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婉约】论桑原隲藏的中国学

论桑原隲藏的中国学
提要：桑原隲藏是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尤以中西交通史、东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卓越成就贡献学界、驰名学林。本文指出桑原中国学产生在日本脱亚入欧、追求西化的时代氛围中，他的强调科学性、注重世界视野、考证详实、论述明快等学术特点，以及他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性论述，一方面与其追慕西学、轻蔑中国的思想立场相关，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近代性转换不失启蒙意义。
“在敬爱中国文化的一般京大东洋史教员中，不屈的桑原隲藏（1879－1931）是个例外。……桑原以自身为例，体现了十九世纪末具有汉学修养者未必一定对汉学的母国中国怀有热爱这一状况。……他把以‘科学家’的身份来解明中国历史上的众多‘事实’视为己任，驱使他去进行这样研究的动机，是那些至今谁也没有解明的事实本身，而对于造成了这些事实的中国文化则未必抱有关心。总之，他并非是为了揭示研究对象中国的固有价值，而是为了向西洋人显示日本人也具有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丝毫不比西洋人差这样的目的，选择了中国学的学术道路。在这一意义上，他不愧是恩师白鸟库吉的忠实弟子。
而且，他对中国人非常蔑视，经常在讲课及著作中故意侮辱和讽刺中国人。尽管他在前近代东西贸易和东西交通方面留下了先驱者的研究业绩，但今天，一提起桑原，人们更多知道的是他对于宦官、发辫、食人肉等中国奇异风俗的研究。”[①]
这是美国东方学者、圣巴巴拉加州大学教授佛格尔（J.A.Fogel）论及桑原隲藏的一段著名论述。它以“科学家”的自觉和蔑视中国这两点来论述桑原隲藏的中国学，可以说是准确地抓住了桑原中国学的学风特色。虽然，正如已有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这段话中，有两个具体的错误，一是将桑原的生年1871年误作了1879年，一是桑原并未直接师从白鸟库吉（1865－1942），虽然其研究动机确实与白鸟如出一辙，但谈不上继承“恩师”[②]。而这些关于基本事实的错误，也说明了作为京都学派东洋史领域两大名师之一的桑原隲藏，即使在日本学术界，关于他的生平与学术的介绍和评述，也是很不够的，不仅与另一导师内藤湖南（1866－1934）相比，数量上显得彼多此少，极不平衡；而且，相对于他本人对学术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后人的继承光大也很不足。这大概也是佛格尔所说人们忘却了他在交通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而只知道他关于宦官等风俗研究的原因之一吧。
一，桑原与东洋史学
桑原隲藏（1871－1931），今日本福井县敦贺市人，出身于经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纸”的制造业家庭，在这一点上，佛格尔也误作为“出身于汉学世家”。桑原自小学习成绩拔群，身体孱弱，不擅长于体力劳作，因而也没有像他哥哥一样继承家业，而是从京都府立中学、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一路进学，而于189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在中学时代，他就有志于历史学，曾经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世界的历史学家——桑原隲藏”这样的题词，可谓少小立志。1896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专攻东洋史研究，师从于那珂通世。
当时的东京大学，在欧美洋教师的主持下，普遍师从西方的近代教育思想和学术方法，学校不仅在形式上用英语授课，用英语撰写毕业论文，而在教学内容上更是以西方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及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而汉学科，恰恰是在这种西化学风之中，由民族主义思想者倡议，为了维持东方学术文化传统而设立的，进行和、汉学术素养培训的特殊系科，每年招收和毕业的学生并不多，可以说是西化学潮中仅存的传统学术园地。在这种特殊的教育环境中，桑原隲藏既得到了最先进的帝国大学的西式近代教育，又不失传统学术的训练。大学期间，教过他的老师有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者坪井九马三，以及林泰辅、田中义成、那珂通世等汉学家、东洋学家。
另一方面，当时东京学术界关于中国的研究，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即把对于中国的研究，从传统汉学的推崇景仰中国文化，对其进行道德性、思想性的阐释，转变为把以中国历史为主体的东洋史作为与西洋史相对应的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来进行客观的、实证性的研究。这种思想发端于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普遍的对于中国的关注， 1894年，在中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会议上，那珂通世提出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世界史”或“万国史”实际内容只是讲述欧洲历史，这是不恰当的，应该在西洋史之外，另立“东洋史”学科，讲述以中国历史为主的东亚诸国的历史。这是东洋史学科在日本建立的标志。此后，东洋史由中学课程而逐渐进入大学教育科目，成为学术界迅速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桑原的学术起步正好与日本东洋史学的产生、发展相同步，他本人也成为日本东洋史学开创时期的重要学者之一。当时，一批以“东洋史”为名的著作应运而生：如1895年儿岛献吉郎的《东洋史纲》、宫本正贯的《东洋历史》、1896年藤田丰八《中等教科东洋史》、1897年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而桑原隲藏本科毕业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即为《论东洋学者关于中国上古的研究》（1896年），第一本著作则是《中等东洋史》上、下卷（1898年）。从论题来看，也可知道他对于东洋史学的关注与贡献。1898年，桑原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入母校第三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职，教授的主要课程也正是东洋史学。
东洋史，作为日本中国学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个为日本学界常用的，至今仍在沿用着的概念，对于中国学界未必十分熟悉和容易把握，有必要在此稍加论述。如上所述，它的提出源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人一方面要摆脱敬仰中国的传统心理，客观对待中国的思想倾向，一方面又要立足“东洋”，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洋”诸国一起抗衡“西洋”的精神追求。它的学术内容，用那珂通世的话说，就是“以中国为中心东洋诸国治乱兴亡的大势”，桑原也说：“所谓东洋史，是以阐明东亚民族盛衰、邦国兴亡为主的一般历史，它与西洋史并列，构成世界史的一半。”[③]他并且说，按山川形势，亚洲大陆可分为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北亚五部分，“东洋史以东亚（中国和朝鲜）为主体，阐明历史沿革，同时对于与东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南亚、中亚的沿革，也不能不略述之。”[④]虽说是关于“东洋诸国”的历史，而事实上，上述这些“东洋史”著作的内容，大抵只是“中国史”，只是以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为主线论述兴亡沿革，对于满蒙、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及中国周边东亚、中亚、南亚各国的历史，则几乎少有涉及。正如那珂通世所说：“近来东洋史的书行世者已颇不少，然皆只详于中国之盛衰，而略于塞外之事变，特别是对于连接东、西两洋的中央亚细亚的兴亡，全部缺省；对于亚洲古今大势的考察，也不够充分。”相比而言，正是桑原隲藏的《中等东洋史》在这方面多有建树，着重从中外交通、中外关系的角度展示东洋历史的大貌[⑤]。桑原因而也成为建树真正的东洋史的大家。因此，可以说“东洋史”这一日本学术界约定俗成、广为沿用的概念，有它的不严格性，在理论上，应是指在地域上以中国为主兼及相邻东亚、中亚、南亚诸国，在内容上以历史为主兼及地理、经济、政治、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一种大区域性的、综合性的研究体系。但实际真正能够做到这样庞大研究的“东洋史学家”和“东洋史著作”很少。所以，实际上，我们有时可以把“东洋史”简约地理解为“中国史”，而从内容的广泛性来说，又可把“东洋史”宽泛地称为“东洋学”。
1906年11月，受文部省派遣，桑原得到赴晚清中国留学的机会，学习进修之余，他游历洛阳、长安古都，及山东、河南、蒙古、江南等地，考察中国的历史遗迹，感慨中国的现实情形，这是此后出版《考史游记》的缘由。
1909年4月，桑原留学期满，回国就任于京都帝国大学，担任文科大学东洋史学的第二主讲教授，在此之前，1907年，内藤湖南（1866－1934）出任刚刚成立的京大文科大学东洋史学的第一主讲导师[⑥]。此后的二十多年内，桑原一直执教于此，直至去世。
从学术谱系来说，日本中国学主要有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这两个流派[⑦]。由于桑原长期执教于京都大学，是京都大学东洋史方面与内藤湖南比肩而立的两大导师之一，从垂范后学、培养学生、造就学风、形成学派的角度来看，他理应属于京都学派的要员。但如上佛格尔所说，他又是公认的京都学派中的“特殊人物”。一般而言，京都学派在思想情感上“敬爱中国文化”，包括热衷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琴棋书画方面的爱好和修养；在学术方法上，十分看重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与考据手段，如狩野直喜（1868－1947）推崇乾嘉考据学，内藤湖南推崇章学诚史学理论；在人生实践上，也十分重视赴中国考察，与中国学界交流，如狩野、内藤等人与文廷式、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清末民初的学者有常年的学术友谊。在这几个方面，桑原几乎都是不愿苟同的另类。标榜科学态度的他，坚决反对学者把研究对象作为兴趣的对象，视对于书画古董的收集鉴赏为玩物丧志，对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也认为是“粗陋而不能信用”，因而几乎不与中国学者有往来。这倒有些接近东京学派的风格。当然，狩野、内藤等人，在方法上也是坚持实证的，他们在反对江户汉学的道学色彩、反对明代空疏学风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狩野他们的实证更表现为植根于中国乾嘉朴学，有趋同中国的倾向。
桑原隲藏有一儿一女，儿子桑原武夫后来成为京都大学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这里引用桑原武夫在《桑原隲藏小传》中的一段话，作为桑原一生学术追求的写照：“明治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凭着对科学乐观天真的信仰，相信日本的学术不久将赶上西洋。桑原也不例外。为此，他心无旁顾，呕心沥血地走在这条学术的道路上，直至真的吐血卧床为止。……法国诗人说：‘少年之梦在老年实现，此谓美好人生。’与那珂、白鸟、内藤诸氏一起，建立了堪向世界夸耀的日本东洋史学的他，也可以说是度过了美好的一生。”[⑧]
二，主要著作及学术特点
桑原生前很少出版自己的著作，除了早岁的《中等东洋史》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教科书外[⑨]，只有《东洋史说苑》和《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两种。1931年他去世后，他的学生们整理、编辑他的遗著，编成第一册《东西交通史论丛》、第二册《东洋文明史论略》、第三册《支那法制史论丛》，分别于1933、1934、1935年由弘文堂渐次出版。1942年弘文堂又出版了他的《考史游记》。这些著作后来经过修订、增补，被编成《桑原隲藏全集》全五卷，1968年岩波书店出版。以下对这些著作作简要介绍。
《东洋史说苑》，初由弘文堂1927年出版，收集了在此之前作者较为通俗可读的短篇论文23篇，作者自己将之分为时事、文化、宗教、习俗、气质、人物、杂纂七部分。此书收入《全集》第一卷时，增补了21篇，分别散入原书的七个部分中。其中如时事篇中的《黄祸论》，宗教篇中的《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风俗篇中的《中国人发辫的历史》、《中国人的食人肉风习》、《中国的宦官》，以及气质篇中的《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中国人的妥协性和猜疑心》，人物篇中的《东汉的班超》等篇，都是十分有影响的名篇。
《东洋文明史论略》，原书初版于1934年，收长篇论文13篇，1968年收入《全集》第二卷时，增加较短篇的论文23篇及附录2篇，共计38篇。本书编者之一的宫崎市定将此书按内容分为六个部分：（一）总论、（二）关于古代文明、（三）关于中国固有文明与习俗、（四）关于对外文化交流史、（五）书评、（六）其他。书中包含《历史上所见之南北中国》、《隋唐时代来住中国的西域人》、《中国人食人肉的风习》等著名长文。
《东西交通史论丛》，原书初版于1933年，由作者有关中国与西方交通关系的论文13篇组成。包括《张骞的远征》、《大宛国贵山城考》正续篇等著名篇章。收入《全集》第三卷。
《支那法制史论丛》原书初版于1935年，收录作者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论文，如《唐明律比较》、《中国的孝道特别是从法律上所见之中国孝道》等长文，以及他最后一次在京都大学所作的暑假系列演讲《中国古代法律》。收入《全集》第三卷。
《中等东洋史》上下卷，1898年初版。收入《全集》第四卷。本书的写作虽然还是在作者的研究生阶段，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日本东洋史学科发展史上的名著。本书已经显示出桑原治东洋史的特点，即不是局限于中国内部看中国，而是注重在中国与外国的交流中展示东亚历史发展的大势。作者弁言自述到：“第二，中国内地的兴亡大略据于《御批通鉴》；印度及中央亚细亚的事迹，多参考欧人著作；塞外诸国的沿革，一般本于中国历代正史的外国传。第三，本书编著过程中，尤为重视《读史方舆纪要》、《西域图志》、《满洲源流考》、《蒙古游牧记》等有关东亚地理之诸书，予参考此等著作，探明历史事变及其舞台背景与相互关系，颇费苦心。第四，大至年代的划分、人种的分类，小至塞外诸国的兴亡，本书在题材与材料上，与前辈诸士的著作相比，其面目相异处极多。非敢好异，实本于自家所信。”[⑩]收入《全集》第四卷的还有与此教科书相配套的教师参考用书《东洋史教授资料》。
《宋末的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本书是作者历年蒲寿庚研究的集大成者。1914年12月，作者在京都大学支那学会的例会上，以《宋赵汝括的及宋末提举市舶使西域人蒲寿庚》为题，首次介绍了向来不为中外史学界所知的阿拉伯人蒲寿庚的事迹，当时研究尚不充分。1915－1918年的三年间，先后在日本史学会的机关杂志《史学杂志》上，以《论宋末提举市舶使西域人蒲寿庚》为题，分五回连载发表他的系列研究。在此基础上又作订补，以《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为题，1923年由上海东亚攻究会出版单行本。上海本出版后到作者去世前，作者经常对该书加以订补，增补内容共计53项。因此在作者逝世后的1935年，岩波书店出版了反映新增内容的增补本。书名也改为《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在中国通商的概况特别是关于宋末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的事迹》，收入《全集》第五卷。此书分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本论部分又分一、大食人的通商，二、居留中国的大食商人，三、居留广州的蒲姓，四、蒲寿庚的事迹（上），五、蒲寿庚的事迹（下）蒲寿庚家族。本书决不仅仅是关于蒲寿庚个人事迹的考证，而广泛涉及了唐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通商往来的各方面历史事实。如提举市舶官职的建立、阿拉伯世界往来中国的路线日程、唐宋元时代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作为外国人居留地的蕃坊、居留广州的历代蒲姓等。本书曾得1926年日本帝国学士院奖，1928年作为“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之一，被译成英文；另外，汉译本先后题为《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及《蒲寿庚考》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刊行[⑪]，对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中外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无不以此书为基础和出发点。
《考史游记》出版于1942年，编者森鹿三与有功焉。编辑此书时离开桑原考察中国的时间已有三十五、六年，离开作者去世也已有十年多。编者在家属提供的桑原留下的旅行日记、当时的照片、及少量发表的《旅行记》、交给文部省的《报告书》等材料基础上，详加解读，一一比照，使之图文相配，前后有序，并另作了“作者旅行路略图”及“索引”作为附录，方便阅读。书名《考史游记》为狩野直喜所题，初版时矢野仁一、宇野哲人作了序。全书分长安之旅、山东河南游记、东蒙古纪行、观耕台、自南京等五部分。共附图271幅。收入《全集》第五卷。
桑原的著作被译成中文的，除了《蒲寿庚的事迹》外，另有樊炳清根据《中等东洋史》译出的《东洋史要》，1999年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出版，对晚清民初中国史学界新式教科书的编撰产生过示范性影响。台湾还出版了《张骞远征考》及《中国之孝道》。
桑原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和风格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一）、追求“科学的历史学”。追求科学实证是日本近代史学确立的标志之一，1887年东京大学史学科成立，聘任德国史学家里斯讲授和传播兰克学派的实证史学，此后，史学科的井坪九马三、重野安绎、白鸟库吉等教授，都是引进和实践实证史学的先驱。桑原也正是在这种史学观念的引导下走上学术道路的，他屡屡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几乎把“科学”作为一生的信仰来追求。针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书籍大体来看，处于未整理的状态，在利用它之前，务必首先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充分的整理，对于整理过的材料也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科学的方法决非只适用于西洋的学术。”至于“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就是真实可靠，拒绝含糊。他说：“学问的生命在于正确与坚实。在研究上，一忌粗略，一忌含糊不清。”[⑫]因此，他的研究对于每一个课题，都追求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在考辨史料的基础上，作客观的研究；如史料不全则阙疑待考，成为日后关注的课题之一。因此，一个课题的研究，往往前后持续十多年，依据不断发现的新资料，不断丰富和增补新的研究成果。如《历史上所见南北中国》一文，刊发于1925年的《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它是在《晋室的南渡和南方的开发》（1914年）、《历史上所见南中国的开发》（1919年）等文章的基础上增补完善而成的。而蒲寿庚的研究更是持续近二十年，由演讲报告到连续论文到单行本论著，一直到去世前仍不断订补，体现了作者追求事实不懈的热诚和意志。因此，后学评论桑原的史学首先肯定的就是他的“科学性”。如吉川幸次郎指出“（博士的）历史学就是不断确定事实的工作，就是以确凿的实证向学界提供颠扑不灭的结论。”[⑬]羽田亨说：“博士的学风一言以蔽之，可谓‘坚实’。根据广博的知识搜集史料，一一施以精致的考证，提出铜墙铁壁般的论点，建立新颖透彻的论断，是他最大的长处。……（那些论著）正如良材经能工巧匠之手建成的佛塔，历千年风雨而岿然不动。”[⑭]
（二）“以外国说明中国”。桑原的东洋史研究，尤其注重东西交通、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课题。其《东西交通史论丛》、《蒲寿庚的事迹》都是开启这方面研究的典范之作。而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论述，也都能突破前人的视角，独辟蹊径，从古代中国与外国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接触和相互认识，来增进对于中国历史上固有事物的理解。他常能从异域文字史料中来发掘关于中国的记载，或是从中国固有史料中发掘为前人所忽视的关于异域历史文化的记载。如他根据《唐书》、《旧唐书》和伊斯兰教国家阿拉伯文文献的记载，揭示中国造纸术西传的经过，指出由于唐中叶751年中国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之战，致使中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入撒马尔罕，并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广泛利用和传播的事实[⑮]。由此提醒人们，在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过程中曾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西域地区在东洋史研究上的价值和重要性，“为了揭示世界文化和文明发达之迹，决不能将西域地方置之度外。……不仅如此，西域本身也具有优秀的固有文化，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就对东洋发生过影响”[⑯]。正如宫崎市定所指出的：“博士反对以封闭的汉学家立场所进行的支那学研究，主张从世界性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因此，只以中国来说明中国是不够的，而必须以外国来说明中国。”[⑰]桑原注重发掘和利用外国人记录和评论中国的史料，并将之与中国的记录相对照，以此为研究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再来回望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态势，那些向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某些问题，被他清晰地揭示出来；或者是某些一般已有定论的历史现象，被他赋予新的解说。在这一意义上说，桑原的东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探明“交通”或“交流”的事实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要通过对这些事实的梳理和揭示，在世界的视野范围内，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及以中国历史为主的东亚历史发展的真相。
（三）考证厚博详实而论述明快简捷。桑原历史论文的表述方式常为后人称道。由于注重史料的搜集，他的论文往往都是旁征博引，钩沉发微，详实考证，但是，这并没有使文章变得如我们一般想象的考据文章那样艰难晦涩，难以卒读。作者采用了将本文和注释截然分开的办法，用尽量简洁明快的逻辑阐述说明研究所得的结论，用尽量翔实周到的“备考”、“参照”等注释方式，交代作者所见种种资料及作者的考证辨析。这样的论文最著名的有《历史上所见之南北中国》、《中国的孝道特别是从法律上所见之中国的孝道》、《张骞的远征》等。以《历史上所见之南北中国》为例，它结构严谨，论述清晰，简明易了，又容纳了大量史料和考证辨析。全文发表当初长达100页，而作为“备考”的注释就占了一半篇幅以上，每一条“备考”短则几百字长则近千言，可视为一篇辨析史料、考订史实、阐释典故制度的独立的学术札记。所以，这篇文章常被作为日本大学里东洋史专业学生研究入门的推荐必读例文。石田干之助说，桑原的文章“本文与注记整然有别，论旨极其明快易瞭，没有一丝晦涩。……因此，我总是劝诱学生诸君首先必须去精读桑原先生的论文。……如《历史上所见之南北中国》，在一读再读之间，不仅了解了中国历史的大貌，同时对相关各个领域也有了大概的初通。这就不仅是推荐给学生诸君，我自己也是反复阅读，得益匪浅。”[⑱]岛田虔次也回忆说“我常常被学生问道，研究中国历史首先必须阅读的文献是什么？这时我总是回答以下三篇文章。”三篇文章中就有两篇是桑原的，即《历史上所见之南北中国》及《中国的孝道特别是从法律上所见之中国的孝道》。[⑲]中华书局翻译出版的九大册《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桑原的选文也是这篇《历史上所见之南北中国》。可以说，这篇宏文堪称桑原乃至日本东洋史学的经典之作。此外，《蒲寿庚的事迹》也是这方面的典范，全书每部分的本文都极其简明，只占两、三页篇幅，而每个本文之下的“参照”一一以小标题为目，字数篇幅竟为本文的十几倍之多。仅以“本论”之“二侨居中国的大食商人”为例，本文不到3页，后附参照则有36条，占60页之多。为了说明“参照”内容之丰富广博，请允许笔者在此不避冗赘之嫌，抄录这36条的标题如下：1，外国人的城内杂居；2，蕃坊；3，泉州的外人居留地；4，广州的外人居留地；5，蕃长；6，蕃长的选择；7，蕃长的职掌；8，北宋的外国贸易奖励；9，对外商的犒设；10，外人取缔的宽大；11，唐宋时代关于外人犯罪的法律；12，宋代对于居留地外人犯罪的处置；13，外人犯罪处置的实例；14，中国记录所见伊斯兰教徒的食猪肉禁止；15，波斯大食商人的豪奢；16，外国商人的富庶；17，波斯妇；18，宋代关于“菩萨蛮”名称的解释；19，唐代的菩萨蛮曲；20，唐代菩萨蛮之解释；21，西域的波斯与南海的波斯；22，刘鋹与波斯女；23，伊斯兰教徒与宗女的通婚；24，蕃商与官吏的通婚；25，蕃汉通婚的事实；26，宋代的蕃人学校；27，伊斯兰教徒的登科；28，昆仑国的位置；29，大食中国间的航程日数；30，外国商人搭乘中国船；31，古代南洋贸易船 传书鸽的利用唐代的南洋贸易船大食船与中国船的比较宋代的中国船指南针的使用等；32，信风的利用；33，外人所使用的唐的国号等；34，多年逗留的蕃商；35，五世居住的蕃客；36，土生蕃客。
三，中国观及桑原史学的立场
中国文化历来以历史悠久、文明发达、对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著称，这对于自古以来长期得到中国文化惠泽的日本人来说，更是容易接受的事实。但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在国力强弱和文化发展上，出现了与古代的中日关系正好倒置的变化过程。由于明治以后实行文明开化的国策，日本很快变成国富兵强的近代化国家，日本传统的中国观也随之发生改变，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从尊崇、追随、感恩、亲善而变为轻蔑、离弃、傲慢甚至欺侮的心态。桑原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论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他关于中国文化特性和中国国民性的一系列论文，不仅代表了他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历史认识和基本评价，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改变，起到了引导性和推动性的作用。这里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论中国古代发明。
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曾经作出过伟大贡献，其中犹以“四大发明”著称于世。早在近代西方经典学者的论著中，对中国古代发明就有论述。英国培根的时代，对于中国发明了印刷、火药和指南针的事实，尚还不够清楚，但他已经明确认识到了这些发明的伟大意义，他说：
“……我们还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海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计数的变化来。”[⑳]
培根以后几百年，“四大发明”渐渐被公认为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其文化价值和历史影响也越来越显示出来。美国学者德克·卜德著在《中国物品传入西方考证》中说：
“如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我们将仍旧生活在中世纪；如果没有火药，世界可能少受些苦难，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将仍旧停留在封建农奴状态。巴拿马运河和大石坝的修建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没有指南针，地理大发现的年代将永远不会到来，而正是这些发明丰富了欧洲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没有这些发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仍然是不可知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21]
至于马克思的论断更是十分有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22]
关于中国古代发明，桑原作有《东洋人的发明》、《纸的历史》等文，《蒲寿庚的事迹》中也有部分段落涉及。他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及欧人的新研究，对中国古代造纸、印刷、罗盘、火药的发明特别是它们向外传播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为进一步探明这些发明在世界历史上的传播、影响，作出了学术贡献。上文提到桑原开创性地发现，中唐751年发生的达逻斯之战，造成了中国造纸术的首先传入撒马尔罕，而后继续西传，
“到十四、五世纪，造纸术在欧洲也传播开来，与印刷术的应用一起，成为促进近世文明发展的重大原因。”[23]
关于罗盘，作者说：
“中国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就已经在航海上使用罗盘，而阿拉伯及欧洲方面，约在一百年后的12世纪末及13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罗盘。其由东向西传播的路线虽尚不明了，但现在看来，不能不承认是东洋方面更早地懂得了使用罗盘。当时阿拉伯人在东、西两洋之间经营海上交通，以这些阿拉伯人为媒介，使罗盘的使用由东洋传入西洋，这应该说是可以想象的。”[24]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使用火药，宋军曾使用“霹雳炮”反击金军，而金人则用“震天雷”、“飞火枪”等抗击元军，到蒙古军席卷欧亚大陆的时代，又把使用火药和铁炮的知识传给了阿拉伯人，
“大约是在十三世纪中叶，火药由中国传入阿拉伯，……到十四世纪，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火药传入欧洲后，得到不断的改良，到十六世纪初，制造出功效卓著的铁炮，致使欧洲的战术为之一变。”[25]
然而，作者在《东洋人的发明》文章最后特别指出：“我这个讲演的主要目的，决不只在于考证事实，而是要从事实中引出若干教训。”他所说的“教训”是，中国人历史上虽有重大发明，但真正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还是西洋人：
“就发明这一点说，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洋人，必不逊于西洋人。印刷、造纸、罗盘、火药之外，在商业方面，兑换与纸币的发行；在工艺方面，瓷器与漆器的制造等也都是中国首先发明。但是，由于中国人自负的劣根性，近年来竟有人主张所有世界的文化与文明都是从中国开始的这样的谬伦。……况且，东洋人的通病是缺乏研究心，印刷、造纸、罗盘、火药这些重大发明，在发明地东洋，经几百上千年，仍然不脱旧态，漫长岁月间，不见改良进步之迹。……但这些发明一旦入西洋人之手，由于他们的热心研究，扩大其利用、应用的范围，如今日之造纸机械、印刷机械等，大大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因此，即使是东洋人的发明，如不经西洋人之手，就并不能充分地发挥其效用。”[26]
根据中西历史发展进程客观地说，一方面，正如前面引述的西方论者所言，中国的四大发明确实为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步提供了物质的和技术的前提，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只有在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内在驱动力的近代社会里，东方的四大发明才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益。中国发明在先，西方广泛地推广利用在后，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地达成对人类历史的推进作用。桑原将中西古今的继承关系割裂开来，说成“东洋人的发明，如不经西洋人之手，就并不能充分地发挥其效用。”这多少让人嗅到那个时代日本所特有的那种崇西媚西、贬斥中国的气味。当然，这种对于东方文化反思、反省的思路，成为后世文化研究中“中国科技为什么在近代落后”？“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促成中国更早地走上近代化道路”等问题的先声，也不能不发人深省。
（二）：关于中国人的奇异风习
一般说来，欧洲的汉学研究起源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述，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首先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化中那些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回忆录以及专门论著也多涉及于此。桑原隲藏关于中国奇异风俗的研究，受到传教士著作的影响，如他在京大上课时常常引用阿瑟·史密斯（Arther Henderson Smith，1845－1942，中文名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但书中关于中国的评论，如“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因循守旧”、“缺少信用”等，一般都是基于在中国的生活体验而写出来的一种感悟式的速记，而桑原则是以实证主义的方法，依靠大量的正史、笔记等历史资料，写出学术性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中国人发辫的历史》、《中国人食人肉的风习》、《中国的宦官》三篇文章。这里简述三文之主要论点：
“中国人的发辫绝非自清朝始，而是距今约八百多年前的金代就开始实行了。金代以前虽也有发辫民族占领中国内地建立国号的，但当时未必一定让治内的汉人剃发留辫，明确让汉人剃发留辫的，自金代始。”
自女真金代，蒙古元代，到满族清代，从正统历史观来看，他们都是中原汉文化以外的“夷狄”，他们取得政权后实行发辫政策，而汉人从“华夷之辨”的观念出发，认为留发辫而从夷俗，实在是一种屈辱，反抗者因此还遭到强制性的屠杀制裁。桑原在历数历代的发辫政策后结论说：
“所以，中国有‘发厄’、‘发祸’这样的词汇。……从金代发布发辫令至今八百年，除去明代的不足三百年，其余五百年间，汉人特别是北中国的汉人大多数因为发辫之令，笼罩在威胁杀戮的恐怖之中。……因为头发，古今几十、上百万汉人失去了生命，这实在是世界罕见之奇观。”[27]
关于中国人食人肉的弊习蛮风，作者分别于1919年和1924年写过两文。1919年4月27、28日，日本报纸转载外电报道：“俄国首都粮食紧缺，一中国人在市场上贩卖人肉被官衙查实，捕获枪毙。” 由此引发了作者的前一文，后一文则是对前文的进一步资料补充。桑原不仅举出“易子而食”、介子推“自割其股，以食文公（重耳）”、汉高祖“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等为人熟知的历史记录，更广泛搜集四部书籍中的相关记载，说明食人肉之事例在中国“自有经史历然确证，毫无疑义之余地”，并且把食人肉的原因析为五端：即“凶年饥荒、战争受围困断粮、少数个人嗜好、吃食憎恶之人、治疗疾病”，一一根据历代史料详细列举，如排列《汉书》、《后汉书》中所记食人肉之事近二十条；排列《资治通鉴》所记食人肉之事十七条，另引及《唐书》、《旧唐书》、《五代史记》以及庄绰《鸡肋编》、陶宗仪《辍耕录》等书的相关记载。作者最后写到：
“在远古，食人肉的风习在世界上也可谓相当流行，但像中国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如此几千年地维持这一蛮风，则不太有见。……中国的这一蛮风，是外国传来的还是本国固有的，尚不能轻易决断。但是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就有这一蛮风，则是毋庸置疑的。……了解中国人，必须观察他们的表里二面，根据经传诗文，了解中国人的长处优点固然是必要的，同时也必须了解他们相反的方面。”[28]
宦官制度是这种“相反的方面”的又一例证，1923年作者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中国的宦官》一文，指出：中国西周时“宫刑”即为五刑之一，而最晚在春秋战国时宦官已在政治上占有势力。宫刑是早期宦官的来源之一；隋唐以后禁废宫刑，宦官之90％来源于民间自愿去势者。另外还有少数来源于死刑减等者、捕虏来的边裔蛮民、附庸国所献等。使用宦官不仅非人道，而且给中国历代政治带来重大弊端，但“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政治家、经学家们，几乎无人提出废除作为弊政根源的宦官的主张。”所以，作者认为：
“宦官曾经在许多国家存在，但中国在世界宦官之国中最为著名。以至于一提及宦官，就联想到中国。世界上像中国这样重用宦官的国家绝无仅有，宦官能像在中国这样跋扈的国家绝无仅有，而像中国这样有那么丰富的关于宦官的历史记载的国家也是绝无仅有。”[29]
（三）：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
桑原论中国人的国民性，主要有《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1916年）、《中国人的妥协性和猜疑心》（1920年）二文。
“就观察个人而言，每个人有其个性；就一国民或一民族而言，也有各自的气质性癖，此可称之为国民性或民族性。……中国人最显著的民族性在于文弱，在于保守。中国人文弱、保守，这已广为世人所知，决非新鲜之事。我这篇论文，主要以历史上的事实为基础，来证明中国民族的文弱和保守。”[30]
桑原认为中国人文弱的原因有三：一，天性文弱；二，中国古代学说，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老庄，都鼓吹和平，崇尚和平，反对争斗；三，先天长于计较利害关系的中国人厌恶带有危险性的争斗、战争，崇文黜武。接着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以和平反对或避免战争的实例，最后结论说：
“对中国人的文弱不能一味否定，比之于强悍好战的民族，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然而，如今是民族竞争的时代、是崇尚武力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沦为时代的牺牲品，尤为痛切地感受着列强欺侮的中国人，若依然不改其文弱之风，前途实在令人担忧。特别是这种文弱并非以高远的理想为基点。所以，今日包藏着怯懦的文弱气质，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祸根。”[31]
桑原认为中国人保守的原因也有三：一，天性保守；二，中国自古文明发达高于四邻，因而一向颇为自负，认为本国文化是唯一绝对正确的，并尽力维护保持之，形成保守的第二天性；三，儒家尚古，祖述之风甚。中国人保守的表现有：一，墨守陈规而无视客观实际；二，长于模仿而不善应用；三，只重形式而缺乏内容；四，所谓改革乃增新而不去旧。联系到近代历史，桑原指出“中国很早就与西洋新文明接触，但他们的保守和自尊阻碍了他们接纳新文明。”东洋国家今后的任务是要很好地应用西方文明并将之与本国文化相调和，“对于历史上缺乏这种经验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需要花费一番苦心。”[32]
如果说文弱和保守更多显示在上层文化领域，那么，所谓妥协性和猜疑心则更泛指中国人的普通百姓。“妥协性可谓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一，个人也好国家也好，中国人常常采取妥协。”“招安”是政府对流贼的妥协，“归顺”是流贼对政府的妥协；“和亲”是中原对外族的妥协。“中国人猜疑心极重”，桑原从“一人不入庙，二人不看井”的古谚说起，列举种种历史事例，说明中国人心中猜疑的普遍存在[33]。
关于桑原的中国观——即作为一个中国研究者对待中国的基本态度，前人的评述主要有两种：一是本文开篇所引佛格尔所说的，桑原是热爱中国的京都大学东洋学者中的一个例外，他经常在课堂上故意侮辱、讽刺中国人，是“蔑视中国”的中国学者；一是京大东洋学后辈学者如宫崎市定、贝塚茂树等人，他们指出桑原揭示中国的阴暗面是为了让日本人更全面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让日本人从“尊敬中国”的迷雾中走出来看到中国的真实面貌，甚至用“爱就是更好的理解”这句西谚，说明桑原实际上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寄托自己对中国深深的热爱[34]。本文认为，桑原的中国观是与他的思想立场相联系的。如果把桑原放在近代日本中国观转型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就不难看到，作为一个以追赶西方近代文化为志业的史学家，桑原首先是以西方近代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如崇尚功利、崇尚武力、不断进取、优胜劣汰等普遍原则来衡量中国的，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以一种近代的、批判和反省的目光来对待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这就是桑原史学的基本立场。基于这一立场，他通过“可靠、实证”的研究，揭示中国历史中确实存在过的陋习蛮风，斥责中国人性格中保守、落后等负面倾向，目的就是要为日本人树立一个与传统观念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形象”，让日本人从传统的尊崇中国、亲善中国的情感中解脱出来，而走向相反的一面。这与日本明治以后“脱亚入欧”的主流中国观也是基本一致的。联系到桑原一向贬斥中国的传统学术方法，除留学中国外，从未再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也从不与中国的历史学同行有学术交往[35]这些事实，桑原隲藏确实可以说是一个蔑视中国，至少是无视中国的中国学研究者，是只把中国作为一堆堪以引发出种种历史教训的反面教材的中国学研究者。如果硬要说他是“热爱中国”的人，不仅难以服人，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愿承认吧。
桑原关于中国文化及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性论述，发表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的文化先觉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也正在讨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以期开展中国文化学术的近代性转换。他们所以能够具有这种自我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与思想上学习西方文化近代文化、受到西方中国论者的影响不无关联。上文提及的桑原曾多次引述的美国教士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在1890年首版后，于1892、1894年分别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等地再版，多次重印，又被译成日文、德文、法文等译本出版，其中日文本书名为《支那人气质》，1896年在东京博文馆出版。此书对西方人和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部分中国学人中也受到重视。鲁迅在日期间，就曾读到此书的日译本，与桑原一样，他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许多批评，也直接、间接地受到此书的影响。他后来多次建议要把这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以警醒中国国民[36]。
虽然，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中国国民性论述，多基于西方价值标准，并不能算是真正对于中国的理解之论，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自异域、异文化的批评声音，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反思自我，超越自我，无疑是一面值得珍视的“镜子”，是我们克服历史积弊的一剂苦口良药。这或许正是我们应从桑原中国学中所汲取的有益成分。
[①] ［美］佛格尔著，［日］井上裕正译《内藤湖南的政治学与支那学》（＜内藤湖南——ポリテイツクスとシノロジ-＞），平凡社，1989年，PP.131－132。
[②] ［日］砺波護《桑原隲藏》，载［日］江上波夫编《东洋学的系谱》（＜東洋学の系譜＞），大修馆书店，1992年，PP.136－137。
[③] ［日］桑原隲藏《中等东洋史》“总论”第一章“东洋史的定义与范围”，载《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岩波书店，1968年，第17页。
[④] 《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18页。
[⑤] ［日］那珂通世《中等东洋史·叙》，载《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3页。
[⑥]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学界有名的自学成才的天才型学者，由于没有正规帝国大学的学位，1907年内藤是以讲师身份受聘于京大的，两年后的1909年才晋升为教授。
[⑦] 参见钱婉约《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⑧] ［日］桑原武夫《桑原隲藏小传》，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1968年，第540页。
[⑨] 桑原在1898年完成《中等东洋史》后，又相继1899年出版《初等东洋史》、1903年出版《中等教育东洋史教科书》、1904年出版《东洋史教科书备考》正、续编。这时正在桑原任教高等中学期间，这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学建制“东洋史”课程需要配备教科书的需求而作。
[⑩] 桑原隲藏《中等东洋史弁言十则》，载《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5页。
[⑪] 此书先由冯攸译，以《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为题，作为《中外交通史资料名著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后改名为《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作为《史地小丛书》之一，由同出版社1934年出版；又有陈裕菁译，题名为《蒲寿庚考》，由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再版了《史地小丛书》的冯译本。
[⑫] 桑原隲藏《支那学研究者的任务》（＜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務＞），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PP.589－606。
[⑬] ［日］宫崎市定《桑原史学的立场》（＜桑原史学の立場＞），《桑原隲藏全集》别册“月报６”。岩波书店1968年。
[⑭] ［日］羽田亨《东洋文明史论丛·序》，载《桑原隲藏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68年、PP.3－5。
[⑮] 《纸的历史》(＜紙の歴史＞)，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PP.69－85。
[⑯] 《东洋人的发明》（＜東洋人の発明＞），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159页。
[⑰] ［日］宫崎市定《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解说”，PP.641-642。
[⑱] [日]石田干之助《桑原先生的学风及其他》（＜桑原先生の学風その他＞），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月报”。
[⑲] [日]岛田虔次《无题》（＜無題＞），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月报”。
[⑳] ［英］培根（Bacom,Francis）著，许宝骙译《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
[21] ［美］德克·卜德著，王淼译《中国物品传入西方考证》（可惜译者没有注出作者的英文原名和著作时间），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32页。
[22]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
[23] 《东洋人的发明》，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第154页。
[24] 《东洋人的发明》，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PP.154－155。
[25] 《东洋人的发明》，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PP.156－157。
[26] 《东洋人的发明》，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PP.158－159。
[27] 《中国人发辫的历史》（＜支那人辫发の歴史＞），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PP.441－45。
[28] 《中国人食人肉的风习》(＜支那人の食人肉風習＞，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PP.454－459。
[29] 《中国的宦官》（＜支那の宦官＞），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PP.460－469。
[30] 《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支那人の文弱と保守＞），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470页。
[31] 《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480页。
[32] 《中国人的文弱与保守》，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491页。
[33] 《中国人的妥协性和猜疑心》（＜支那人の妥协性と猜疑心＞），载《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492页。
[34] ［日］贝塚茂树《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解说”，第686页。
[35] 桑原并非不关注中国的相关研究，但被他赞许的极少。陈垣是他唯一甚为赞赏的一位中国学者。
[36]结果我们迟至六十多年后的近年，才有了此书的中译本，分别为匡雁鹏译《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秦悦译《中国人的素质》，学林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