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学者』质疑西方伪史·世界本没有公元纪年，莎士比亚是文盲？ ...

摘自：大同思想网

作者：秦汉月

疑西方之古，揭伪史之秘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长沙研讨会纪实

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专门质疑中国三皇五帝时期乃至夏朝的上古史。尽管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古史学家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课题，但是，学术界受其影响，至今仍然没有走出疑古时代。林鹏在为诸玄识新书〖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写的序中写道：『疑古派怀疑一切的理论，正是十九世纪兴起的强大的世界思潮。这个思潮在西方产生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崇拜，在东方则恰恰相反，对西方的崇拜带来了对东方的蔑视。』

21世纪初，中国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疑古学派，反过来质疑西方历史上所谓辉煌的『古典文明』（古希腊、古罗马），乃至整个近代『西方文明』；提出近现代『西方文明』并非原创，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复制了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内容，并且在复制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产生了一个『文明的怪胎』。

该学派以著名学者何新的〖希腊伪史考〗（2013年）为标志，率先向中国学术界发出质疑西方伪史的呼声；其后黄忠平（生民无疆）、黄河清、李兆良、董并生、诸玄识等学者相继针对西方伪史，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全面质疑，初步形成了西方历史『疑古派』的阵势。该学派认为，所谓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是近代早期和之后，西方国家及教会势力有组织、有计划地长期造假、夸大、虚构、神化的结果；例如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动辄几十万字、总计上千万字的皇皇巨著，就是随着中国造纸术及印刷术传入欧洲，在形成欧洲书面语言的过程中，由欧洲神职学者和西方中心论学者通过造假、拼凑、移花接木、冒名等方式，杜撰和编造而形成的。实际上反映的是16-19世纪西方的『中国化』水平（波特教授说：西方近代化即『中国化』）。所谓的『文艺复兴』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因为不存在西方古典文明，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复兴之说。15世纪之前的欧洲实际上属于原始社会，是极少使用文字的口语社会，既没有发达的经济，也没有成熟的政治，更没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有的只是宗教禁锢，与文明概念完全没有关系。

而以大同思想网为平台，以大陆新儒家的首倡者和世界新文明史观的开拓者杜钢建教授，及〖源〗作者流波等为代表的学者，近年来提出人类文明最早出现在长江流域的理论，与这种新出现的西方历史疑古派的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类文明长江流域起源说认为古希腊文明实则是由古代中国的羌戎族即游牧民族移民创造的，这和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从东方游牧到西方有相似之处，实际上近现代的德、法、英等民族也无不是由中国的游牧民族即北狄西羌等族演化而来。杜钢建教授不否定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存在，但认为没有世界教科书所说的那么辉煌伟大，更无法和古老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媲美，而且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源头本身就在中国。

实际上，西方有良知的学者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质疑；只是在『言必称希腊』的中国学术界，人们对此视而不见。诸玄识的新著〖虚构的西方文明史〗针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质疑几乎全部是采纳西方人的一手原始资料。近年，美国学者J·H·布雷斯特德也专门著书〖地中海的衰落〗，认为古希腊人并非一开始就是航海民族，而是从东方移民过去的游牧民族，只是没有把源头追溯到中国。

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由古代中国人移民创造的？10月21日，〖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作者诸玄识、〖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作者杜钢建、〖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作者董并生等诸位先生，做客长沙熬吧，就此问题与各方学者朋友展开讨论。

董并生、诸玄识、杜钢建、枕戈

西方世界本无历史概念，"公元纪年"出于近代虚构

近些年，针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质疑，首要集中在古希腊哲学家文本的流传方面。中国文史传统绵延不绝、一脉相承，虽然中国的著作也有一些文本差异和校勘的问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文史著作都是由几千年稳定而统一的汉字书写的，而且文字的载体从金石、甲骨、竹简到帛书和纸张，脉络清晰，具备书写文明传承的条件。流传至今的著作，不少也有2千年以前出土的完整文本可以印证。像西汉司马迁所著的50余万字的〖史记〗，今人是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的。

而今天所谓的古希腊哲学著作，据说是在古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阿拉伯文以及当今各种欧洲文字之间跨文字系统传承，如此翻来覆去，如何保证文本的原始真实性？其二，古希腊著作据说是在羊皮和莎草纸上传承下来的，但这两种书写工具即使存在，也无法承载皇皇千万言像亚里士多德著作那样的大量作品的保存和传承。而且，这些大批的所谓的古希腊哲学著作，并没有『古希腊文』的原始文本作为证据，更没有地下考古文物来印证。所以，西方历史疑古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只是近代西方人冠以『亚里士多德』之名，把古代东方和近代西班牙等各种资料拿来汇编集成的，说古希腊哲学出于虚构并不为过。

诸玄识在熬吧给朋友们带来他的新的发现：西方在近代以前完全是蛮荒之地，没有所谓的『文明』，不但系统的古希腊文是后世出现的，欧洲人在文艺复兴之前，也只有五花八门的口语、方言，更没有文字书写系统，欧洲人是在借鉴了汉语『雅言』后，才形成了今天的西方诸国文字（语言学界早就有人认为英汉同源，其实英语书面语言的源头就是古汉语，或者说英语的书面语言来源于中国雅言影响的结果）。之后，有了成熟稳定的书写系统，西方文明才具备了初步的基础。因此可以断定，所谓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都是近现代西方人重新虚构和创造的。

在谈到为什么西方人要建构一个古希腊、罗马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诸玄识这样回答：『原本欧洲各国都是以中国作为文化建设、政治设置的榜样；在17—18世纪的欧洲，一大批启蒙学者，例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都十分推崇中华文化。当时的法国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心。而德国为了和法国竞争，另辟蹊径，编造「希腊文明」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于是德国成为古希腊文明造假的大本营和重灾区。』

不仅古希腊哲学是后世编撰和虚构的，近代以前整个西方历史也都是伪造出来的。诸玄识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透露，西方历史造假和一个关键人物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有关。而之前，西方世界似乎有意隐瞒这一历史人物和事实；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有关斯卡利杰根据中国历史编年伪造欧洲历史的信息，所知甚少。而这位被西方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的斯卡利杰，伪造西方历史的关键一步，则是参照了中国历史及其方法，构建了『圣经编年』和『普世历史』。

诸玄识认为，在接触到中国文化与历史之前，西方学者（神职学者）基本上是既无时间概念，也无空间概念。在时间上，在中国影响下，是17世纪才形成系统的『公元纪年』（特别是『公元前』这个概念）。在空间上，『巴比伦』原本不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是中世纪的带着伊斯兰建筑风格的欧洲哥特小镇。例如，在编年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以第六年为例，除了所谓编年的『第六年』及『冬季里』的概念之外，都是『翌日』、『昨日』、『前天』、『起初』、『后来』、『同时』这样相对的时间概念，没有任何概念可以作为历史年代的依据。而基督教只有一个笼统的、模糊的『象征时间』——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所不包的『创世→末日』模式，基本上是巫术或迷信。

如果说『公元纪年』是17世纪才人为地突然形成的，而不是『古已有之』，不是历史自然有序的绵延叠加，同时这种纪年又是依附于基督教的；那么，耶稣基督的诞生年份都有可能是伪造的，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耶稣是中世纪的人，生于1152年，被钉在十字架于1185年。』这种说法看上去似乎有点荒诞不经，但这也正好说明耶稣的诞生年份确实是一笔糊涂账，即中世纪及之前的西方人缺乏严谨的历史记载和时间意识，不像中国人具备严谨的历法和历史编年。

诸玄识指出，斯卡利杰在设计古罗马、古埃及和别的编年系列的过程中，无不效仿『中国原型』——不仅应用中国历法，而且效仿中国历史。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伯克斯说：在斯卡利杰构思罗马、希腊和埃及等时间线的过程中，『中国的通史编年被认为是相对可信的；因为迄今为止，它的基于六十年的甲子循环仍在使用，而且与该国的高度的历史学传统相得益彰，事事有案可稽。

这位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人斯卡利杰，按照自己设计出的『神学编年』（圣经编年），设计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巴比伦和犹太的历史。在学术上，现行的西方的世界历史被称为『斯卡利杰历史』（Scaligerian history），其时间序列被称为『斯卡利杰编年』（Scaligerianchronology）。但是，这个学术信息却被西方人有意掩藏了，不见于任何中文的世界历史著作及各种世界历史教科书，其目的就是害怕被人揭露所谓的公元纪年实际上是在很晚时间才被人为编造炮制的。一旦这一事实遭到揭露，用了几百年构建起来的『西方文明』之历史大厦可能瞬间崩塌。

从斯卡利杰开始，在1600—1789年的近两百年中，好几代西方的『编年史家』，坚持不懈地参照中国历史及其朝代帝王的时间序列，来设计、修正和调整他们的基于〖圣经〗的历史学——西方版的世界历史；有关中国的资料主要来自门多萨、利玛窦、卫匡国和杜赫德等人的著述，从相对粗糙到相对精确，西方的『历史学的创世纪』则随之从草创到臻于完备。

莎士比亚本是文盲，莎剧为18世纪中国风的产物

西方人不仅虚构创造了古希腊、罗马文明，而且在整个『文艺复兴』过程中，造假作伪之风盛行。诸玄识和董并生以莎士比亚为例，揭露了近代西方文化如何从学习中国文化、最后反过来向中国文化殖民的过程。

两位学者通过研究考证发现，历史上真实的莎士比亚（1564-1616年）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戏子，所谓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在英国的代表人物——文艺巨星（天才戏剧家和诗人），这都是在19世纪被西方中心论及帝国主义学者加封的桂冠。

真实的情况则是，莎士比亚善于拿来故事，即兴发挥，演戏演得不错，生前颇受观众的欢迎。当时的英国国情和戏剧都很原始，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戏剧尚处于原始阶段，而未出现『分工』：无需剧本，演员自编自导而入戏。莎士比亚的观众和他本人及其上下几代亲人，几乎都是文盲。

18世纪版的莎士比亚剧作囊括了英语的精华，但这绝不是莎士比亚本人的作品，也与17世纪时的所谓莎剧也完全不同。实际上，莎士比亚没有留下一部剧本、一句台词。主流西方称，被发现的一个『手稿』（托马斯·莫尔）中有几行字是莎士比亚的手迹，似是而非，全不可信。被查实的六个莎士比亚的签名，每个拼写都不一样，字形狼藉无体，这是他不识字的明证。

英国哲学家休谟讽刺道：如果莎士比亚被认为是一个『人』（MAN，大写强调。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神』），他出生在粗陋的时代，仅有最低教育，未被任何书本知识或世界见闻指导；那么，他可以被考虑为『奇才』（prodigy，又译『怪物』）。进而，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能够为有品位、有教养的观众提供娱乐；那么，我们对莎士比亚的赞美则必须大打折扣。

莎士比亚退休和逝世之际，没有外人问候，默默无闻，犹如孤魂野鬼。过了好几年，他生前工作的剧场用他的名字写脚本、演旧戏，但不受欢迎。英国革命时期（1640-1660年），莎士比亚戏剧因其充满怪力乱神，『淫乱、不道德』，而被禁演。20年后，英国王位（查理二世）复辟，舞台开禁；但改编剧作的学者们抱怨莎士比亚剧本『垃圾成堆、粗活连篇』。然而，为了商业利润，剧场老板只好继续利用当时算是传奇人物的『莎士比亚』，重写剧本，上演新剧；结果收效显著，赢得人气。

西德尼·李爵士（Sir Sidney Lee，1859-1926年）说：『莎士比亚的信息已经被篡改，莎士比亚的资料是现代的伪造。』

自从1660年代，莎士比亚成了『品牌』，汇聚旧剧新篇，不断更改和汇集，与时偕行；跟随着英国国运的上升，水涨船高，一路潮前。

诸玄识和董并生指出，欧洲启蒙运动和中国文化以及汉语密切相关。

17-18世纪，整个欧洲掀起『中国热』（启蒙运动）和『中国风』（浪漫主义），其间西方字母文字——尤其是英语——大量撷取『中国话语』（雅言），从而使自己的口语土话在书面语言的形式上，升格为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通用语言』。

詹金斯教授说：『英国文学产生了充满「中国风」的自我版本』。『英语文学之领悟中国，成为英语自身兴起的基本要素。』『由于「中国风」及其物质文化的影响，18世纪后期的小说，发展出更多的细腻入微的物物关系词汇，用来区别理性与非理性的现世秩序……。』

英国和英文成长之快，以致其文学可谓『重熙累洽、扶摇直上』；每隔十余年，莎剧都是摇身一变、面孔一新，而狂揽时潮。

来华耶稣会士将中国纵横各个方面都介绍到欧洲，汉语概念流行起来，成为风范；这就使欧洲诸语言被大换血，从而，字母词汇成千上万地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例如：西方语言中的『启蒙、开化』（enlightenment，1660年左右）、『教化、开导』（edification，1650年左右）、『文明』（civilization，1772年）、『封建制度』（feudalism，1736年）、『自由放任』（laissez-faire，1822年）、『文官制度』（civil-service，1785年）和『公务员』（Civil servant，1800年）等重要文化词汇（雅言），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启蒙』之下、吸取了汉语文字内涵的基础上，将其自身的方言土语进行脱胎换骨而形成的。

波特教授指出：『汉字密码』蕴藏在西方文艺和文字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

奥布莱恩教授也曾指出，17-18世纪的欧洲全然是『中国时代』。他写道：『中国捕获了欧洲人的心灵。』『罕见有文化的欧洲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中国被奉为一个真实的『哲学家王国（philosopher-kingship）』。艺术家们拥抱中国风格。『智者们寻求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

詹金斯教授说：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是被『中国风』启动、推动的，它给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带来了生活雅趣和文艺审美，也影响了莎士比亚的美学（指产生于18世纪的现代版莎士比亚）。

之后，英法七年战争英国胜出，从此英国开始怀抱全球帝国，便加紧编造其民族和文化之『优越性』，于是筑起『莎士比亚丰碑』；把英语和莎剧推行于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凌驾于、甚至摧毁当地文艺。格莱克曼教授说：莎士比亚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而他在亚洲的普遍存在归因于英国殖民主义和欧美的文化帝国主义。肮脏的（西方文化）话语与战争、不平等条约、领土割让、治外法权和赔款，联系在一起。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亚洲观众崇敬和欣赏莎士比亚很可能导致『民族认同』的疏离和抛弃其本身的文化遗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殖民文化和精神鸦片奠基了中国的新文艺。安德鲁·迪克森在〖全球莎士比亚〗中评论道：『在中国，被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开辟的通商口岸，变得繁荣起来；在那儿上演了〖威尼斯商人〗，先是英文版，再是中文版，它奠定了现代中国戏剧的基础。』

这样，西方文化完成了从学习中国文化反过来向中国文化殖民的过程。可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乐于接受西方文化却不知道西方文化大量复制了古代中国文化。

重写世界历史，展现『春秋大义』

大陆新儒家的首倡者、世界新文明史观的开拓者杜钢建教授，在听了董并生的讲演后，说：『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外语，在人民大学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这个专业。那时候我也迷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罗马塔西佗的书，我们不仅自己读，自己学，学了还教学生。而经过诸老师和董老师的揭示，突然发现自己被蒙骗了。我晚年突然猛醒，对早年崇拜的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开始反省和重新审视。』

杜钢建教授高度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和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的著作，认为这对破除西方中心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杜钢建教授近年来针对人类非洲起源论，基于大量的考古学及人类学证据，提出世界文明起源于长江流域（大湘西地区）的理论。

杜钢建教授从古代族群迁徙的角度，提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欧洲人，基本上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逐步移居到欧洲的，主要有这几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戎人；第二部分是狄人；第三部分就是羌人。戎、狄、羌，大约是在先秦陆续移民到西方，最早的移民是在5000年到6000年以前。除了戎狄人以外，先秦时期大规模快速移民西方、在东欧建立一系列国家的，还有长狄、赤狄、白狄等等狄人。再后来，匈奴、突厥以及东夷、东胡人等等，也都有到达西方的。

杜钢建教授认为，古希腊地区当然有人居住，地下的考古已经证明了这点。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古希腊文明那么辉煌，更不是什么所谓的民主、法治都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早期有三大族群，第一个族群多利安人是源于湖南临武一带的敦戎。敦戎逐步向西方迁徙，迁徙到敦煌，敦煌当年也是敦戎的据点，然后进一步迁徙到了古希腊。第二个族群是我们说的腓尼基人，腓尼基语奠定了希腊语，而腓尼基语、希伯来语，都是源于汉语的方言。就是现在的陕西话，用陕北话比较腓尼基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能发现绝大多数的词汇把元音取消，辅音都一样。希腊文源于腓尼基文，腓尼基文字源于大湘西的夏朝文字，夏朝文字和现在的古彝文是一脉相承的，古彝文已有9000到1万年的历史，至今还在彝族中使用。还有一支对古希腊文化有突出贡献的是希克索斯人。希克索斯人实际上是夏朝的太康失国以后，太康率领的军民到达了埃及，被称之为『外来统治者』。在埃及统治了100多年以后，又被原有的华夏人打走了，就往北渡，跨过地中海，到了希腊地区。

大同思想网总编枕戈也高度评价了诸玄识先生〖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出版的意义，认为这是一部皇皇巨著，堪称杰作。诸玄识先生把近一两百年东西颠倒了的文明史观再翻转过来，重建新的人类文明史观，以中国人的视角重写世界历史，讲述中国故事，把『经史子集』的『史』这一环完善起来，这是近些年国学复兴最有前途的学术领域之一，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枕戈认为，诸玄识先生考证以中国的编年史为参照标准建立西方的历史乃至世界史，这可以归属到史学的范畴。而经史不分家，诸玄识先生在进行历史考证的时候，还分析了世界地缘政治，演绎了世界文明的兴衰起伏，阐明了中国文化的义理、价值观，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春秋大义』。这是世界新儒家对『天下』的一种关怀。而杜钢建教授则讲世界文明起源于中国南方，从人类的迁移、人种谱系的演变，展现了一种新的世界文明史观，也包含了新儒家的春秋大义，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杜钢建教授倡导『历史儒学』，而孔子修〖春秋〗，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把儒家的义理放到历史叙事中呈现，由经而史，经史不分，互通互补，这也是大陆新儒家的新方向之一。

在互动环节，湖南大学某博士研究生提问，诸玄识先生证明西方文明是大量从中华文明中山寨或者拷贝过去的，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既然西方文明是起源于华夏文明，是山寨中国文明的，但为什么在近代产生了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结果，西方崛起了而中国衰落了？

诸玄识回答：『李约斯难题，是说为什么科学革命或者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不是发生在中国。它其实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几千年量变在中国，质变发生在西洋这个东西半球的地理捷径和生物圈的薄弱环节。尽管欧洲在古代是蛮荒之地，但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物质成果在那儿因缘际会，发生了井喷效应。而从地缘政治形势看来，是因为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打通了全球海陆，让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欧洲和日本，凸显其海洋文明的优势；而中华则反受其害，蒙难陆沉。时至今日，中国由于高铁联通和铁路穿梭欧亚大陆，显示了海陆互动的优势；中华充分崛起和海洋霸权被淘汰，都已是指日可待。』

枕戈认为，古人讲得好，夷狄强则中国衰，中国强则夷狄衰。从近年全球政治形势来看，已经到了我们中国强则夷狄衰的时候了。

杜钢建教授强调，所谓的夷夏区别、夷夏之辨，不是说种族的区分，而是指文明程度的区分。如果说蛮族人走到了西方，能够把我们华夏的文明带过去，到了西方，依然还是文明的。如果说我们中原到了暴政统治的时期，到了良心丧尽的时期，中原也会变野蛮的。所以孔子就讲得很清楚，所谓夷夏区分不在人种，而是在人心，在文明。所以孔子晚年说要『沉桴浮于海』，到哪儿去？想到朝鲜去，到东边的美洲去，因为那里被认为是东夷所在之地。然后他的弟子说那边很偏僻，是夷地呀。孔子就说『何夷之有』啊？讲的就是东夷保留了华夏文明。当你这个地方政权不文明了，人们必然要流失到其他地方去。这就是历代为什么有很多民族不断迁徙，因为战争，因为暴乱。有文事者必有武备，近代中国如果继续维持强大的海军，哪有西方的海上霸权空间呢。如果中国政权长期稳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保持几十年上百年的稳定并赢得得民心，何惧外来势力的入侵！

在此中国文化全面复兴之际，当务之急是需要树立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与会嘉宾认为，这次对话对于破除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找回中国文化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