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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2到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国博最早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而考古机构的设立则始自1950年代。从1980年代开始，国博考古部迎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到1990年代已成为集田野、水下、航空与遥感考古为一体的综合考古机构。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国力强盛带来了文博事业的兴旺繁荣，国博的田野考古工作也迈入了新纪元。经过新、老学者的共同努力，与相关的考古科研单位合作，我们以强烈的课题意识先后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开展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工作。其中，围绕多种学术目的而开展的区域考古调查成为我们近年科研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特色，这包括多个以“全覆盖”方法实施的区域系统调查项目；此外，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近些年我们还主持或参与了几处重要遗址的发掘，这些发掘关涉到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早期秦文化、秦汉时期的宗教祭祀等方面的重大课题。这些与各兄弟单位合作开展的科研项目除个别已结项，绝大多数还在进行之中。为了对以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做出初步的总结，以便更好地开展未来的工作，今年8月上旬，我们邀请一些合作单位及主管部门的专家、领导（主要来自各省考古研究所和部分省份的文物局）共同召开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合作项目研讨会”。会上首先由国博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科研人员就各自参与的项目总结汇报，然后请与会的领导、专家进行点评或发表建议。下面就各合作项目的内容进行概要的介绍，并将有关领导、专家的发言简介于后。（戴向明）
晋西南聚落考古与绛县周家庄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从2003年到2006年，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为实施“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课题，在山西运城盆地东部完成了涉及5个县（区）、总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的全覆盖式区域系统调查（见《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对该地区新石器到早期青铜时代聚落变化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变迁取得了系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自2007年开始，我们选择绛县周家庄遗址进行了连续的勘探与发掘。周家庄遗址总面积500余万平方米，含有多个时期的古代遗存，其中龙山时代遗存分布约450万平方米，是迄今已知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经初步的工作，首先确认该遗址存在一处龙山时期大型环壕，环壕内面积达300万平方米。最近两年我们选择位于遗址中东部的一处龙山时代的居址和墓地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总面积2600余平方米。发现白灰地面房子20余座，陶窑近10座，另外还有很多的窖穴和大型取土坑，这些构成了龙山时代较早时期的一处居址，而此处居址应与烧制陶器有密切关系。龙山时代较晚时期这里变成了一片墓地，已揭露出墓葬近300座，除成人竖穴土坑墓，还有百余座的儿童瓮棺葬；按规模这些墓可分大、中、小几种，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异；从空间布局看这些墓还可分成不同的墓群，当是不同社会组织单位在墓地中的体现。周家庄此处排列有序、规模大而又保存较完整的墓地的揭露，为研究当时大型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儿童死亡率与人口构成情况、社会等级分化、祭祀礼仪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于研究晋南乃至整个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丧葬制度和社会发展状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戴向明 田 伟）
山西忻州滹沱河上游区域考古调查
滹沱河上游区域调查计划立项于2006年，课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专项经费的支持。现已完成滹沱河上游北部（即忻定盆地北部，包括繁峙、代县、原平三县）的全部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并且第一期的调查报告已经正式出版。滹沱河上游南部已完成忻州市区（忻府区）的绝大部分野外踏查工作，资料整理等后续工作也已展开。滹沱河上游北部共完成调查面积2263平方公里（投影面积），南部已完成调查面积七百多平方公里，南北合计近3000平方公里。在滹沱河上游北部共发现先秦时期的遗址363处，远远超出过去所有的发现。滹沱河上游区域调查立足于基础材料的收集，强调做好、做细每一“点”的信息，为此，事先设计有专门的数据库来支持相关的调查信息。通过地形图的叠加，最后进行聚落或遗址的划分，最终为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提供全面、系统的资料。过去，滹沱河上游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只有少量发掘和调查，从文化谱系到文化面貌的认识等多方面都有很多空白，此次调查基本摸清了该地区整个先秦时期的文化序列、不同时期文化面貌及各个时期聚落的发展演变特点，为下一步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基础资料。需要说明的是，每年野外踏查工作结束后，我们都会利用不少于一周的时间对一些重要遗迹现象进行复查，并进行土样采集。目前已采集土样近200个，尽管样品分析并未全部结束，但从实验室已分析的部分样品来看，还是有很多重要发现的，比如有龙山时期水稻、大麦、小麦，这些发现都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王力之）
山东滕州薛河流域考古调查
薛河流域考古调查是国博田野考古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的一项区域系统考古调查项目。薛河流域是山东省古遗址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流域内的北辛、前掌大和薛故城遗址更是远近闻名。经过三个季度的工作，我们覆盖了薛河中上游240平方公里的区域，发现了比较明确的遗址150处左右，其年代包涵了后李文化时期、北辛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岳石文化时期、商代、西周、东周和汉代9个阶段。通过本项调查，我们发现了一批新的遗址，并对以往发现的很多遗址的范围、内涵、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如杜家堂遗址是鲁南地区首次发现的后李文化时期遗址，大韩村遗址是本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处超大型聚落等。通过本次调查，我们也对薛河流域古遗址的聚落形态及其变迁有了详细的了解，大体来说，薛河流域主要遗址沿河分布的格局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大韩村、前掌大、东江、薛故城等大型聚落的出现都与外族进入或其他政治活动有关。此外，我们还对流域内古地貌、古河道的变迁及其对古代遗址分布造成的影响作了考察。（郭明建）
安徽马鞍山姑溪河流域先秦聚落考古调查
从2008年冬季开始，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选择马鞍山市当涂县境内的姑溪河及石臼湖流域进行区域系统调查，截至2012年初，田野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姑溪河长约23.4公里，东连石臼湖，西接长江。当涂县地处长江中下游河湖交汇地区，境内以平原为主，还有起伏不平的台地、低山丘陵区。本课题的研究目标一是要摸索一套适合江南区域系统调查的方法，二是初步廓清本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文化发展序列，通过各时期聚落数量、规模、分布规律等来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结构，了解本地区在长江中下游之间、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经过三个季度的调查，覆盖范围约550平方公里，实际调查面积约430平方公里。发现先秦时期的遗址92处，零散地点25处。调查的聚落时代涵盖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时期、广富林文化时期、湖熟文化时期以及西周至春秋末期，几乎每个遗址都含有至少两个时期的聚落，甚至有些遗址仍是现代村落所在。聚落均在河流交汇处分布密集，姑溪河干流处较少，零星几处也是依托孤立的残丘。我们总结该区域聚落分布的特点为：依山近水，低地筑台，聚群而居，长期沿用。目前资料还在整理之中，各时期聚落的演变还有待后期的研究。（庄丽娜）
河南淇河下游地区考古调查
淇河源于晋东南，入豫后主要流经鹤壁境内，在淇县淇门入卫河，全长161公里。下游地区是指淇河流出山地后注入卫河的这一区域。本项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联合，2008年开始筹备并实施。项目的设立是因为2005年在鹤壁刘庄发现大规模先商文化墓地，这是自1979年先商文化命名以来的重大突破。据以往经验推测此区域应该有大规模居住址与墓地相对应。另外本地区的工作在考古学史上地位也很重要，包括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1932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调查发掘大赉店、辛村遗址，郭宝钧先生发掘辛村西周-春秋早期卫国国君及其夫人的墓葬，还有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工作，包括本次区域调查均在学术史的考察之列。我们把该区域的工作分成不同时段，考察当时学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通行的方法，结论中所显现的考古学方法的有效性及其局限性。本次工作主旨是通过全覆盖式考古调查、资料采集和记录来搞清先商文化的分布情况。从2009年春季至2011年秋季，我们分三次完成了全覆盖式区域系统调查，据地形的变化调查者间隔30-50米拉网式前进，对所选区域进行遗物采集、记录地理坐标。遗物在年代上分裴李岗、后冈一期、大司空类型、龙山、先商、早商、晚商、西周、东周和汉代等十个阶段。调查覆盖500平方公里，采集点2000余个。今后需要在调查基础上对重要地点进行复查和试掘，其中对与刘庄墓地相对应的夏庄和王庄居住址有必要进行全部揭露，来探讨刘庄墓地东区与西一、西二区间不论是由于时间还是不同族团关系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否在生活遗址中有所体现的问题。（王 睿）
甘肃东部早期秦文化的探索
早期秦文化指西周-春秋早期（公元前677年德公居雍以前）的秦文化。在以往工作基础上，为深入探索早期秦文化的渊源、特点等诸多问题，从2004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联合组成课题组，启动了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2004年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确认出早期秦文化遗址三个中心分布区。2005年调查、钻探和发掘了礼县县城附近的西山早期秦文化遗址，同时还发掘了其对面的鸾亭山汉代皇家祭天遗址。在西山发现面积近10万平方米的城址一座，年代不晚于春秋早期，并揭露出西周到春秋早期的一批墓葬、动物坑等重要遗迹。2006-2007年重点调查、钻探和发掘了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发现一座面积约55万平方米的早期秦文化城址、26处夯土建筑基址、400余座中小墓葬、一处祭祀遗迹（包括“乐器坑”1座、“人祭坑”4座），以及多种丰富的文化遗存，年代主要为春秋早期。2005、2008年对渭河上游支流牛头河流域展开了调查。2006-2010年发掘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该墓地虽不属于早期秦文化，但与晚期秦文化关系密切。2009-2011年重点调查、发掘清水县城附近的李崖遗址，主要发现是19座西周时期墓葬，其中出有商式风格陶器的秦人墓与出有寺洼文化陶器的墓葬共存，对探讨秦族、秦文化来源，以及西周时期的秦、戎关系均有重大的学术意义。2012年又对甘谷毛家坪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现已在沟东区钻探出近400座周代秦墓，目前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梁 云 游富祥）
陕西关中秦汉离宫别馆遗址调查
陕西关中是秦汉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营建了大量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当时的八百里秦川，离宫别馆弥山跨谷、星罗棋布。2008年10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发起的关中地区秦汉时期离宫别馆考古调查项目，旨在摸清那些久已消失的秦汉离宫别馆遗址的数量和分布，确定具体遗址的年代、规模、结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秦汉宫室苑囿建筑艺术以及相关礼制思想。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我们将关中分为宝鸡地区、西安咸阳地区、渭南铜川地区三个区域分阶段进行考古调查。迄今为止田野工作已基本完成，共调查关中秦汉时期各类遗址288处，其中离宫别馆遗址74处，数量较以前大为增加。通过调查，我们认识到关中地区秦汉离宫别馆从北向南有三条分布带，分别沿北山南侧、渭河两岸、南山北侧呈带状东西向分布，大多数离宫别馆位于交通要道两侧。同时我们还调查了与离宫别馆相关的秦汉县治、交通、军事、祭祀等遗址，有利于作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游富祥 张晓磊）
山东“八主祠”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八主”指“天”“地”“兵”“日”“月”“阴”“阳”“四时”八种祭祀对象，均分布在山东半岛。“八主”祭祀在秦皇汉武时期，皇帝“过则祠，不过则已”，到汉成帝至王莽改制时期被正式从国家祀典中废止。“八主”祭祀虽然在历史上存续的时间很短，但它是秦汉时期国家政体由血缘制向地缘制转变与确立的关键时期，国家宗教随之由以祖先祭祀为主导变更为祖先祭祀与郊祀制并行的思想基石。在此认识基础上，本项目考古工作的实施与文献、思想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本项目由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0年春季开始联合实施，田野考古工作的主导方针是把史前聚落考古的概念和方法尝试性地应用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在秦汉时期，作为皇帝亲祠的祭祀地点需要它们依附于周围的大型聚落即城市来保障供给；同时，祭祀的实施需要整套的设施，它的遗址形式是组合而不是单一型遗址。首先我们依据文献中的线索来查寻“八主”的具体遗址，再以之为中心通过田野调查来寻找它与其附近的大聚落的关系。我们现在能确定的遗址有“天主”“日主”“月主”“阳主”“阴主”“四时主”，它们都附属于周围的大遗址，“天主”与齐国都城临淄、“日主”与不夜城、“月主”与归城、“四时主”与琅琊郡、“阴主”与曲城相关联，“阳主”遗址附近也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汉代遗址。从目前情况看，上述遗址破坏严重，尚有工作价值的有“月主”“日主”“四时主”，我们对前两个遗址按照组合遗址的形式进行了清理和发掘。从已取得的成果来看，目前对于“八主”祭祀起源的时间问题已有初步认识，很多祭祀地点早在成为“八主”祭祀地之前就已被使用。从文献和思想史方面来考察，“八主”成为一种体系化的祭祀对象是在战国晚期，它是在宇宙论思想背景之下，对山东半岛上诸国的原有祭祀地点重新整合的产物。（王 睿）
江苏连云港孔望山遗址的勘查与研究
本项目是由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南京博物院、连云港文管会、连云港博物馆联合实施完成的，已有《连云港孔望山》报告出版。2000年开始田野工作，2006年完成了报告的初稿，2010年初报告出版。连云港孔望山遗址包括石刻遗迹和建筑遗址两种，它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是1980年史树青先生发现摩崖造像中有涅像并认定为东汉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了与石刻遗迹相匹配的建筑基址，并对整个遗址的年代和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孔望山摩崖造像上的个像或图像组合在服饰或构图上均可以在汉代的图像中找到祖本，持年代为魏晋以降观点者主要是因为涅像与以前所发现的涅像发展轨迹相违背，但孔望山涅像构图上主要是来自犍陀罗粉本，并非是以前所认定的是根据当时流行佛教经文创作而成。位于山顶的杯盘刻石和承露盘不仅在器物形制上可以与东汉晚期的常见器物进行比对，还符合当时修炼成仙的社会思潮。石象、石蟾蜍等是作为描绘仙界的符号而出现于此的。孔望山遗址是一个发展完备的道教遗址，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是社会生活中宗教材料的遗留。我们以前研究早期佛教、道教所依据的材料多来自墓葬，而宗教材料从社会生活转化为丧葬用品的过程中，材料被赋予的意义会发生改变。在以往的道教研究中，我们已经习惯用佛教的宗教标准来研究魏晋以降的道教仪轨，孔望山遗址揭示出道教早在东汉晚期已经具备完整形态，只是与我们所预想的迥异而已。（王 睿）
专家点评与建议
此次会议共有各合作省份的20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就各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和我们的工作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并对以后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各省代表发言的主要有陕西焦南峰、山西白雪冰和范文谦、山东兰玉富、江苏王奇志、安徽宫希成和吴卫红、河南韩朝会等诸位先生。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的信立祥、杨林先生也发表了意见。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将每位的发言一一列出，只能撮要概述如下。另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张威先生莅临本次会议，并做了总结发言，下面亦将发言要点撮录于后。
对于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工作、各项目及总体的科研成果，大家点评要点如下：1.国博有一个很好的考古研究团队，人数虽不多，但工作质量高，作风扎实，治学严谨，取得了突出成果。2.国博考古同仁秉承老一辈严谨作风，追踪学术前沿，虽没有与国外合作，但吸收了国外考古的先进方法并加以创新；研究领域上有很大的扩展，但同时又能抓住核心，做到点面结合；不但能够持之以恒，而且成果的发表也很快。3.与大的考古科研单位相比，所做项目虽然不多，但在课题设计上却颇具匠心，从新石器一直到秦汉考古，从几个专项考古发掘到多处区域系统调查项目，在考古研究的布局上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4.每个项目都有很强的课题意识，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很多项目在技术和方法、研究方向与研究理念上较为先进，在国内具有领先性，尤其是区域系统调查，是国博学者在吸取国外先进理念基础上自己实施的本土化的工作。5.很多课题具有学术前沿性，如周家庄遗址非常重要，这个时期墓葬的等级分化和分组现象，为中国古代墓葬等级及陵墓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早期秦文化的探索由五家单位合作开展了七、八年，其重要性自不必说；孔望山、“八主祠”项目以物为基础，研究当时社会与人，是对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很好例证。6.跟地方合作，国博考古部强调实现多方共赢，得到了普遍的理解、支持和欢迎；尤其青年人通过多家合作，可以互相吸收各自的优点，迅速地成长，这样的传统还要继续发扬。
对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大家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因主要牵涉各自的具体项目，篇幅所限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与会人员都表示，今后各相关单位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互相促进、共同成长，力争取得更多的成果。会议主持人戴向明表示，以上这些积极的评价是对我们国博近10年来田野考古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必将成为我们加倍努力、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的强大动力；我们将积极吸取各位领导、专家的建议，充满真诚地加强与各兄弟单位的合作交流，为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另外，在此我们国博考古人也向多年来支持、帮助我们的各合作单位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专家和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谢！（会务组根据录音整理）
张威副馆长总结
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而且合作的意向表达得很充分，会议召开得很成功，我们深受鼓舞。各位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考古部今后工作的规划会起到非常重要和深远的作用。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过去前辈所奠定的基础之上逐步推进的。国家博物馆组建之后，定位很明确，考古是它的一项重要的职责。我们考古部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充分说明我们的队伍在考古学界有它的一席之地。作为国家博物馆的考古部门，活动范围受到一定的局限，但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特别是有各地的支持，我们这支队伍跟考古学界各位同仁还是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了。刚才老主任信立祥也很高兴地表示，我们占领了学术前沿，我们的年轻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能有今天这种局面，我们既受鼓舞，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今后的合作还要继续推进下去，争取更好的成绩。我们考古部是一个纯学术业务部门，没有繁重的基建考古的任务，不受临时性任务的限制，可以做一些有方向性的、大的课题，这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由于我们是馆里的一个职能部门，所以在经费上是有保障的。同时我们注重人才队伍的培养，每年都会进新人，都是各个大学考古专业的硕士、博士等高学历的人才；队伍的年龄结构也很合理，从年轻的到中年的，直到信老师这样的老先生都还在继续工作；在知识结构上，从新石器到商周到战国秦汉各方向都有，力量也都比较强。此外，我们在搞多学科合作研究方面上也比较有优势。大家都知道在航空与遥感考古方面我们处于领先的地位，这样在一些大遗址保护、大范围的区域研究上我们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我们馆本身在文物科技保护方面也有长处。这样，综合这几方面的优势，在今后的合作中，我们还有更大的空间。今天这个会，我很感谢大家给予我们的肯定，也特别感谢各地对我们工作给予的宝贵支持。我自己在山西也做过五年田野考古，后来才做水下考古，是当年在俞伟超先生的带领下一起拼搏出来的。我们在俞先生奠定的基础上，跟各地一直保持融洽的合作关系，这是我们考古部的一个优良传统。希望今后继续发扬光大这个传统，更加密切我们之间多方面的合作。
（《中国文物报》2012年10月26日6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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