔钡淖叛鄣闶且闱宄诎肫乱胖分芪Щ褂心男┭錾匚幕胖罚胝殴庵毕壬罄此驳那虻鞑橄啾龋缘帽冉霞虻ァ⒋致剩疃嗫墒游泄角蚩脊诺鞑榈南壬Ｕ畔壬诒贝罂司勐淇脊沤沧螅诼砩嫌辛思父銮虻鞑榈陌咐热绨惭翡『恿饔虻鞑椤⒏仕嗑衬诤恿饔虻鞑椤⒁谅搴恿饔虻牡鞑榈取
进入21世纪以后，准确的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如何将中华文明再向前追溯，聚落考古成为倚重的田野考古方法，不少主持大型遗址发掘的学者，带着聚落考古的理念，回到原来的遗址上，重新开展工作，并且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一些进展。打头炮的是陶寺遗址。梁星彭先生专门讲过，其重新启动中断多年的陶寺遗址的田野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找城。他坚信，陶寺遗址这么大，墓葬这么多，且规格这么高，不相信它没城址，结果他果然找到了陶寺城墙。后来，被列为探源工程预研究其他几处重要遗址，带着聚落考古的理念来搞探源工程，都获得了突破。
但是，从田野工作方法上讲，大型聚落遗址究竟应该如何着手，截止目前好像还没有召开过一次讨论会，基本上大家还是各做各的。从钻探到发掘，每一个环节都是学者们自己在摸索一套方法。
其实，小的遗址比较简单，比如5万平方米左右大小的遗址，如果真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那么采取全面揭露的办法即可，但是面对面积达近百万甚至超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按照一年发掘一千平方米的速度，一个百万平方米的遗址需要发掘一千年才能揭完，没有一套可行的田野方法行吗？
可以说，大型聚落怎么搞，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学者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座的多是主持大型遗址发掘的一线专家，我们不妨从自己的研究个案当中，谈谈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一个大型遗址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个人设想的有这么几步。第一，收集前人留下的影像资料，我觉得影像资料的分析大概是做大型遗址聚落考古的第一步。第二，通过地面踏查，对遗址的地下埋藏情况有个大致的推测。虽然地面上遗留的遗迹和遗物虽然不能完全和地下的情况相照应，但也确实能反映不少信息。第三，施行物理探测方法，因为大型遗址往往上百万平米，甚至几十平方公里那么大，即使钻探也要耗不少人力物力，那么在钻探之前不妨使用物探的方法对遗址的地下埋藏情况有一个最初的了解。第四，使用传统的洛阳铲进行钻探。第五，在钻探的基础上选择试掘点进行目的性明晰的试掘；第六，在试掘的基础上，选择准关键部位进行大规模发掘。此外，如何在大型遗址上开展环境考古研究，如何在大型遗址上提取测年标本等，夏老师和张雪莲老师也都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相关思考。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顺序来先后做个发言，也可以随机讨论。目的是对大型聚落遗址田野考古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整合，提出我们小范围的意见，以期对其他做同样事情的考古同行有所启发。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今天会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刘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
良渚是探源工程的项目，良渚水利工程的很多工作我都参与进去了。良渚遗址的保存比较好，情况非常特殊，与别的遗址没有可比性，二里头、陶寺、甚至相距很近的凌家滩与良渚遗址的情况都绝不一样。良渚遗址的水利工程在山区，现在有很多遗迹保存下来了。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从反山等墓葬的发掘，到城圈的发现，开展了很多年。前几年，浙江所的王宁远参加付罗文在成都举办的GIS培训以后，他就把良渚城所在地1:500的地形图进行处理，然后从数字高程模型上清晰地显示出城圈的范围，甚至还发现其他的城墙。东面和南面的一小圈遗迹也是从高程模型上看出来的。然后进行钻探，就发现了很多新的线索。省所对此非常感兴趣，之后他们就将良渚城往北往西又测了1:500的图。那些图测完以后，再对数字高程模型进行仔细复习，从模型上看哪个地方高些，哪个地方低些。最后在北面塘山那边发现几个非常可疑的现象。
然后我们买回了良渚遗址60年代的卫星影像，60年代的卫星影像比现在的影像好很多，那个时候可能人们的生存条件比较艰苦，把田野里面能砍的树和草都砍掉了，地面光秃秃的，所以地面上有什么土坎之类的东西，上面显示的非常清楚。从影像上我们又看到那几个坝状遗迹，把那几个山口全部堵死了。去年六月份，我们又去现场调查，对整体的布局慢慢清楚起来。回来之后通过对卫星影像和地形图的综合分析。后又有了新的想法，提出三重防洪体系的框架。今年四月份，我们几个人又到现场跑了一遍，结果以前的想法不能成立，水是被堵死的。（图1）
良渚遗址1969年卫星影像图
所以如果以后我们遇到这样一个大型聚落，能否先将它的地形图测出来，将1～2米甚至50厘米的高差显示出来，这些也许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帮助。对山西、河南这些地方，人们生存较密集，破坏得比较严重，这些地方残存的遗迹可能会差些。另外，早期航空和卫星影像很重要，新的影像，包括近红外、中红外波段，也能对地下异常有些反映。我在安阳殷墟用的是30米的中红外的影像，对殷墟一些大的建筑基址和墓葬显示效果比较好，当时在现场做了很多钻探进行了验证。
良渚水利工程所做那的空间分析在很多遗址是不适合的，包括二里头、殷墟、新砦这样的重要聚落。空间分析的方法有很多，但不同的遗址只能选择其中的方法进行研究。
遥感影像与地形图收集齐全之后，一些聚落历经多年的调查、发掘资料如何汇总在一起也很重要。最近沣西和上林苑两个遗址的材料整理效果是比较理想的。沣西已经开展了很多年的工作，以前调查、发掘的材料都零零散散的。这次运用GIS技术，首先准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然后对多年来的调查、发掘材料进行配准和数字化。把这些资料汇到一起以后，墓地、建筑群等遗迹的准确位置关系就明白了。很多重要聚落都需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来完成。现在沣西队简单掌握了GIS方面软件，熟悉RTK测量技术，以前没有定位的发掘区域，他们都把资料拿出来到现场进行测量。
上林苑的情况也是如此。刘瑞收集了3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测量的地形图，卫星影像有现在的和早期的卫星影像，全部集成在一起。经过长安大学的GIS两个专业学生，首先根据90年代和70年代地形图对早期影像进行精细纠正，然后再根据60年代的影像纠正30年代的地形图。刚开始的时候根据村内主要街道进行纠正的影像变形很大，基本上无法使用。后来根据小路的交叉点进行纠正，把影像地图全部对应上了。再把全部资料放在一起研究，就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很多现在已经消失的台地，在30年代的图上都有标注。虽然30年代的图上没有等高线，但是台地边缘都有标注，很多建筑基址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的，并且经过钻探得到验证。这种方法几乎是把能用的资料全部利用起来，这个方法应该值得推广。汉魏故城队是用航模、气球拍照，拍照以后总结经验，发现小麦快成熟时地下异常最为明显，通过照片分析，汉魏故城队发现了太极殿附近的两组品字型建筑。
这些技术和方法可能靠一两个人是做不好的，大家都应该掌握这些技术。良渚考古人员通过分析数字高程模型，看出很多异常；上林苑考古人员把很多信息综合在一起分析，找出很多现已消失的建筑基址。那些资料由考古专家去看就能看出很多有用的信息，因为他们是带着问题去看的，看到一些异常之后，能够和自己思考的问题联系上，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多学科合作是一方面，但还是希望田野考古一线的人员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解并掌握一下这些资料怎么去使用，那样可能帮助会更大。
钟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研究员）
我简要介绍一下物探的方法及初步成果。这里准备分以下几部分来讲，一是物探对大遗址的作用，二是各种物探方法的原理及适用对象，三是初步成果。
先讲一下物探的作用，首先使用物探能确定大遗址堆积区域的分布范围。2002年至2007年，在喇家遗址经过物探得知其范围比以前钻探得知的扩大了一倍。其次，能够了解城墙和壕沟的走向，其三，能够确定夯土建筑的大体范围、大致的厚度，进而推断出地下建筑基址保存的现状，其四，能够了解封土堆内部是否经过被盗，还有计算出夯土的埋深及塔基地宫的地下结构。其五，能够了解地下金属埋藏物的情况，金属探测一般可以探测地下深2-10米之间的范围。
现在讲一下物探方法的特点及其应用范围。
1、磁法勘探
主要的优点是速度快、成本低、应用范围广，是考古勘探的首选方法之一。非常适合大面积的考古勘探。只要遗迹和遗物具有磁性差异，都可以进行勘探，探测的对象包括灰坑、壕沟、居址，还有文化堆积层，还有墓葬，古代建筑，陶瓷、砖、玉石填充物等。
2、电法勘探。
电法勘探是通过寻找地下遗迹周边土壤的电阻率的差异来测定目标范围和形状。电法勘探的具体方法较多，目前我们使用的主要是高密度电法，这和田野考古中发掘探沟差不多，做的是地层剖面的探测，具体操作方法是在地下插一排探针，就可以了解周边大于50公分宽的范围内的地层剖面情况，相当于我们挖一条大于50公分宽的探沟，用于发现地下这一区域内剖面的信息。该方法主要针对古代的墓葬、古代的道路、城墙、壕沟及夯土建筑的台基和地下空洞等。
最后，讲几个物探的案例。
磁法勘探适用于大面积勘探，建议在考古遗址进行大面积的钻探之前，首先用这一方法进行大面积的物探。这样可以大大节约钻探的人力物力。有异常之后再钻探，这个方法已在多个遗址得到证实。
现在磁法勘探是比较成熟的，基本上确定的异常地区都是存在文化堆积的。现在我们又新购进了一台磁光泵磁力仪，这个仪器的灵敏度要比目前我们使用的磁力仪性能高100倍，有了它，以前发现不了的异常现象，今后也可以发现了。
我们在河北邺城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曾经开展磁法勘探，探测结果与先前他们钻探的结果基本吻合。需要说明的是，他们之前钻探过，但是没有告诉我们，我做完磁法勘探以后才和他们进行了对比。
我们使用电磁法在铜官窑遗址做过一个金属物的探测，探测出在一米深的地方有金属，其中小的是个铜钱，大的是铜镜。我们还在山东淄博阚家村发现到冶铸遗址的地下铜渣和铜矿石的埋藏地点，在这个地点我们试着挖了个坑，就挖出了矿渣和铜矿石。铜矿石后经电镜分析，得知含铜量还不低。
使用电磁探测夯土能发现地表以上约一米左右的目标。我们在汉魏城遗址太极殿使用电磁探测，只干了大概半天时间，就发现其中间是夯土台子，边缘很清楚。其中一个台子长100米、宽60米，夯打得比较实。
因此，我们建议：当需要大面积寻找地下埋藏物，特别是金属埋藏物时，推荐使用电磁法可以快速地寻找到地下遗迹，一般不超过0.5米。对于埋藏得比较浅的大型夯土台基电磁法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此方法受地下水的影响较大，在地下水比较高的地方，探测深度只能在3米左右。
如果遗迹埋藏得太深，就得使用高密度电法了。它的优点是比磁法快，只要背着仪器在地上来回走就行。
我们也曾使用高密度电法对汉魏城遗址太极殿遗址进行勘探，总共测了56条测线，结果也与他们钻探的太极殿的夯土深约8米基本吻合。
我们在西安秦襄庄王陵做了两条剖面的探测，这座王陵深近40米，每条探测剖面是插了120个电极，每个电极间隔2米，上面一个小刻度就是一个电极，总长240米。用这种方法发现金属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我们的间隔是2米，只有超过2米的金属它才会有反应。如果没夯土，只是土堆的话，那就可能很均匀的。
二里头遗址已经找到宫城了，若顺着宫墙的方向，使用物探的方法去走一遍，尤其使用高灵敏度的磁力仪进行勘探，应该在二里头遗址有所作为。
新砦遗址的西南部地块基本上全被高压线覆盖所，磁干扰、电干扰都很强烈，其它方法都不能用，但是使用高密度电法勘探还是比较成功的。用高密度电法我们在这里共做了11条剖面。其中，南北向7条，东西向4条，红色代表可能有城墙或夯土，黑色的地方就是壕沟或和壕沟有关的东西。壕沟的电阻低些，所以是黑色的。有的是完全可以和实地钻探图对得上的。
因此，我们建议，对大型遗址进行考古勘探之前，特别是进行试掘前，想了解地下遗迹埋藏深度和范围时用高密度电法进行探测，这样可以帮助发掘者寻找到最佳发掘和试掘的位置，以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费。
江旭（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实习研究员）
地面调查是开展聚落考古的首要环节，如何开展史前遗址调查？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国外的所谓拉网式调查法（又称全覆盖式或地毯式调查方法）逐渐传入国内。
这种调查方法，对于堆积薄、扰动少的遗址，当然适用。可是，在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游等农业高度开发区，难免因人为大规模扰动的影响，使一些陶片发生位移，（经年累月的积肥、撒粪、修房盖屋和修筑耕种农田 ）因此，在此类遗址上运用全覆盖式调查方法，采集陶片，以此判断遗址规模，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怀疑。
为了摸索一套在农业高度开发区进行拉网式调查的方法，检验此类方法的可信程度，考古所河南新砦队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1年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进行了拉网式调查。现将此次调查的方法与收获介绍如下。
一、工作方法与步骤
1、测量遗址矢量化地图
近年来，随着全站仪、GPS等现代测量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使得获取遗址本体矢量化地图成为可能。2009年末，我们首先组织测绘人员，使用全站仪配合高精度GPS手段，对新砦遗址进行了整体测量，获得新砦遗址及其周边1:2000的矢量化电子地图。测量范围东西长约1860米、南北宽约1500米，总面积约278万平方米。这种利用全站仪等仪器获取的矢量化地图，可以任意放大和缩小，因此可以使遗址及其周边每一块耕地、每一个测量点都能相当精确地在地图上找到相对位置，从而为准确标示任何一个测量点提供了可能性。
2、划分调查范围、小区与地块
有了矢量化地图后，首先在其中划定一定的调查范围，其东边以新砦遗址东城墙以东约140米的南北向水渠为界，南抵双洎河北岸以及被洧水环绕的新砦村南端，西至新砦遗址西城墙以西340米的南北向水渠为界，北到新砦遗北外壕以北最远250米的东西向柏油公路为限，调查范围面积约824100平方米。
确定调查区域后，把现存的具有明显界线的田块标示在矢量图上，这样便于记录采集的标本。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根据河流、冲沟、村庄等明显的地貌特征将新砦遗址划分为A、B、C、D四大区，再以此为基础，依据每一区内的田地的地埂、田间道路和砖砌水渠等界限，再细分为若干地块；较大的区域先划分若干亚区。这样，来自新砦遗址范围内的每一块标本都能够归属到相应的区、亚区和地块当中去，根据每件标本的编号（即可了解其所在的相对位置。（图2）
新砦遗址分区分块图
3、人员实施野外作业和组织调查设备
实施野外作业：
第1步，将全站仪的基点和后视点与测矢量化地图时确定的基点相重合，使得全站仪数据通过电脑导入矢量化地图并自动生成图像。
新砦遗址的永久基点位于新砦工作站所在的屋顶上，用钉子钉出一个凹点，为“100000，100000，100米”，作为准备工作开始时所使用的第一个基点，以此基点开始向四周确定其他后视点及基点。
在选择用于测量的其他基点上，尽量选择视野较广、占地较高、少一些交通干扰的点，这样可以在尽量少换站的情况下，完成所测区域，减少换站所带来的误差。在软件使用上，主要使用AutoCAD制图软件及其更新版本。
第2步，组织调查人员按照之前划分的区、亚区和地块，从某一地块的地头开始，先将调查人员排成一行，人员间距为0.5米，按照同一方向，并排向前行走，边行走边采集地表上发现的遗物。采集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尽量细心，保证不遗漏一片可见标本，在发现每一块标本后，将其装入随身携带的密封袋内，装入标本后，再将密封袋置于原发现处，继续向前行走，以发现并采集新的标本。当全体调查人员在同一地块按“之”字形来回行走数趟、发现一定数量的标本之后，处于效率考虑，转入测量阶段。
采集过程中，对于明显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直接剔除；对于模棱两可的遗物，要采集，留待后期整理时再做判断。
第3步至少需要2名操作员配合完成，其中，一名操作人员守在全站仪旁操作仪器，另一名跑杆员，将标杆垂直树立在装有标本的密封袋所在位置，测量员通过对讲机报出标本编号后，并由跑杆员在密封袋上注明标本编号，编号内容包括某区某小区某地块的第几号标本，
如BI③：257即代表新砦B区路西小区第3地块内的第257个标本。测量员向跑杆员报出标本编号后，随即记录下每一标本的全站仪测出的数据，这样每一片标本就有了自己单独的一个可见于矢量化图上的坐标点。每一块地所有的标本，均从“1”开始，按自然序列编号。
全站仪操作员开始测量，之后通过对讲机告知跑杆员此标本编号。经过2010年10月底至2011年1月底将近3个月的调查，最终覆盖全部规划区域。
第4步，室内整理并分期
2011年1月开始对调查采集到的所有标本，包括石器、陶片进行室内整理，具体步骤包括：①，剔除明显不是龙山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这三个时期的残陶片和明显不是石器残片的石质残片（块）；②，清洗调查标本，并对每一标本上注明编号；③，将标本按照不同区块和不同质料，如陶片、石器残块等进行分置。④，2011年2月过完春节后，我们按照之前发掘时得出的龙山文化、新砦期以及二里头文化三期之间陶片标本的颜色、形态、纹饰的差别，把所有陶质标本分为龙山、新砦、二里头三期，之后还专赴偃师二里头遗址，观摩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特征，将新砦遗址所出二里头文化的陶片再次进行了修正。
第5步，在矢量化地图上显示分期结果
对调查结果在矢量化地图上进行直观显示，主要分为两步：①，在野外调查阶段，每天通过全站仪采集并储存在仪器中的数据，必须当天输出于电脑中，以日期为单位，并与陶片标签上的区块相对应，这一过程为数据的及时输出并存储，防止了数据因误操作而产生的丢失情况，另外，全站仪中存储数据数量有限，旧的数据输出后，可以删除，以便挪出空间来留给新的数据，确保工作的有序进行。因为本次拉网式调查的方式为采集每一片所见陶片，过程不可逆，所以在采集过程中的测绘极为小心，尽力防止测绘中出现的技术和操作上的人工失误。
②，在室内整理阶段，根据整理及分期结果，对应每一片陶片上表明的号码，在电脑上对每一区块的数据进行处理，在展示不同时期陶片分布状况时，只留下某一期别需要的数据，剔除、删减掉其他期别的数据后，将该期别标本坐标点按区块展开于矢量化地图上，最终形成龙山文化、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时期三个不同时期的陶片在新砦遗址表面的分布状况矢量图，单独形成一张石器分布图，最终将生成这四幅图，并以JPG格式储存的电子图像。（图3、4、5）
新砦遗址龙山文化陶片分布图
新砦遗址新砦期陶片分布图
新砦遗址二里头文化陶片分布图
本次调查共计采集约6102片（块）标本，石器残块多为可明显辨识为石器者。
本次调查到的龙山文化、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陶片口沿标本，主要依据新砦报告之前已经划分的分期标准进行分期。另外，包括口沿及残片在内的所有采集陶片中，龙山文化陶片约560片，新砦期陶片约5120片，二里头文化陶片约354片。
二、调查结果及初步认识
我们通过调查、整理、分期以及数据成图，可以看到龙山、新砦、二里头文化这三期单独的陶片分布图以及无法划定时代的全部石器分布图。为了便于进一步分析，我们对三期的陶片分布图及石器分布图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理：以20*20的正方形网格区将调查出的所有标本区划为很多相邻区域，对每个正方形网格内所含标本数量进行分类，分为分别包含2、3以及4片以上标本的三类正方形网格，以此来表示古代人类的活动范围密集程度，包含1片标本的方格我们将之认为是后期搬运导致的，包含2片、3片、4片标本的方格随着数量的增加，表示古代人类活动区域的频繁程度的增加，分别用黄、橙、红三种不同颜色的方格显示在图上。
三期陶片分布范围上有一定的承续关联，新砦期较龙山文化的陶片分布范围和密度在原有基础上大大的扩展了，。
就每一期的分布范围与发掘出的遗迹关系来看，龙山文化时期陶片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城墙内侧；新砦期陶片分布范围已经遍布内外壕，在外壕北侧疑为两个出入口的外侧亦有大量分布，在城墙西面也可见到大面积的陶片分布，为是否与外壕向南延伸有关？为今后工作提供了线索。
• 二里头文化时期陶片数量骤减，为三期中最少者，虽然分布范围为7个区域，但普遍为少量的零星分布，不排除其中不少为后期移动的可能性。
• 二里头文化较新砦期的陶片分布范围有所承续，有些新砦期的新增区域区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还有延续，只是在密集程度上远远不及新砦期，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这里已经衰落为普通聚落。
调查出陶片的各期数量和之前发掘的三期遗迹繁荣程度大体一致，即，新砦期大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最少，但就陶片分布的范围而言，新砦期最大，二里头文化陶片分布的范围略大于龙山文化。
在三期陶片分布状况中，东北面内外壕之间、东城墙东面均出现了一大片空白的区域，究竟是何原因，是不是当时的耕地，尚待进一步的工作来解释；另外在调查中，外壕以外的大片区域，罕见这三个时期的陶片，可见古代人类的大部分活动还是集中于外壕以内的进行的。
三、启示和意义
（一）、拉网式调查在面对大型复合型遗址时，尽管是高度开发的农业区，仍有可能达到初步了解遗址范围、各时期人类活动频率的可能性，那种因后期人为搬运所致的陶片散乱分布情况，并不足以改变陶片的整体分布格局。
（二）、通过观察陶片分布状况，可以大体区分遗址的分区和布局，为确定重点勘探和发掘区域提供有益的重要线索。
（三）、相对于以往针对大型遗址的全覆盖式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全站仪等技术，使得效率和准确性大为提高，对于大型遗址的全局掌握更为准确、直观。因为是调查，故也存在其局限性，对于陶片残片的辨识得到的不同时期陶片的分布情况，仅仅是一个宏观的趋向，并不能取代勘探和发掘结果，关于聚落内部布局的探讨，最终还要依靠大面积的钻探、发掘和综合研究来解决。
因为是调查，故也存在其局限性，对于陶片残片的辨识得到的不同时期陶片的分布情况，仅仅是一个宏观的趋向，并不能取代勘探和发掘结果，关于聚落内部布局的探讨，最终还要依靠大面积的钻探、发掘和综合研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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