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地区之社会变迁 （3）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由于经商在徽州地区百姓现实生活中的举足轻重的意义和普遍性，传统的右儒左贾的思想意识在这里似乎并不居首位，相反，儒、贾相较，嘉、万之际，贾反有居上之势。正如时人汪道昆所云：“吾乡左儒右贾，喜厚利而薄名高”［（１１）ｅ］。汪氏在另一处又说：“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１２）ｅ］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经商固然系迫于生计的需要，同时无可否认也有一部分人是读书不成才转到经商上面来的。然而，我们则不能据此而否认明后期右贾左儒的社会思潮的存在和作用。文学以独特的手法反映现实，正由于此，才有“文学真实”的提法。明末拟话本小说集中有载：“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１３）ｅ］。同样道理，出生徽地的一些衣锦高官者不恤人言、不畏传统，也加入到经商行列，派仆人代为经商，或者将官僚资本贷与他人，取得高额利息。正如唐顺之所云，“（新安）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１４）ｅ］。归有光也说：“（新安大族）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１５）ｅ］。经商活动影响和渗透到了徽州社会的各个阶层。


　　徽人的营业范围非常广泛，大者盐、典、茶、木，小者屠沽贩脂。只要有钱可赚、有利可图，便设法为之，可谓“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制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１）ｆ］。一般来说，巨商发家于盐、典。食盐是国家专卖品，明初实行开中制，纳粮北边，换取盐引，继而掣盐，到指定销售区域售卖。成化年间由于势豪对北边盐引的垄断，其他商人畏止不前，不能保证北边粮饷供应。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在成化年间以银换引的经验基础上，将这一做法全面推行，使之制度化。商人在各盐运司上纳银两，不必亲赴北边，且无守支之苦。运司将银两累解太仓，然后分发运至各边［（２）ｆ］。徽州距两淮、两浙盐区密迩，因此具有经营盐业的优势。这种改革为徽商经营盐业大开方便之门，也为徽商能够成为巨商提供了可能。所以万历时人谢肇ｚｈé＠⑤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３）ｆ］这是就盐商而言，其他行业的商贾未必能如是之雄。歙县之所以敢豪夸所谓大贾无法与其比拟的海口，就是因为歙县有腰缠万贯的大盐商的存在。据《万历歙志》记载，大盐商最初为黄氏，接着，汪氏和吴氏后来居上，资本“皆数十万以汰百万者”［（４）ｆ］，与谢肇ｚｈé＠⑤所云资本额相符。典商，又称当商、质商或质剂之商，即物货抵押和高利贷剥削相结合的一种经营。徽商一旦有所积蓄，一般都连带经营此业，固定在某一都市或乡村，较行商风险较小。徽州诸县中，以休宁、歙县的典当经营者居多。徽人善于经营，利率甚低，较之一般高利贷都要低二三倍。比如，嘉靖年间，休宁由溪商人程锁在应天ｌì＠⑥水经商，兼营典当。按当地习俗，春季贷给下户母钱，秋季倍收子钱，即利率为１００％。而程锁“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争赴长公”［（５）ｆ］。万历年间金陵当铺共５００家，福建典铺取利三四分，即３０％或４０％的利率，而徽州铺只收一二分或者三分。所以，该地的徽州典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人情最不喜福建”［（６）ｆ］。万历三十五年六月，河南巡抚沈季文上奏道，“徽商开当，遍于江北”，仅河南一地，就有汪充等２１３家质铺［（７）ｆ］。明末，徽州人汪箕在京师，开典铺数十处，家赀达数百万［（８）ｆ］。此外，木商、瓷器商以及布帛、丝绢商也值得注目，不再赘述。


　　徽商活动范围极其广大，可谓无远不届，无所不至。据《万历歙志》载：当时两京、浙、闽、广等都会，苏、松、扬等大府，临清、济宁、仪真、芜湖诸要道，瓜州、景德诸镇，都有徽商的身影。此外，“山陬海ｒｕáｎ＠⑦、孤村僻壤”亦莫不有徽商的足迹［（９）ｆ］。除了内陆地区外，他们还远至海外，到日本和东南亚经商，运去土货、景德镇的瓷器、苏松地区的棉丝织品，还有广东佛山的铁器制品。正如《万历休宁县志》所载：“邑中土不给食，大都以货殖为恒产。商贾之最大者举鹾，次则权母之轻重而修息之；千百中不一二焉。其余借怀轻资，遍游都会……诡而海岛，深而沙漠，足迹几遍宇内”［（１０）ｆ］。


　　需要指出的是，真正致富并成为巨商的徽商毕竟是少数，所占比重不大。如《万历歙志》所论：“姑论吾邑，千金之子比比皆是，上之而巨万矣，又上之而十万、百万矣。然而千金则千不能一也，巨万则万不能一也，十万、百万可知。乃若朝不谋夕者则十而九矣。”［（１１）ｆ］拥资千金、万金者不及经商总数之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则“朝不谋夕”［（１２）ｆ］。许多人在经商过程中，或出意外，如水火之劫和盗劫之类，或顿挫亏折，连本不保。如万历时汪道昆所云：“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１３）ｆ］易言之，十分之七的经商者并未跻身富商的行列，可能因过渡浪费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有亏折损失的因素在内。明末休宁人金声也说：“向之出而求食于四方、遭劫夺不能复出而不得不坐于家者，盖十家七矣。”［（１）ｇ］商人如此之多，只有十分之三才能赢余，而其中之巨贾所占比重当更加微弱。


　　三 徽州地区社会变迁的历史认识


　　徽商集团经过正德、嘉靖时期的发展，逐渐铸就了自身的形象。徽商借助其他地区，尤其是毗邻的江南地区作为历史舞台演出了壮观的历史活剧。通过商业活动的区域空间位移，促进了地区间经济的交流与分工，把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推进和刺激了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徽商的遍布和资本的回归，也对本地区经济进步有所引发。如当地的林木经营就有所发展。“大抵新安之木，松、杉为多，必栽植始成材，而婺源、祁门之民尤勤于栽植。凡栽杉以三十年为期乃可伐”［（２）ｇ］。嘉靖四十四年，临川人祁门知县桂天祥说：“本县山多田少，民间差役、日用咸于山林赖焉。是一山木之兴，固百年之攸属也。”［（３）ｇ］充分道出了林木种植的商品性和对当地民生的重要性。利用林木资源的制墨业和刻书业在当地也得到了长进。徽州制墨起源于唐末；易水人李超为避唐末战乱，流落该地，利用松木造墨。此后，其子李廷ｇｕī＠⑧传其艺，更臻精进。明代嘉靖、万历时，徽州制墨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将制墨技艺推进了新的阶段。据载，“新安人例工墨”。嘉、万时的制墨名手有罗小华（龙文）、方正、邵格之（即邵青丘之子）、方于鲁、程君房等人。其中，方、程两人角胜。方刻《墨谱》，“刻画妍精，细入毫发”，程作《墨苑》以正之［（４）ｇ］。


　　总的来讲，由于徽州复杂地貌的限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能为商业资本的流向提供更多有益的出路。换言之，商业资本对当地旧因素的瓦解显得有限和乏力。这样，所呈现的是新旧因素胶结的特征：要么把商资用于修造亭台楼阁；要么用以葺修祠堂、编修祖谱、置购义田、赈济宗人；要么派到奢华的生活方面；要么出于纤啬将白银窖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要么扶植子弟、宗人读书入仕，加入官僚队伍，为自家提供政治上的保障；要么捐赀政府，获取义官的荣誉；要么广收贫家子女，采用落后的生产方式奴役使唤。商业资本和旧势力、旧因素固结一体，为旧“肌体”输入了新血液，不仅未起到破坏的效用，反而产生了帮衬的功能。这是就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逻辑而论。若撇开其具体的阶级内容，修桥铺路、扶植穷困、周助国急等社会保障、经邦济世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总之，徽商资本的回归并未产生像江南地区纺织部门那样的社会效应，而时时带有保守的特征。看来，徽州地区深刻的历史变迁的任务是艰巨的，其路径也是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