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日報 歐洲人用作導航的羅盤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雖然中國人對磁石指南性的認識，在戰國【韓非子】、東漢王充【論衡】中已有記載，但將它用於航海導航，大約是在11世紀末。北宋末年朱的【萍州可談】是世界上最早記載此事的著作，書中談那些往來廣州的舟師們懂地理，在海上航行時，『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甚至推測在九、十世紀的中國可能就已經在航海中應用指南針了。為了便於在航海中確定方位，人們將它置於圓盤內，圓盤上劃分刻度，於是發明了羅盤。至於它是怎樣傳到歐洲的，目前還是一個謎。從阿拉伯文獻提供的材料可知，在13世紀初，阿拉伯海員已經使用羅盤，1230年成書的波斯佚文集【故事大全】中記載了一個用指南魚探尋航道的故事。這個故事中的指南魚與沈括【夢溪筆談】中的水浮針法有類似之處。1281年，阿拉伯人的【商人寶鑑】問世，書中說從埃及亞歷山大城到印度洋的水手都懂得將磁針安置在浮於水面的木片上，用來辨別航向，又提及用磁鐵製成魚形投入海中，以指南針的頭尾指示南北。顯然，這些方面都顯示出他們曾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絲綢之路：中西文化的雙贏格局
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其實早在漢代張騫『鑿空』西域之前已經長期存在。否則，張騫就不會在月氏(阿富汗北部)的市面上發現邛杖和蜀布。但是，官方中西交流渠道開通之後，中國歷代政府為維護這條東西文化與經濟交流的大動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據【史記】記載，漢代派往各國的官方使者，『相望於道』。出使西域的團隊大者數百，少者亦有百餘人，所帶漢地絲綢物品比博望侯(張騫以功被封為博望侯)時還多。這樣的使團，每年多的要派十幾個，少的也有五、六個。使者們攜帶大批絲綢物品出境，又從遠方帶回各種珍奇物品，形成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高潮。漢代為了保護絲綢之路，在河西地區設置了張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在西域地區則設置西域校尉進行管理。唐太宗曾經力排眾議，在今天的吐魯番地區設置西州，加強管理，為絲綢之路的暢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平交流提供了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和平的文化交流，從來都會創造一種互動的雙贏格局。以中國外銷絲綢瓷器為例，就出現了一種中外文化雙向互動的現象。考古發現了許多帶有異域裝飾圖案的中國絲綢織品和瓷器製品，有一部分是作為外來的新的『胡風』時尚供應中國本土市場，更多的是作為外銷商品，迎合西方買主而生產的。中國外銷絲綢中最典型的異域圖案是薩珊式聯珠對獸對鳥紋，如吐魯番阿斯塔那東晉昇平十一年(367)墓出土的一雙手工編織履，履面上有對獅紋，並織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長』的漢字，明顯是專為外銷而生產的。阿斯塔那所出的6世紀中葉以後的織錦中，漢錦紋飾幾乎趨於消失，被聯珠、對禽、對獸紋所取代，如18號隋墓出土的一件對駝紋織錦織有漢字『胡王』，更說明它是中國制的薩姍式圖案外銷品。這些採用異域圖案的外銷絲織品，除了極少部分可能在吐魯番生產，絕大多數應產自內地，特別是當時絲織業最發達的四川地區。如阿斯塔那發現的一件龍紋綺上留有墨筆題記，說明是唐景雲元年(710)『雙流縣』(今四川成都近郊)織造。外銷織物中除聯珠、對獸、對禽紋圖案外，還有蓮花、忍冬、迦陵頻迦(雙手合十或持花作供養狀的人面鳥形象)圖案，大概是專為外銷中亞佛教地區而制。瓷器在唐中後期成為另一大宗外銷品，當時的中國工匠已經懂得用西亞的式樣和裝飾圖案燒制瓷器以廣開國外銷路，如唐代長沙窯，宋元外銷瓷器以及明永樂、宣德之間的仿西亞金銀器外型的瓷器都是典型例子。這一時期外銷商品採用異域圖案的做法，同18世紀中期以後南方沿海地區為擴大歐洲市場而仿製歐式圖案的瓷器和繪畫一樣，雖說主要是供外銷，但異域風格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到中國本土藝術。
（清華大學歷史系 張國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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