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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亞太] 孙兴杰:朝鲜行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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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治 發表於 2012-4-9 00:0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联合早报
   
  ● 孙兴杰
  朝鲜放卫星,成为近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焦点所在,美日韩都在紧锣密鼓地布置拦截计划,在很多人眼中,这不过是朝鲜的又一次“讹诈”行为,就像天会下雨一样见怪不怪。自朝鲜在90年代开始核计划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都一次又一次被朝鲜“调度”,甚至戏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反思朝鲜行为根源的时刻了,否则,朝鲜导演的一幕幕闹剧还将继续下去。
政治伦理?信念与责任的错位
  乔治・凯南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中揭示出苏联有一种植根于历史深处的不安全感,所以苏联奉行以攻为守,以扩张换安全的战略。同样,也由于有一种源于地缘政治的不安全感,丰臣秀吉曾经两度入侵朝鲜,近代以来,朝鲜更是大国争夺的焦点。外敌入侵的历史经验已经凝结成为朝鲜自卫的潜意识。
  仅仅如此,不足以解释朝美协定墨迹未干时,朝鲜就宣布发射卫星。朝鲜官方的理由是迎接金日成百年诞辰,开启朝鲜强盛大国之门,在外人看来,这种说辞很可笑,为了纪念已故的领导人的生日,而耗费数以万计人民的口粮,这是典型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做法。单纯从物质利益来考虑,无法理解朝鲜的种种非理性做法,需从国家伦理或心理的角度予以理解。
  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两种政治伦理:一种是基于激情的信念伦理,一种是基于结果的责任伦理。这两种伦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刻矛盾,但是一种均衡有序的政治应该是两种伦理的合体。目前朝鲜的政治伦理还集中于信念伦理,或者说是绝对伦理,在这种政治伦理指引之下,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不计后果的,比如说,朝鲜会在今年举行诸多纪念金日成的活动,发射卫星就是其中标志性的活动。对已故领袖的爱便是发射卫星的纯洁而理所当然的理由,无论外人是否相信,至少朝鲜人相信。
  信念伦理会激发政治的热情与激情,甚至是战争的狂热,而当激情消退之后,政治就归于平庸和琐碎,昔日的英雄就会成为政治市侩或者投机者。朝鲜以革命家金日成起家,革命动员或者革命想象一直是朝鲜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金正日已经成为朝鲜的政治符号,朝鲜的诸种行为就是在巩固与强化这一政治符号。在经历了两次接班之后,朝鲜已经成功地将革命的信念转变为对金氏家族的热爱与想象。换句话说,金正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革命者,更是道德完满的神,所以,朝鲜的意识形态动员与灌输的内容已经从神化一个人变成神圣化一个家族。
  然而,即便一个革命家,也需要追随者,需要一架由人构成的机器,需要不断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奖赏。金正日的“先军政治”是在奖励军队,提振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此外,还有一种外部威胁的想象,比如美帝,唯有迫近的外部威胁才能造成国内的团结,证明军队的重要性。外部威胁的想象何尝不是对军队的一种奖励呢?
  韦伯有言:“情绪高昂的革命精神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因袭成规的日常琐务。”从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的转变是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朝鲜则一直试图阻挡这种政治伦理的转换,最终也是作茧自缚。在神化领袖的同时也受到了神正论的质疑,在进行精明的外交算计的同时也被国内政治绑架。
  从责任伦理而言,放射卫星是一件有弊无利的事情,但是从信念伦理而言,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权力资源的错配
  国家是一种权力的容器,而这个容器中暴力慢慢退隐幕后,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国家内部的绥靖,以致于垄断暴力工具通常仅是统治者用以维持其“统治”的间接资源。国家是一种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四种不同权力资源组合而成的网络,权力资源的不同配置决定了国家的结构与功能。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图钉的话,经济与意识形态这两种弥散性的权力资源应该集中于钉帽的位置,而政治权力属于中协调性的权力,应该处于钉轴;而军事权力是一种即时性、强制性的权力处于钉针的位置。这样的国家权力结构能够保持均衡与稳定,比较成熟的国家权力结构大抵如此。
  朝鲜国家中的权力面临着错配与畸变,经济权力处于弱势,而军事与意识形态权力无序膨胀,政治协调功能萎缩。金正日执政期间,“先军政治”使得军人集团快速崛起,国防委员会取代劳动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结构,政党政治让位于军人政治。朝鲜核试验、军事演习等一些具有挑衅性的行为背后是军人集团的膨胀,大量的资源被锁定于军事领域。
  政治权力为意识形态动员所挟持,政治本是妥协、博弈的过程,“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并没有对错之分,而意识形态则以真理的名义实施压制,消除异己声音。
  现代国家中市场网络是一种基础性、弥散性与渗透性的权力,是财富的组织、生产的过程,没有市场体系的运转,国家便失去了物质的基石。朝鲜之所以依赖于中国、美国的外部援助,根源在于市场的不发达,财富创造能力有限,而军事机器膨胀汲取了过量的资源,造成国家财富的衰竭。如果没有外部援助,朝鲜既有的权力网络便难以为继,以核武器来讹诈大国,换取食品、能源,是朝鲜国家权力资源错配与畸变的必然结果。
  唯有矫正朝鲜国家权力资源的错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朝鲜种种非理性行为,消除朝鲜“牵制”大国的动机,拆除东北亚地区安全危机的引信。
作者系日本亚太政经调研中心海外研究员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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