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为《袁伟时：“王道政治”、“文化意义的中国人”和读经》 作者：袁伟时
我对蒋庆兄的独立特行非常佩服。个性不张扬是中国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大病，各领域都需要不断有人挑战常规旧习，敢想、敢说、敢笑，释放被压抑的创造精神，推动社会前进。只有在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中，21世纪的中国本土才有可能造出比尔?盖茨，造出28岁就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的小杨振宁，造出为海内外有识之士折服并足以超越老庄孔孟的思想家。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让人们习惯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极端的意见，使多数人在比较中趋于理性化，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不过，我对蒋庆兄那套主张并不信服，有若干疑虑和感想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道政治”有超越宪政的神威？
蒋兄说：“中西文化应该有主次之分，没有融合的可能。对我而言，就是要凸显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是主，西方文化是辅……王道政治是主，西方一些合理的文化价值是辅的。”“不能将宪政民主作为普世价值来谈，不是王道政治和民主政治融合的问题，还是有主次之分。”
拨开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迷雾，按蒋庆的解释：“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
其实，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中国要回到政教合一的体制，由儒教的“大儒”、“贤儒”加上血统高贵的前贤后裔集体君临天下，保留对国家一切大事的否决权和决定权，需知在三院中他们笃定支配了国体院和通儒院！不过，这样美妙的设计立即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如何确定那些“通儒”和“国体”代表的合法性。
孔子作为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弟子三千，出过一部语录，整理过编年史《春秋》，对中国教育和文化有杰出和影响深远的贡献，这没有争议。他做过为时很短的代理宰相，其政绩则人言人殊；确定无疑的是他宣布一定要砍头的五大罪中，有三条是古今有识之士侧目的言论罪（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其他两条也不过是言行有点极端而已，这些确实是为后来的专制统治开路的。即使他完美无缺吧，他的后人也可能良莠不齐。至于那些所谓历代帝王和圣贤后裔，有人沦为流氓、地痞乃至土匪、强盗，恐怕也在所难免。何况当今世界造假成风，一些文人吹捧蒋介石是文王多少世孙，连文王的墓在哪里都弄不清楚，这个DNA如何鉴定？加上号称百子千孙的文王，其后裔少说也有几百万吧，应该挑选谁来决定中国人的命运，又由谁来掌握这个挑选大权呢？
更麻烦的是：要是21世纪的中国人，深知祖先饱受思想奴役的痛苦，要思想自由，不愿再受“儒教”的奴役；或者认同血统没有高贵、低贱之分，坚信人生而平等，要做享有现代文明和宪法赋予的全部权利的公民，那可怎么办？此外，儒学是汉族文化，其他55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要按照各自的祖传标准，组织自己的“国体院”、“通儒院”，是不是也有合法性？即使是汉族，假如认同历代有识之士的指责：所谓大儒有大量假道学混迹其间，即使真正品行纯正的大儒，在现代文明面前，也往往识见浅陋，因而不卖他们的账，那又怎么办？是开除国籍还是派兵镇压？而且从先秦“儒分为八”至21世纪依然门派繁多，真假王麻子又该由谁判定？
蒋兄不惜词费，揭露民主制度之短。这不是什么新鲜见解，人们早就公开声明，民主宪政不过是最不坏的制度而已。但是，它自我更新机能较强，可以在人们的批评、监督中反复实践，反复改进，从而为国家稳定发展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可靠的制度框架。这是许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的事实。而蒋庆所设计的架构，开宗明义就以血统、教派或学派不平等为前提，更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自我吹嘘“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是人类迄今所能构想的最完善的政治”，虚假广告的气味是不是太浓了一点？
以什么为“本位”？
蒋兄高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人必须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才是“文化意义的中国人”。1935年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蒋庆的喟叹不过是这个宣言七十年后的回响。
不过，这里蕴涵着一个不能含糊的重要问题：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以文化特别是以《论语》为圭臬的儒家文化为标准，那么，汉武帝以前实行黄老政治的汉王朝的千万子民恐怕都不能算中国人；先秦反儒的墨家和黄老之徒等等更要划归化外的蛮夷了吧！陈寅恪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界定为三纲六纪，以此为标准，蒋庆似乎也很难通过忠诚审查！而在当代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信奉者……大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即汉族古代文化化育出来的，因此也不能算是中国人或“文化意义的中国人”！这是先秦以降“严华夷之辨”这个中国汉族古代文化基本原则的21世纪修订版，是禁闭中国人头脑的思想牢笼！如此荒唐的标准，除了留给蒋兄慢慢欣赏对其他人无所损益外，如果被当局采纳，大清帝国在19世纪仍然顽固坚持这个原则的愚昧、悲惨的图景必将重现。
问题的核心是：文化应该为人类和平幸福、国家富强和公民的福祉服务，还是公民应该为某种特定的文化尽忠乃至殉葬？文化前进的规律是在开放环境下，公民自愿选择，优胜劣汰，自然更新；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这个历史趋势。只有一条标准是正确的：社会进步、公民自由幸福至高无上，与此相悖的文化只能或迟或早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如何解读历史？
蒋兄对中国历史也作了独特的解读。
以古代中国来说，他认为“中国决不缺乏在人格自由精神”。“明代王阳明先生造就了一批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显然，这里玩了一个小小的诡辩术：以偏概全。任何社会都有敢于反抗主流的高人奇士，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古代中国不是举目均是俯伏在宗法专制统治者面前的臣民。这正是四书五经教育制度化的恶果。
20世纪以来，提倡儒学的方家往往有个通病：把古代思想家写在纸上的东西混同于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是明代以来，中国的专制统治发展至颠峰，社会框架僵化，自我更新机制很弱，在世界主要国家向现代转型的浪潮中，这个老大帝国步履阑珊，无力自行实现社会转型。陈寅恪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1．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真正有远见的爱国者，必定敢于正视本国文化的弱点，清醒地看到非吸收世界各国之长，改造本国落后的制度，中国就逃不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命运。在最需要吸收现代文化精华的关键时刻，从大清帝国的权贵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抗拒世界潮流，以愚昧的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蛊惑人心，阻碍历史前进，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时至21世纪，知识阶层如果不引以为戒，那就太可悲了。
这些朋友通常具有弘扬本国传统文化的高尚情怀。但他们忘记了只有像中国政府毅然参加WTO那样，在制度上勇于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经济长期繁荣、社会稳定和各民族传统文化欣欣向荣的景象才有可靠的基础。蒋庆兄的迷误在于他力图保护、弘扬那些应该送进博物馆的货色，紧紧抱住那些会危害中国社会发展的东西不放。
至于现代中国，按蒋兄的说法，“1912年以后，经典教育在国民教育中拉去了，所以现在才出现这么多问题。”如果历史可以如此简化解读，回到19世纪中国上学读的就是四书五经，开口闭口子曰、《诗》云，太平盛世就指日可待了吗？实际情况是：从袁世凯、各路军阀、孙中山、蒋介石都是传统道德的提倡者。翻翻孙中山特别是蒋介石的书，四维八德修齐治平之类的说教俯拾皆是。段祺瑞、吴佩孚不贪污腐化，私德堪称儒家楷模。走进阎锡山旧居，石柱和墙上刻满了儒家格言，而且他在山西推行的村治也是以儒家道德为教化工具的。即使那时的国民教育，也没有完全丢弃传统经书揭示的道德教育。蒋兄的指摘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
应该怎样读经？
2004年的一大新闻，是鼓吹读经的喇叭吹得整天价响。此事的是非应该放在21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这个大框架下去考察。中国应该成为自由、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是迟到百年，留待当代中国人去完成的历史重任。条件之一是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为此，世界各民族的一切优秀经典，都应该是中国人的读物。不过，蒋庆兄的主张却包含着五条失误：
第一．把中国的经典局限在儒家的狭隘框框中，连《老子》、《庄子》这样优秀的中国文化瑰宝都无缘列为经典，更不要说王充、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了。这样的眼光可取吗？
第二．21世纪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一流的文明大国，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也相应地应该是有世界眼光和素养的人。他们既是热爱自己祖国的公民，又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公民”，也就是梁启超、鲁迅一再叨念的“世界人”。为此，中国人不但应该读孔孟老庄，还应该读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在内的几千年世界文明积累下来的各民族的优秀经典。
第三．读经典不等于“读经”，后者往往以蒙昧主义的态度跪在先贤脚下，诚惶诚恐去背诵。这样只能培养出虔诚的信徒，却离现代公民越来越远。19世纪中国不少地方反对外来文化的暴行就是这样的儒家信徒干出来的，义和团则是其颠峰。即使是儿童，我们也应从小就培育他们对任何事物都要保持理性和求真的态度，反对蒙昧，才能避免这类灾难重演。让儿童成为死记硬背某种教条的机器人，不但摧残了个人性灵，也孕育了国家灾难，蒋庆兄所提倡的不求理解的读经就有走到这一步的危险。
第四．蒋庆要以国外有些学校开宗教课为榜样，要求中国回归政教合一的状态，这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他忽视了一切现代国家都不准限制思想自由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他们的公立学校是不准开设宗教课的，只有教会办的学校可以开设这类课程，但通常也只能归入选修课，不能强迫学生必修。
第五．一个成功的思想文化运动的提倡，必须审时度势，提出最切合历史前进需要的口号。中国当前最为缺乏的无疑是法治，所谓传统文化面临失传危机之类的说法都是危言耸听的假问题。19、20世纪之交到整个20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灾难有两次：义和团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它们能够得逞，都是由于没有确立法治，一些人可以趁机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只有法治能够救中国。在像中国这样没有法治传统的古老大国，最好的大众读物是法治经典。离开这个中心的面向大众的思想文化运动，其意义必然十分有限。
不过，社会在前进，蒋庆的主张看来很难被广大有现代素养的公民所接受。当记者问到他的追随者推广读经“并不怎么顺利，你怎么看？”的时候，他的答复十分有趣：“问题是这样的，中国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不成熟，他们要做民间公益事业基础不成熟，所以困难很多。不象西方公民社会有很多公益事业，很开放，成熟。西方社会有成熟社会环境、制度保障。所以他们可能出现很多资金、推广理念上的问题。中国民间社会也就这几年刚刚开始，所以比较艰难，这个没有关系，会慢慢成长。”蒋兄没有意识到，提倡“读经”，也不能不借助没有中国“主体性”而西方色彩甚浓的“公民社会”，这不是狠狠往自己脸上打了一个耳光吗？！ 2005年1月9日星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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