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对待历史必须持敬畏的态度

  : 北京日报

笔者一次在图书馆翻阅《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看到英国的政治家多为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细想想，学历史确与从政最有关系。或者说，政治家必须首先具备历史意识。
　　几千年来，被称为“正史”的中国传统史学，均为官史，是写给政治家们看的。所谓“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兴者，王朝兴盛也，当然是成功的经验；替者，被人家取而代之也，则属于失败教训。而对于后者，历朝历代尤为看重，太子读书的年月于此不知要做多少文章，且师傅会告诉他：对待历史必须持敬畏的态度。何为敬畏？就是尊重。历史不可以把玩，更不可以拂逆，否则历史的惩罚是无情的。然而尽管如此，太子一旦做了皇帝，师傅的话多会被抛到脑后，因为权力这东西太撩人了，比起“二世而亡”的说教，“指鹿为马”的赵高哲学更具吸引力。万岁爷乃金口玉牙，说啥是啥，放个屁都是香的，历史又能算老几呢？所以执掌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在历史意识上往往清醒的不多，总以为自己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历史。雍正皇帝搞了一部《大义觉迷录》，把本朝说成“奉天承运”，千秋万代；把自己干的坏事加以粉饰，下令各地方大员、州县官员拜读，有怠慢者严惩不贷。可是他儿子乾隆一接班，赶紧把《大义觉迷录》收起来，毁了版，不许再提这事。乾隆还算明白：皇帝老子在位时被权力迷住了头脑，照他这样搞下去，历史有越描越黑的可能。
　　政治家在历史意识上的清醒与否，主要看他能不能够认清历史潮流，把握时代走向。要说清季能臣袁世凯在办洋务、搞新政中没少做进步的事情；辛亥革命时又力促溥仪皇帝和平下台，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个历史功绩里面也有他一份。可老袁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以后，经不住周围人所谓“国情特殊论”的忽悠，加上自己的私心，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便“身与名俱灭”了。而和袁同时代的另一位政治家孙中山，至今仍被国人纪念，其原因就在于他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而坚定追求“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为“振兴中华”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历史意识，是把历史作为科学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科学既然是实事求是的学问，其对待客观历史也必然是严肃、认真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不老实，更不许掺入私心杂念。在这方面，我国老一辈政治家刘少奇有好声名。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些地方发生严重饥馑，作为国家主席的他，主张要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执政者的历史责任“上书”（即写到历史书上）；而对于个人的冤屈荣辱，他则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种历史意识可谓光明磊落、自信坦荡。

　　有一种说法叫做“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人的主观意志不可能消灭客观历史。能够被消灭的历史，肯定不是真历史，不是人民写的历史，它只能是雍正皇帝搞的《大义觉迷录》式的东西。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首先要正视历史。如同科学是具体的一样，历史也是具体的。每一段历史里面，都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可以总结出经验，也可以总结出教训。历史又是一个前后相接、不能割断的过程，前因后果，缺了哪一环都不成。抽象地拿一段历史去肯定或否定另一段历史，这样做的人必不是史学研究的内行，因为它毫无意义。正视历史，还要允许反思历史。没有历史的反思，就没有历史的智慧与活力，也不会有历史的进步。人们不会忘记，当年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前一段历史中的错误，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中国才能够跨入新的历史时期。历史的思考又是没有国界的，东方西方，古今中外，全人类的历史都是宝贵财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王也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