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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物信息网 本年度国内外环境考古研究现状
本年度，国内外在环境考古学研究方面最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1）对古代人类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动物、植物、土壤等生存环境进行复原，由点到面多层次进行综合研究。（2）对一些遗址的古自然灾害（地震、洪水）进行了研究。（3）对季风尾闾地区古气候变化与当时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4）对聚落选址、功能分化、兴废演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了讨论。（5）探讨环境对文化发展进程的作用。（6）在系统论的框架内，开展古代人地关系的综合研究。（7）新的科技手段不断被引进，原有的科技手段向更精确、更深入发展，试图在方法和理论研究方面有所深入。
另外，学者们纷纷回顾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的历程和科研成果，发表了“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分析”“环境考古研究的再思考”“检视中国环境考古的发展和成果”“考古学思想史背景下的中国环境考古学”等论文，北京大学夏正楷教授编著了《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一书，对已有的环境考古研究成果发表不同的看法。在旧石器时代环境考古研究中，袁宝印研究员在泥河湾盆地发现了130多万年前的官厅遗址，并对其进行了古地貌、古水文的复原研究。北京大学莫多闻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研究员作为首席科学家，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环境考古和古代人地关系研究”。本年度，“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人地关系研究”仍是环境考古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在相关研讨会上掀起了讨论热潮。
本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环境考古研究内容
本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从事环境考古的研究人员，通过野外地层、沉积、地貌考察，利用上一年度修缮的木炭分析实验室、孢粉分析实验室以及新建的粒度分析实验室、磁化率分析等实验室，积极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深入考古工地现场，继续在中国北方开展古代人地关系的研究工作，开展了多个遗址或区域的环境考古调查、采样、分析研究。本年度以实例研究和理论研究为重点，以都邑性遗址的古人类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与河南队、山西队的考古发掘相结合，对商代早期城址和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环境进行重建，并根据当前的研究基础，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尝试探讨了人地关系的相关理论。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建立河南现代木本和灌木树种木炭构造显微图谱，分析与鉴定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出土的木炭，重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生态环境，探讨商代早期古代先民利用木材的行为方式以及古代人类与植被的关系。（由王树芝负责）
（2）通过对山西龙山文化晚期陶寺城址环境要素的系统重建，探讨陶寺遗址的选址、规模、功能分化、资源利用、生业活动、社会发展水平、兴废过程与周边诸多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了解人类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认识人地关系演变过程和机制，探索环境在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由齐乌云负责）
（3）通过开展实例研究，总结以往研究工作，尝试探讨以文化为核心的古代人地关系新理论。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对环境的当下认知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方式，这个当下认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并非凭空产生，而且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由王辉负责）
本年度科技中心从事环境考古的研究人员，参加了中国第五届环境考古研讨会、生物考古国际研讨会、海峡两岸地貌第四纪环境研讨会、全国第十一届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进行了成果展示、学习和交流。
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两名学者，参观我所环境考古实验室，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环境考古学研究的今后努力方向
目前，一些学者认为环境考古研究成果与考古学的期待之间可能存在差距，将来我们在研究内容方面，主攻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因素的研究，认真考虑环境考古分析所需沉积样品的侵蚀、搬运、堆积、形成过程，不断寻找突破口，探索人地关系过程、机制和互动关系，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水平，缩短考古学的期待与研究成果之间的距离。
环境考古学是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研究者因精力有限，在其研究中，若有了广度，就没了深度，若有了深度，就没了广度，一人很难完成环境考古研究的方方面面。例如孢粉分析能告诉我们遗址周围及其附近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而木炭分析能告诉我们古代人类利用植物的情况。结合木炭分析和孢粉分析，可以获得遗址中古人使用的建筑、薪柴、棺木、木器的木料来源是当地植物还是外来植物的信息。环境考古研究人员之间应加强协作交流，人人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将来的工作中团结合作、精益求精、脚踏实地，共同促进环境考古学的发展。
（《中国文物报》2012年12月21日9版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齐乌云 王 辉 王树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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