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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易 也許有人要問：僅據戴笠、吳芟的記載論斷，非孤證乎?答曰：否。
讓我們還是回到戴笠、吳芟所載的話題上來。前面引述的『上謂勛曰：「朕即定計，有旨約封」』，下文如何呢?亦即崇禎帝關於『和議』究竟定了什麼計，下了什麼旨呢?戴、吳二氏失載。但是，崇禎十六年進士，『入翰林，爲史官』，『而京師潰……爲賊所縛，遭榜掠』的李長祥，則清楚地記載謂：
三鼓余，兵部尚書張縉彥巡城，自東來，將至正陽門，其處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內官。則數人見縉彥起。縉彥問何人?內官曰：『城下都督爺。』縉彥驚問何以得上?內官出一紙，草紙也。其上墨寫『再與他談』四字，帝之御書。縉彥默然。過正陽門西，總督京營襄城伯李國楨相遇，言其故。國楨曰：『敗矣。奈何！吾有勁兵三千，將圖與之戰，只此爾!』縉彥去，計其所歷，當至德勝門，正賊進之時也。今人謂：帝英主也，何與談？其談之者何事？縉彥再官浙江布政司，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朱寫非墨寫。據十七日叛監杜之秩(按：系杜勛之誤)至城下言，李自成遣來時，有議城上，太監與之上，則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帶地。再欲犒師百萬兩，誠得如其議。則解兵去。……至十八夜帝之草紙御書所云『再與他談』，或即談此。
於此可知，崇禎帝是定了計、下了旨的；直至他吊死煤山前的數小時，還親筆寫了『再與他談』，要求再一次與李自成的特使杜勛談判。但是，此時杜勛早已出城。幾個小時後，也就是十九日晨，李自成的大軍已攻入北京內城，崇禎帝的『再與他談』的手諭，成了一紙空文，『和議』終於化爲泡影。
李自成進京後投降農民軍，並在大順政權任職的孫承澤，是鼎革之際重要的歷史見證人。他關於和議的記載，堪稱彌足珍貴。文謂：
二月，賊至宣府，監視杜勛同總兵王承胤出城迎賊……忽下諭云：杜勛罵賊身死，忠義可嘉，贈司禮太監，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諭下，舉朝失色。三月，賊至都城，兵部以巡視京管科道光時亨、王章手札上聞，言城守太監曹化淳，王德化等夜縋杜勛上城，飲於城樓，上亦不加詰責也。
崇禎帝對早已投降了農民軍的杜勛『不加詰責』，當然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加以『詰責』，豈非斷了與李自成的『和議』之路？孫承澤當時並不知道李自成通過杜勛與崇禎帝進行和談的內幕，所以對此感到不可理解。但是，他對這一矛盾現象的記錄，卻爲我們揭開『和議』這段歷史公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讓我們再考察一下李自成提出那些條款，企圖與崇禎帝訂立和約的思想基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李自成作爲明末農民大起義的領袖，他不可能擺脫三百年前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深切感受到封建統治者的罪惡，但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一家一戶的小生產的個體經濟，正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毫無疑問，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小生產者之外。而作爲不斷發生分化的小生產者的革命領袖，李自成只能像以往歷次農民大起義的領袖一樣，走上歷史爲他安排的不斷向封建統治者轉化的道路。在他看來，既要徹底打敗尾大不掉的明朝統治者，又要戰勝關外和四川與他爭奪天下的滿族及張獻忠強大的軍事力量，由他混一宇內，君臨天下，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一思想動向，我們從李自成進京後的一系列言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既沒有派重兵去山海關外防禦滿兵，也沒有派強大的武裝繼續討伐明軍。他把在北京獲得的大量金銀財寶，用車隊川流不息地運回西安去，而不是用於強化農民軍，以堅守北京城。他匆匆忙忙地在滿漢地主階級聯軍壓境之際，舉行登上皇帝寶座的儀式，然後卻立即率兵撤出北京。這些近於奇特的行動，奧秘究竟何在？李自成的一席話，可謂泄露了天機：『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顯然，他根本不打算牢固地立足北京，而是一心回到他的故鄉陝西去，在這裡裂土稱王。這就表明，李自成向崇禎帝提出的和議條款中『西北一帶，敕命封王』，是完全符合其思想實際的，至於『願爲朝廷內遏群賊』這―條，也不難理解。如果大順政權不在滿漢地主階級的聯合絞殺下迅速失敗，不管李自成是當了封建大一統的君主，還是當了西北王，從劉邦到朱元璋蛻化的歷史教訓，難道還不足以表明，李自成肯定要掉轉槍口，向農民軍開刀嗎?
總而言之，在農民軍攻克北京前夕，李自成派杜勛與崇禎帝談判，企圖達成『和議』，是確有其事的。雖然，由於崇禎帝的遲疑不決，這項『和議』並未成功。但是，李自成提出的那些條款，是我們研究李自成思想的重要資料。
摘自：【『土地廟』隨筆】 作者：王春瑜 出版社：光明日報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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