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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这个词，因其『微不足道』而常被当代学人『漏』过。殊不知，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几』亦是一重要概念，亦有其相应的地位。只是，由于该『词』有时并非以『庐山真面目』的本来形式出现，而是改头换面，渐行渐远，以至于现代哲学领域中，很难看到关于『几』的相关研究。
就哲学意义来追溯『几』之渊源的话，最早的文本记载似乎应属〖周易〗。〖周易〗有四处涉及『几』。第一处是屯卦六三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第二处出于〖周易·系辞〗：『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第三处亦出自〖周易·系辞〗：『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第四处出于〖周易·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统观四处『几』义，可知，〖易传〗中的三处，即〖系辞〗两处与〖文言〗一处之『几』，其义基本相同，可理解为『细微』，引申为『未兆』或阴阳未分（阴阳不测之谓神）。老子所谓『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之『未兆』亦此义。因其细微不可测，还未显现，犹如人之『七情未发』之状态，故不可判、不可知。
关于第一处的『几』之义，则有争议。学术史关于『君子几，不如舍』之『几』的解释主要有三：
王弼给出的解释是『几，辞也』，他认为『几』是个语气词，无实义。
郑玄注本『几』作『机』，其解释以〖尔雅·释器〗为根据，认为『机，弩牙也』，可引申为『枢机』。按〖说文〗：『主发谓之机。』
虞翻的注解较另类：『几，近；舍，置；吝，疵也。』其将『几』解释为『近』是从卦象出发，因三爻与上爻（上爻爻辞为：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对应，故『虽近应止』。
三种解释，无论从文义还是象术之理，王弼的注解似不可取。『几』应为实义词，否则，文句不通。王弼此解，与其『得意忘象』理路有关，盖汉人对周易过度解释、附会，一字甚至用万字解释，过于冗长烦琐，故王弼畅言义理而一扫烦琐之象。其『扫象』说虽有极大贡献，但此处将『几』忽略，不妥。
虞翻的注解，主要从象术理论出发来阐发『几』之含义，以『近』解『几』，自有其理，然就词义而言，确实过于『跳跃』。
郑玄的注解，较严谨，符合语义。其一，按古音韵学『同音相通』的原则，几、机同音，则义应相通，因此，将『几』解释为『枢机』是可行的。自然，『枢机』在此文句中，可引申为『思索』（心机）；其二，作为『未发之机』的『枢机』又是精微、不可测、不可控的，因此其与〖系传〗三处『几』之义（动之微）相贯通。鉴于上述理由，就屯卦六三爻辞的解释而言，笔者取郑玄说。
周易之所以重视『几』，在于『几』是似动非动、若有若显的细微状态；然而，它虽细微，却关乎事物未来的发展走向，故孔子言『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由于其细微不可知，故孔子又曰『知几其神乎』。〖系辞〗又有『阴阳不测之谓神』之说，可见知『几』之重要。然而，饶有兴味的是，自孔子后，近一千六百年，似乎很少有人再讨论『几』这个概念，至少表面上如此。直到北宋周敦颐〖通书〗，『几』方重新浮出水面。
周子〖通书〗承接〖中庸〗『诚』之传统，重返先秦，并由此开启新儒学之滥觞。他认为『诚』的关键，在于『几』。诚如其言：『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周子把『几』作为成圣的关键，可谓深得孔子之真髓（孔子系辞谈几较多）。不过，这个『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在周子那里并非一个空概念，而是意味着『工夫』。什么工夫呢？答曰，心性实践的工夫。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几』在周子那里，就是『意念的发动』，『落在生活上讲，「几」就是意念』。一个人可能无法直接控制外物，但却能通过自我修养灭除不好的念头、动机而达到对外物的『控制』。譬如，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产生一种占有欲也是人之常情。但假若这种『占有欲』过于强大乃至『启动邪念』时，那么此时的人则为『物』所控制而『着魔』，进而化为习气、行动，将可能走上违反道德乃至犯罪的道路。倘若，人们在这个时候用功，把『邪念』转换为『善念』，那么就可能通过『正念』而摆脱外物的控制。此即周敦颐所谓的『几动于此，诚动于彼』的内涵，这个『转念』或『灭念』的工夫就是『几』的工夫，亦即心性实践的工夫。
关于周敦颐的『几』，牟宗三先生曾这样评价：『周敦颐的工夫是从〖尚书·洪范〗「思曰睿，睿作圣」说起，真正做工夫的时候，从「几」上下手。「几」是〖易传〗的概念，〖论语〗〖孟子〗没有讲，但这样讲很亲切。』对于前半句，笔者自服膺之，但对于后半句，似还应有些补充。
就文本内容而言，表面看来，〖论语〗〖孟子〗确实没有明确探讨『几』的概念（孔子明确谈『几』主要在〖易传〗，孟子似未涉及），然而事实上，孔孟无时无刻不再谈『几』。按音韵学的『同音相通』的原则，几、己相通，从训诂学的意义上，『几』通过『己』又可转化为『心』。那么，孔子所谈的『克己复礼』之『己』岂非『几』哉？『几』，微也，几也，盖之所以所能够体会之，则在『己』也，故孔子要人『克己』；又，『己』者，『我』也，在人曰『心』，由此孟子将『几』转化为『心』，故要人正『求其放心』、养心。至若〖大学〗之正心、诚意，更是强调意念、心性之『几』的工夫。由此可知，孔子之『仁』（克己）、孟子之『心』尤其强调了『几』的工夫。须知，克『己』的工夫做到极处，便是心体透明、无渣滓的澄明之境，乃是〖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和』之状，用〖易传〗的话讲，就是『阴阳不测之谓神』。由此可知，儒家的学术精神乃『一以贯之』的，『几』的观念一直在传承，宋人的『穷理居敬』即是在『几』的工夫。难怪具有『明季四公子』之称的方以智将『中学』称之为『通几』之学。
其实，何止儒家谈『几』，道家亦谈『几』，老子的『未兆』说暂且不论，庄子所谈的『机』心之『机』岂非『几』哉！按同音相训的原则，『几』通『机』也，『机心』亦是『几』（意念）的组成内容。〖齐物论〗纯然是灭念、去执的工夫，何尝不是『几』的工夫？至若佛家学问传来，通体是『灭念』『去执』的工夫，即『几』的工夫。由此可知，最初以『几』出现的心性哲学何曾离开中国哲学半步，它只不过以『机』『念』『己』等别样的概念出现而已。
因此，今天我们讲中国古典哲学，须注意两点，即在实践上，要强调『几』的道德修养工夫，善于培育善念，让不好的念头灭散于萌芽期；在学术上，要加强『小学』工夫尤其音韵、训诂、字形等的学习。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言，倘若我们只是发表自我的思想，和古人完全绝缘，那大抵不必研究小学；『倘仍要凭借古人，或引用古书，那么不明白小学就要闹笑话了』。此亦可算得上辨别『几』义的『额外』收获。
（郭继民，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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