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譽為當代班超之收復外蒙英雄

提起北洋軍閥，我們往往想到的是袁世凱、段祺瑞、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張勳等人。與上述這些擁有大總統、執政、國務總理、大帥等等要職的人物相比，徐樹錚實在有些微不足道。論官職，文，不過是國務院秘書長。武，也僅僅是陸軍部的次長。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卻在民國前期的政壇上呼風喚雨，氣焰張天。他是段祺瑞手下的第一紅人，是他最信賴的智囊和得力助手，才華出眾，絕頂聰明，人稱“小扇子”。仗著段祺瑞的袒護和支援，他鋒芒畢露，膽大妄為，飛揚跋扈，一手遮天。他的所作所為，甚至多多少少地影響著民國前期歷史的進程和走向。

1919年，徐樹錚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同年10月，率兵進入外蒙古。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呈請取消“自治”，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回到中華民國懷抱。同時為了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徐樹錚將軍隊派駐外蒙各地，如買賣城（今恰克圖）、烏裏雅蘇台、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完成了對外蒙古的統一。尤其是唐努烏梁海，被沙俄侵佔達七年之久，終於回到中國懷抱，這也是徐樹錚一項偉大而短暫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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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樹錚在決定入蒙時，即命準備入蒙的西北軍第三旅褚其祥部，先由宣化（在北京與張家口之間）徒步開至多倫（在張家口北480公里處），然後乘上備好的這80輛大型汽車，向庫倫去的大道進發。自多倫至庫倫約為兩千華里，途中多為沙磧，以汽車輸送，需時五至六天始可抵達。徐為了保持軍容的整肅，特規定七日期限到達。他自己的座车并与先头部队按日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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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月29日，徐于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时，忽然停车不进，拿起电话叫接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他的日语原极流利，用不着舌人代译，当松井接电话时，徐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徐在此以前，曾侦得库伦有日本兵约100余人，现在故意作此夸大之语，只不过要松井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耳。果然，松井听到徐的诈语后，急忙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120名武装部队呀。”徐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即时大笑说：“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这时松井才明白徐的谈话用意所在，但一时却找不出适当的答复，嗫嚅了半天，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徐以松井的答词已越出范围，乃不再客气，决然答道：“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120人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去，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

松井慑于徐的理直气壮，又怕徐果真带来了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乃借词拖延说：“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此时徐已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葸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当以斩钉截铁的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定的答复吧！”松井听徐的口气，料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嘴对话筒，干咳无语。于是，徐乃故意为他留一缓冲余地，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了。”说罢之后，他犹恐对方再事罗嗦，乃不等对方回话，即将话筒一挂，扬长而去。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于是徐立即下令，命80辆卡车，载着武装整齐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徐树铮与驻库伦办事处长通过电话之后，即意兴豪迈地站在大道旁边，目送一辆一辆的兵车，向库伦方向驰去。他料知日本驻军解除武装之后，蒙人因失去奥援，对于将来取消自治的交涉，一定顺利无阻；但又想到国内的政争和内战，正在方兴未通，就在得意与感慨交织的情形之下，以“早发叨林”为题，作了七言律诗一首。诗曰：

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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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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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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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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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挥军进入库伦时，为了向蒙人炫耀武力，预先命令各部队长，每一辆卡车，限载20名官兵，并将每一士兵所携武器，尽量显露于外，使自车外观之，真合了俗语所谓“铠甲鲜明，枪刀如林”了。待兵车进入库伦市区，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当国时命令修建的驻军区域）。但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并不准士兵下车，而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俯伏于车厢之内，然后自外以巨幅帆布覆盖，使车外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将车重又开离营房，于离库伦不远之处，又重行杂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以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撩乱，简直就不知西北军开来多少人马？接着，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同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蒙古人对这位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是时的实际年龄40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许人）敬若神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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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徐树铮此番仅带来一旅人，其编制名额虽较一般部队为多，但8000多名官兵总无法住满这样大的一所营房。但徐对此亦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应住入容纳一团人的营房，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民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其数目至少应在5万人以上，却不知尚不足1万人。由于徐这一布置，对蒙古人的心理作战，已收了显著的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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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树铮于民国8年10月29日抵库伦后，即感觉蒙人秉性多疑，如在谈判交涉时用翻译，不但将会失去原意，尤容易导致误会，故于抵库的第三日，即请来一名翻译人员，向之习学蒙语，并告左右人：“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当他在北京时，对蒙古语言亦曾留意及之，故仅费去两周的“恶补”时间，对蒙古普通语言即能畅谈无阻。及至11月14、15两天和蒙古“总理”巴特玛及各喇嘛会谈，就是他亲自用蒙语发言，而不用翻译的。由于他洋溢的天才与灵敏的手腕，仅在库伦住了22天（8年10月29日到达库伦，11月21日动车回京），即成功地使蒙古自动撤销自治。

孫中山電賀其成就可與傅介子、班超相比。：“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