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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及韩国古代史学会的邀请，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耿铁华教授和集安市博物馆孙仁杰研究员于4月10日至14日在韩国就“集安高句丽碑”等问题与韩国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4月11日（星期四）下午3点东北亚历史财团召开“新发现高句丽碑韩•中•日专家讨论会”的非公开会议，首先由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理事长金学俊致欢迎词，随后会议日程由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委员高光仪先生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孙仁杰研究员和耿铁华教授就集安高句丽的相关情况作了介绍，最后由东北亚历史财团琴京淑室长做简单总结及与会学者相互讨论。
“新发现集安高句丽碑韩•中•日专家讨论会”与会专家合影
孙仁杰研究员作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调查和拓片制作》的演讲，详细介绍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经过、集安高句丽碑的调查过程、集安高句丽碑附近的自然环境、集安高句丽碑的石材来源及集安高句丽碑的捶拓情况。集安高句丽碑的石材为花岗岩石质，通过对集安地区几处古代采石场的调查，孙仁杰研究员推测集安高句丽碑石材可能来自集安麻线河上游左岸的红星采石场（位于集安市麻线乡红星村二组）。目前已有的集安高句丽碑拓片多由集安博物馆制作，其中集安博物馆制作的拓片多由集安博物馆的保管部主任周荣顺先生制作，即周荣顺1号、2号、3号、4号、6号和7号拓本，孙仁杰研究员捶拓了5号拓片。随后聘请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汪化国、李光夫两位技师制作了汪化国、李光夫1号、2号、3号和4号拓片。此外还聘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丽群制作了拓片一张。耿铁华教授作了《集安高句丽碑的拓片制作和研究》的演讲，就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与捶拓、集安高句丽碑目前的研究情况、集安高句丽碑碑文考释等做了说明。中国国内对集安高句丽碑的研究成果如下，集文：《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4日第2版；望山：《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石碑在韩国引起强烈关注》，《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20日第1版；董峰、郭建刚：《集安高句丽碑出土纪》，《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3月20日出版）；耿铁华：《集安高句丽碑考释》，《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集安博物馆编：《集安高句丽碑》，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在《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释文140字）和《集安高句丽碑》（释文156字）的基础上，耿铁华教授发表了自己对碑文内容的释读（释文178字），通过对释文内容的研究耿铁华教授认为集安高句丽碑是好太王为先王修陵时所立的石碑之一，其年代在好太王时期。
集安高句丽碑140字释文（《中国文物报》）
集安高句丽碑156字释文（《集安高句丽碑》）
集安高句丽碑178字释文（耿铁华）
与会学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李成市教授、韩国国立文化财池炳穆课长、国立文化财考古研究室林承庆学艺研究官、韩国外语大学余昊奎教授、首尔教育大学林起焕教授（韩国古代史学会会长）、庆星大学韩圭哲教授（韩国高句丽渤海学会会长）、한밭大学孔锡龟教授、檀国大学徐荣洙教授等就集安高句丽碑相关问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讨论。此外与会学者还对韩国中央日报社最近收藏的一张集安高句丽碑拓片进行了专题讨论，多数学者认为这张拓片应是伪造的。4月12日发行的韩国《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等媒体均对此次会议进行了专题报道。
中韩学者共同考察中原郡高句丽碑
12日上午耿铁华教授和孙仁杰研究员由东北亚历史财团高光仪先生、 韩国外语大学余浩奎教授和首尔教育大学林起焕教授等陪同考察在韩国忠清北道忠州市发现的中原郡高句丽碑，并与韩国交通大学白N伍教授、国立中原文化财研究所朴j真研究室长等就中原郡高句丽碑和集安高句丽碑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下午考察团一行先后赴峨嵯山1号、2号高句丽堡垒（韩国学界通常将周长500米及其以下的高句丽哨所等山地遗址称为堡垒，周长500米以上的山地遗址成为山城）及首尔大学博物馆参观。峨嵯山1号、2号高句丽堡垒位于首尔市广津区广壮洞，2005年开始高句丽大学考古环境研究所先后对峨嵯山一〉母呔淅霰だ萁行了多次发掘，已经出版《峨嵯山第3堡垒―1次调查发掘报告书》（高丽大学考古环境研究所，2007年）一部。目前发掘的峨嵯山1号、2号高句丽堡垒城墙、马面、木栅栏、门址及城内相关设施已经基本清楚，其中峨嵯山1号堡垒城墙外面发现一周环壕遗迹，此类环壕遗迹是在韩国境内的高句丽堡垒中首次发现。堡垒内发现居住址、蓄水池、火坑、陶窑及大量高句丽时期的遗物。参观期间高丽大学考古环境研究所所长崔钟泽教授就峨嵯山1号、2号及附近高句丽堡垒情况向考察团做了详细介绍，并就韩国境内出土高句丽陶器上的刻划铭文及峨嵯山一带高句丽堡垒的分布特征等问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
中韩学者共同考察峨嵯山1号高句丽堡垒
首尔大学博物馆是韩国收藏高句丽渤海遗物较为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不但包括1945年以前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及朝鲜调查收集的许多高句丽渤器物，而且还收藏大量近年来韩国境内高句丽遗址出土的陶器、铁器、石器和炭化粮食等遗物。首尔大学博物馆学艺研究士梁时恩博士向考察团简单介绍了首尔大学收藏的高句丽渤海遗物，并就韩国境内的高句丽堡垒，如首尔九宜洞堡垒、龙马山堡垒和京畿道涟川郡无等里堡垒等出土的器物做了详细说明。
中韩学者参观首尔大学博物馆
4月13日两位中国学者出席了韩国古代史学会第131次定期发表会“新发现集安高句丽碑综合讨论”，此次会议是韩国学界继2013年2月22日韩国高句丽渤海学会等召开的“新发现高句丽碑初步看法”和4月11日东北亚历史财团召开的“新发现高句丽碑韩•中•日专家讨论会”会议之后召开的第三次与集安高句丽碑相关的学术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韩国学界及相关媒体记者人数超过200人。本次会议韩国古代史学会主办，高丽大学东亚细亚文化交流研究所等协办，大会议程如下。
“新发现集安高句丽碑综合讨论”发表者及讨论者合影
开幕式――司会：郑载润（公州大学）（09:00―09:40）
开幕词――林起焕（韩国古代史学会 会长，首尔教育大学）
中午主题发表―― 司会：郑载润（公州大学）（09:40―11:30）
1. 集安高句丽碑的释读和释文――尹龙九（仁川都市公社）
2. 集安高句丽碑的释读和文字比较――孙仁杰（中国 集安博物馆）
3. 中国出土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耿铁华（中国 通化师范学院）
4. 集安高句丽碑的构成和内容――余昊奎（韩国外语大学）
（午餐，11:30――13:00）
下午主题发表―― 司会：朴贤淑（高丽大学）（13:00―11:30）
5. 中国古代的守墓制――尹在硕（庆北大学）
6. 集安高句丽碑的特点和周围的高句丽墓葬――郑好燮（汉城大学）
7. 集安高句丽碑中出现的王陵祭祀和“祖上”认识――赵宇然（仁荷大学）
8. 通过集安高句丽碑看守墓制――李成制（东北亚历史财团）
（休息，14:40――15:00）
综合讨论――司会：卢泰敦（首尔大学） 15:00――18:00
权仁翰（成均馆大学） 朱甫暾（庆北大学） 金瑛河（成均馆大学） 林起焕（首尔教育大学）
金庆浩（成均馆大学） 姜贤淑（东国大学） 李文基（庆北大学） 赵仁成（庆熙大学）
尹龙九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碑的释读和释文》中介绍了集安高句丽碑发现及报道、碑的现状和拓片情况后，在已经发表的中韩学界释文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释文，并根据释文的内容将其分为两段。第一段为第一列至第二列，简述了高句丽的建国过程；其余部分为第二段，主要阐述了与守墓相关的情况。文章表一为《中国文物报》和《集安高句丽碑》发表的140字和156字释文，表二为韩国古代史学会“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2013年3月9日在成均馆大学建校600周年纪念馆的释文，表三为尹龙九先生的释文。附录一为集安高句丽碑第7列第5―12字的拓片，附录二详细介绍了韩国古代史学会“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2013年3月9日在成均馆大学建校600周年纪念馆的释文情况。
韩国古代史学会 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释文（尹龙九 文章）
集安高句丽碑 释文及段落区分（尹龙九）
孙仁杰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碑的释读和文字比较》中简单介绍了中国学界集安高句丽碑的发现及释读发表的140字和156字释文（《中国文物报》140字释文，《集安高句丽碑》156字释文）后，发表了自己的166字释文，在释读过程中主要参考好太王碑、中原郡碑、冉牟墓墓志、集安出土的高句丽刻划文字和平壤城刻石铭文等。根据碑文的内容孙仁杰先生将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列至第四列，第二列至第十列为第二部分，并对碑文进行了解释。第一部分阐述了树碑的理由，又可以分为三段；第二部分主要追述先圣的功绩、重申律令、铭其烟户头和违令处罚，又可以分为四段 。此外孙仁杰先生根据碑文的凿刻痕迹来看，认为碑文的凿刻方法可以分为直凿和侧凿两种，凿刻工具应是尖状铁凿，凿尖可能经过淬火处理。
集安高句丽碑166字释文（孙仁杰）
耿铁华先生在《中国出土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介绍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出土情况，探讨了集安高句丽碑的形制，并对碑文进行了释读和解释，认为集安高句丽碑是继好太王碑和中原郡高句丽碑之后发现的又一通重要的高句丽石碑，从出土地点、石碑形制、石碑字体和石碑磨损情况四个方面肯定了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
余昊奎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碑的构成和内容》中首先回顾了中国学界集安高句丽碑的调查和释读情况，发表了自己的释文及碑文的段落构成，最后对集安高句丽碑的建立时间和碑文内容进行了检讨。与《集安高句丽碑》的156字释文相比，余昊奎先生修正了其中的6个字，新释读出17个字，碑文总218个字中释读出173个字。余昊奎先生根据碑文内容将其分为两段，第一列和第二列为第一段落，叙述了高句丽的开国和王位继承；第三列至第十列为第二段落，说明了王陵的守墓烟户及其相关事项。通过对碑文内容及好太王碑为先王修墓立碑的记录研究，余昊奎先生认为集安高句丽碑是好太王根据故国壤王的戊子守墓律、遵循高句丽守墓制为历代先王陵墓建立的守墓碑之一。此外余昊奎先生认为集安高句丽碑为高句丽的建国传说和守墓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集安高句丽碑 各家释文（余昊奎 文章）
集安高句丽碑释文（余昊奎）
尹在硕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守墓制》中通过对中国古代的文献的梳理，系统整理了先秦至北朝时期守墓制的施行和陵县•园邑的管理、陵邑•园邑的管理组织和守墓人的身份。由于中国古代文献对守墓制度及不同身份墓葬守墓人的数量、来源等有详细的记录，尹在硕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守墓制度特别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一些与守墓制度相关的记录能够为集安高句丽碑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论文内容本身并没有涉及与集安高句丽碑相关的内容。尹在硕先生主要研究中国秦汉时代简帛，熟悉中国古代文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郑好燮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的特点和周围的高句丽墓葬》中首先对集安麻线沟的王陵级墓葬（JMM0626、西大墓、千秋墓、 JMM2100、 JMM2378、 JMM2381）的特征、出土遗物和墓主人等做了说明，随后对集安高句丽碑的特点和原来位置进行了推测。通过碑文中的“烟户^”、平壤城刻石中“百^”及与“烟户”相关守墓相关制度的分析，认为集安高句丽碑是好太王时期明确守墓制度、禁止买卖烟户的教令碑。根据集安高句丽碑出土情况及附近地貌等推测集安高句丽碑原来应位于麻线河西侧道路附近的山丘地带。
赵宇然先生在《集安高句丽碑中出现的王陵祭祀和“祖上”认识》对集安高句丽碑的特征、王陵的管理和祖上祭祀的某些方面、王权的强化理论和祖上认识等进行了检讨。在说明集安高句丽碑的特征时，赵宇然先生首先将东亚地区的石碑按其立碑目的分为五类，其中第五类为墓碑、功德碑和记事碑等。根据集安高句丽碑的内容特别是出现的规定守墓制度相关的一系列记录等认为集安高句丽碑应是“高句丽守墓文告碑”（或诏命碑、守墓教令碑），根据其发现地点来看应称其为“麻线高句丽碑”。在叙述中国秦汉时代守墓制的同时对集安高句丽碑中相关的守墓及高句丽祭祀等进行了探讨，最后通过对集安高句丽碑中“授天道”、“元王”、“始祖u牟王”、“河伯”、“先}”、“功臁钡鹊慕馐停认为这些内容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句丽强化王权的一些措施。
李成制先生在《通过集安高句丽碑看守墓制》中首先简单论述了好太王碑及集安高句丽碑中与守墓相关的内容，随后以韩国古代史学会“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2013年3月9日的释文为基础对集安高句丽碑王号的连称和特征、集安高句丽碑和守墓制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最后强调了好太王时期王陵守墓制度的调整及其意义。根据韩国古代史学会“集安高句丽碑”释读会的释文集安高句丽碑中出现了五个王号，即“始祖u牟王”（第一列第14-18字）、“某王”、“囗罡上太王”、“囗平安囗王”（以上第五列第5-16字），对好太王碑、冉牟墓墓志、《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等故国原王和好太王的王号进行了梳理，并认为集安高句丽碑的时代早于好太王碑。李成制先生按照碑文内容将集安高句丽碑的铭文分为六部分，结合好太王碑及相关文献就高句丽守墓制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集安高句丽碑和好太王碑中关于守墓制的研究，认为好太王时期曾对高句丽的守墓制进行了调整并对高句丽后世影响深远。
综合讨论由首尔大学卢泰敦教授主持，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与会学者就集安高句丽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非常热烈的了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铭文的释读、碑的建立时间以及碑阴铭文的情况等。尽管有个别学者对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存有疑问，但是绝大多数与会学者认为集安高句丽碑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为研究高句丽建国传说和守墓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并期待中韩学者能够继续就集安高句丽碑相关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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