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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春秋 这一政策在湖北、陕西均得到贯彻，樊增祥说：“今之少年，稍猎洋书，辄拾报章余唾，生造字眼，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实则西儒何曾有此，不过绎手陋妄，造作而成。而新进无知，以为文中著此等新语，即是识时务之俊杰。于是通场之中，人人如此；毕生所作，篇篇如此。”针对这一倾向，“去年鄂闱，端中丞详加戒谕，如改良、起点、反影、特色之属，概不准阑入卷端”。同年陕西“大学堂稽课卷，因榜首用文明、野蛮字，经本司严批痛斥。近南郑禀牍，用起点字，又经抚宪切责”。然似未能扭转风气，次年陕西学律馆一游姓令即在其课卷中“自鸣得意，以起点二字示其学有本原”。樊氏以为此实“吾辈之耻”，“誓以天帚扫此垢污”；并警告说，“以后凡有沿用此等不根字眼者，本司必奋笔详参，决无宽贷”。有意思的是，此卷虽被樊氏“特置榜末示儆”，却曾是“幕友原取第一”，可见当时不少人确以此为“学有本原”而识时务（注：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课卷》，《樊山政书》卷6，24-25页。按此“鄂闱”若为乡试，端方任鄂抚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间，乡试仅光绪二十九年一次，是此文应作于光绪三十年。）。
民间的国粹学派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不过邓实起初认为诗文比名词更重要。与其他人一样，邓实也承认中国“凡百政法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此其特异之性质，固自其土地山川风俗民质历史政教所陶铸而来者也。不自保其特美之性质，则国失其精神，而国非其国，凡百作为，举无幸焉。能独立而保存之，则异族之能亡者，不过亡吾国之名词，其立国之精神固未尝亡也。精神不亡，则国魂必有复苏之一日。”（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175页。）邓实此文用了不少学部《纲要》不欣赏的新名词（“国魂”即其一），多少也有些“文字务求怪异”的意味，然其关怀和忧虑，却与学部相当接近。
这里其实还隐伏着中国传统学问的内在差异，邓实生长于上海，青年时返广东从简朝亮学；以乾嘉朴学之正统言，其受学大体已在“礼失求诸野”的范围内，所以他能认为“文藻”重于“名词”。对希望由训诂以见道的正宗清代汉学家说来，恐怕“名词”远更重要。不过，在西潮冲击之下，所有中学的派别门类在一定程度上渐成同盟（此过程甚长，直到北伐乃至“九一八”之后才最终确立，详另文），且“语言文字”这一清季开始流行的词汇也具有兼容“文藻”与“名词”（及其所代表的两派）之功能，故“文体”得以成为不同学术背景的士人之共同关注点。
到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其《略例》即曰：“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今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注：《国粹学报》1年1期。）明确将“东瀛文体”作为该刊打击的对象，此后这一宗旨成为该刊一个特色，类似的言论时常可见。颇受《国粹学报》影响的青年钱玄同在1906年便认为“东洋文体粗率之书实不足观，且亦无甚道理”（注：钱玄同日记，1906年3月29日，转引自杨天石《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990页。）。
四川总督锡良和学政郑沅注意到，因“风会所趋，少年学子，本原未裕，竞思捷获，掇拾一二外国名词，自命新学，蔑视经史；而有识之徒，或发愤为保存国粹之说。昔也汉宋，今也新旧，叠成聚讼”（注：四川总督锡良、学政郑沅：“添设致用学堂以广儒效而豫师资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四，《光绪朝朱批奏折》105辑，中华书局，1985年，731页。本条资料承徐跃先生提供，谨此致谢。）。不久高凤谦也观察到，“今之言保存国粹者，大抵有积极消极二主义。其持消极主义者，曰禁用新名词以绝莠言也；其持积极主义者，曰设立存古学堂以保旧学也”（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高凤谦《论保存国粹》，载《教育杂志》1年7期（宣统元年六月），547-548页。）。双方所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然对这一新旧之争的态度却不甚同。
锡良和郑沅主张通过读经来保存国粹，然亦不排斥新学。而高氏更主张，“今之所谓新名词，大抵出于翻译，或径用东邻之成语，其I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但又不能一切摒弃不用。世界既然不断变迁，新事物就不断出现，“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其实“新旧二字，本对待之词，其界说孰能从而画之”？从十三经到《康熙字典》，所用之字从五千余发展到四万余，后之所增者皆经传未见之“新”字，历代都在使用。而且，像“可汗”这样的外来名词也早已为文人所习见。“世界交通，文明互换，外来之事物苟有益于我国者，既不能拒绝之”，又何必“计较于区区之名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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