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联合早报
根据定义，结构性改变是具创新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复制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来受益。根据成功国家的经验，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维持8％的年增长率（或更高）长达数十年，并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政策框架，让私营企业可以配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在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享有后来者的优势。
在工业革命前，世界各国人均收入相当。但工业革命后，各国命运急速改变，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迅速统治世界。近些年――即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形势再次改变已经很清楚了。在2000年前，七大工业国（G7）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今天，中国和一些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增长的领头羊。
然而，尽管人们在谈论亚洲的崛起，在过去几十年中，只有少数的东亚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此外，从1950至2008年间，世界上只有28个经济体――其中只有12个非西方经济体――能够以10个百分点或者更快的速度缩小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与此同时，150多个国家被困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状态中。缩小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依然是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战后的后殖民时期，主流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结构主义模式（structuralism）：目标是把贫困国家的产业结构改变得与高收入国家的相似。一般上，结构主义者会建议政府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来克服“市场失灵”。我称这为“发展经济学1.0”。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取得了初期的投资导向型成功，紧随其后的却是重复的危机和停滞。
接着，对发展的观点转变成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私有化、自由化及稳定化把发达国家已建立起来的理想化市场体系推介到发展中国家，我称这为“发展经济学2.0”。华盛顿共识改革的结果最多也只能说是具争议性，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20世纪80、90年代描述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的数十年”。
鉴于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双边捐助者和全球发展群体越来越关注教育和卫生项目，这既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也是为了带来经济增长。但是提供这些协助的程序却不尽人意，所以焦点转移到促进这些项目的绩效。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等麻省理工学院贫穷行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率先对此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sed controlled experiments）。
我称这为“发展经济学2.5”。从北非的经验来看，人们的教育程度在旧体制下大幅提高，但这却没能促进经济发展，也没能给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因此，这种发展策略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工业化的东亚及其他经济体，并没有采取进口替代策略。相反的，它们追求出口导向型增长。同样的，毛里求斯、中国和越南并没有实施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快速自由化（所谓的“休克疗法”），他们选择了一种双轨渐进的方式（但根据各种管理指标却一直表现很差）。
按教育、卫生、缓解贫困和其他人类发展指标来看，这两组国家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都没有使用随机控制实验来设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项目。
如今，我们需要的是“发展经济学3.0”。我认为，从了解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到促使其改变的过程如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要记住，亚当斯密将其巨著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同样的，发展经济学应该建立在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上，也就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的研究。
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关注，是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表现较好的方面（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和管理方式）；或者是从人道主义立场来看很重要，但却不直接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领域（卫生和教育）。
在《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一书中，我建议根据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先天条件，将焦点转向它们可以有良好表现的领域（它们的相对优势）。让有力的结构性变化从那里开始，成功将进一步孕育成功。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国家的最佳产业结构――所有的产业都符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并在国内与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是由它的先天结构决定的。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需要激励国内的企业，让它们的投资选择与国家的竞争优势相互一致。
如果国家的企业能够这样做，那其经济将会具有竞争力，资本将会迅速积累，先天结构将会改变，有相对竞争优势的领域将会转化，经济也会需要提升其产业结构到一个相对较高水平的资本密集度。所以，成功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多元化需要先行者，而且需要技能、物流、交通、融资渠道的提升及其他各种改变，其中很多都超出了先行者的能力。政府需要提供足够的奖励措施来鼓励先行者，而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必要的改进措施或协调公司在那些领域的投资。
根据定义，结构性改变是具创新性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复制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来受益。根据成功国家的经验，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可能维持8％的年增长率（或更高）长达数十年，并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国家。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政策框架，让私营企业可以配合国家的相对优势，在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享有后来者的优势。
作者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
英文原题：Developmen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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