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学再引争议 学者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

台湾的李明辉教授曾接受记者专访，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引起了大陆一些儒者对其不认同的不认同。拜读完这篇访谈之后，我不得不说：对李教授的不认同态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认同的，尽管有所保留。关于他为什么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李教授陈述了三点看法，我也就这三点谈一些看法。

政治儒学再引争议 学者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

资料图

什么是大陆新儒家

我首先想说的是：大陆新儒家是一个有待界定的概念。李明辉教授说：首先，我对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不认同。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但并非到现在大陆才有新儒家，而是本来就有的。除了那些后来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不都是大陆新儒家吗？他们的位置放在哪里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是大致认同的：确实，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在概念上存在歧义。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难道仅仅是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吗？例如李教授在访谈中提到的张祥龙教授，是不是大陆新儒家？

这里有必要弄清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这样的称谓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方克立先生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这封信仅代表方教授个人的看法，而且写于10年前，尽管方教授一向观察敏锐，但毕竟当时刚进入21世纪不久，有别于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21世纪大陆新儒家还处在亮相的最初阶段，人们的认识还很模糊。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并不确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陆新生代儒家大陆新儒学等，都不是大陆新儒家的提法。

第二，该信所提及的人物之所以仅限于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四人，那是因为方教授特别看重那次阳明精舍儒学会讲，认为具有标志意义，而当时参加那次会讲的知名儒者就这四位，并不是说当时大陆新儒家就只有这四人。

第三，该信认为大陆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这个判断是不能成立的。上述四人以及大陆新儒家的其他人物都明确表示过，他们与现代新儒家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而这是符合他们的思想观点的实际情况的。李教授不认同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教授本人正是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传人。事实上，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间不仅没有传承关系，而且是一种断裂转型的关系。所以，有学者已指出：要严格区分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学。

对李教授的观点，我之所以只是大致认同，因为李教授的视野也是有问题的。他心目中的大陆新儒家，是与港台新儒家相对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留在大陆的儒家。但实际上，这些人并不属于人们称谓的大陆新儒家。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主要是特指的21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儒家，不仅在空间上与港台新儒家相对而言，而且在时间上与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相对而言。

所以，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界定大陆新儒家概念。究竟什么是大陆新儒家？其实，大陆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学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所说的是大陆新儒家，那么，中国大陆凡是持儒家价值立场的人都应计入，那就太多了；至于大陆新儒学，则只是大陆新儒家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学术，即其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树。我这里所讨论的大陆新儒家，其实是大陆新儒学的概念。

从外延看，大陆新儒家主要是指自21世纪以来、活动于中国大陆的儒家。如果凡是21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活跃的儒家就是大陆新儒家，那就远远不止一小撮人，而是一个较大的群体。例如，有学者在〖当代儒学理论创构〗一书中所列的十家（分为四种形态：杜维明、林安梧；李泽厚；成中英、刘述先、安乐哲、黄玉顺；张立文、牟钟鉴、郭沂），其中至少四家都属于大陆新儒家。又如，有学者在〖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一书中所列的六家（蒋庆、陈明、张祥龙、黄玉顺、盛洪、干春松），全都是大陆新儒家。此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应当归入大陆新儒家。这些人并不都是李教授所批评的对象；李教授的批评对象主要是蒋庆，但蒋庆远不足以代表大陆新儒家，而仅仅是其中一派的代表而已。

从内涵看，大陆新儒家概念的着眼点，乃在其新，即对儒学原理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创造性的新诠释，而且这种诠释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思想理论建构，而不仅仅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创见的观点，更不是那种常见的对象化的儒学史（如儒家哲学史、儒家思想史）研究。换言之，这样的大陆新儒家，就是儒学在当代的代言人，犹如现代新儒家就是儒学在20 世纪的代言人。这样的人物尽管不是太多，但也绝非一小撮人。

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

近年来，政治儒学成为儒学的热点。李教授也特别关注这个方面。所谓政治儒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以〖政治儒学〗为代表作的蒋庆那一套思想观点；广义的则是泛指儒家的政治哲学。我曾讲过：大陆新儒家主要在做两件事：创教与干政。所谓创教，是说今天中国大陆的一些儒者，想要把传统的儒学改造成标准的现代宗教，甚至想把它建构成一个国教国家的宗教。所谓干政，就是说的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

李教授所批评的，其实只是蒋庆的政治儒学。他驳斥了蒋庆关于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的观点：我也不赞同他们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他们认为港台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学，而大陆新儒家的侧重点在政治儒学，这多半是因为蒋庆在讲政治儒学的缘故。

我之前也公开讲过，港台的新儒学界怎么会没有政治儒学呢？他们不能只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学，除了牟宗三之外，还有张君劢，他本身就是个政治学家。张君劢的政治儒学比蒋庆他们的高明多了。同时徐复观也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参与过政治。而就牟宗三来说，他也有外王三书，就是〖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义〗，它们都涉及政治哲学。港台新儒家怎么会只局限于心性儒学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大致认同。确实，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大陆新儒家也非完全没有自己的心性儒学。至于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是不是成功的，那是另一回事，例如不少学者批评他们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我本人也批评过现代新儒家。但无论如何，现代新儒家致力于新外王民主与科学，接纳现代政治文明，这个取向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张君劢而论，众所周知，他一方面倡导现代新儒家的新宋学；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不仅译介了大量宪法文献，还亲自拟定了几部极有影响的宪法草案。

这里我不得不说：至少就政治儒学而论，比起20 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来，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大陆新儒家致力于政治儒学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观点的差距甚大。其中存在着一些极其危险的政治倾向，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的说法帮忙与帮闲，实则是帮凶。其中有些人是真睡着了，有些人则是装睡着了。

我特别想指出这样一股危险的思潮：以狭隘民族主义的中西对抗来掩盖古今之变的人类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现代之实，用文化来拒绝文明。这些都是当前儒学复兴中最值得警惕的倾向。

当然，这并非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的全部；实际上，大陆新儒家当中，也有人的政治哲学理念与李教授的理念相通。例如我本人的中国正义论，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儒学。我本人就大致认同李教授在这个层面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说：在我看来，儒家和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肯定的；民主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个文化转化的过程。

所以，这里我特别想指出一点：大陆新儒家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一个学派，不是统一的思想派别。他们唯一的底线共识恐怕只是认同儒家而已，而且他们对儒家或儒学的理解实在大相径庭，于是就有了原教旨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儒家，都属于所谓大陆新儒家。

大陆新儒家的思维模式问题

确实，大陆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关于儒学的认知模式，就是将儒学归结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主张政治儒学，拒绝心性儒学。蒋庆尤其典型。对此，李教授批评道：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我也公开批评过蒋庆。他认为：在先秦以后，儒家分成了两支。一支是心性儒学，比如宋明儒学，另一支是以汉儒为主的政治儒学，以公羊学为主。他认为：在孔子那里，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方面都存在，而后来儒家本身就分裂了。这说得通吗？儒家本来就把内圣和外王连在一起讲的，不能撇开内圣而只讲外王，只可能从内圣推演出外王。所以蒋庆的方法论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撇开心性儒学只讲政治儒学，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传统。所以我基本上反对他们的这种讲法。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基本认同。确实，政治儒学作为一种形下学，不可能没有形上学的依据；反之亦然，心性儒学作为一种形上的观念系统，也不可能没有形下的现实政治考量。儒学史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儒家学派是不关心政治的。为政正是儒学的秉赋，即儒学是务为治者，此乃儒学常识。

但同时，我认为李教授的观点还是不够透彻的：

首先，不仅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不可能分离，而且整个儒学并不是心性儒学/ 政治儒学这样简单的划分就可以概括的。李教授本人是现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牟宗三这一系的传人，该系的儒学所继承的主要是古代儒家心学一系，概括为心性儒学未尝不可；但历史上所谓心性儒学其实不仅陆王心学一系，也包括程朱理学一系，两派都是从思孟学派发展而来的。牟宗三认为朱子是歧出，那是他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仅如此，思孟学派的心性儒学尽管曾经长期占据儒学主流地位，但远不是儒学传统的全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儒学常识。

其次，进一步讲，尽管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即通常所谓宋明理学，都是从思孟儒学发展而来的，但思孟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外王、政治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所处理的是王权社会、宗法社会、贵族社会的伦理政治建构问题，而宋明理学所处理的则是皇权社会、家族社会、君主专制社会、官僚社会的伦理政治问题（而且是该历史时代的后期的问题），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犹如今天的民权社会是又一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问题；从内圣、所谓心性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其实并非宋明理学那样的先验形而上学，例如孟子的思想就决不是宋明理学那种简单的性本情末性体情用模式，即非性情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是让四德心性本体发源于四端的生活情感，即是情性模式。然而现代新儒家的心性政治观念其实是宋明理学那种形上形下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结果，所以才导致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因为其形上根据是前现代的，而其形下问题却是现代性的；而大陆新儒家的一些人因此而干脆抛开形而上学，这不仅是因噎废食，而且其思维模式其实显然仍旧在这种形上形下的框架之中。

综上所述，我对大陆新儒家的未来发展有几点基本的判断：

第一，在形下的层级上，当代儒家的政治哲学必须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否则儒学迟早必定为时代所唾弃，不论当前如何虚假繁荣；

第二，在形上的层级上，当代儒学必须重建形上学，而非墨守传统形上学，否则必定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无法导出现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种现代政治怪胎；

第三，上述两点意味着，当代儒学必须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和伦理政治之类的先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回归生活本源，面向当代生活即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则不仅无法容纳现代政治文明价值，而且无法完成为之奠基的形而上学重建的历史任务，势必沦为时代的弃儿，甚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