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成谨济》东北行随感

东北行随感
成谨济（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亚洲文化论坛”自7月5日到13日进行了为期九天的东北地区历史文化考察活动。靳大成先生发起组织并带领了由20多名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文化领域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组成的考察团，笔者与吕正惠教授（台湾淡江大学）以“外援”身份受到邀请。在东北研究领域，笔者谈不上专家，但是靳大成先生知道笔者一直很关心东北地区问题，在他的安排下，笔者得到了参加考察团的机会。从北京出发，经过延边再到哈尔滨，然后返回北京的为期九天的日程，活动安排很周密、合理，而且参加考察团的成员对此次活动的热情与水平都超出笔者的想象。通过此次考察活动，不仅笔者对东北地区的了解进一步加深，思维水平能够更上一层楼，而且借此机会，笔者也有机会得以回顾自己并不太长的学术研究经历，对社科院文学所和靳大成先生提供这么宝贵的机会，自是表示由衷的感谢。
1. 东北和我
笔者此次访问东北地区并不是第一次。出于研究的需要和个人关心，自2002年以来，笔者曾多次到东北旅游或进行调查。但笔者第一次访问东北时，主要目的并不是考察东北地区，而是为了搜集关于韩国人不能去的“远方”–––北朝鲜的资料。2002年从首尔出发，经过北京、沈阳，绕了很长的路程后，终于到了延吉。这就是笔者第一次踏上东北的经验。在首次东北之行吸引笔者眼球的并不是（在韩国找不到的）关于“北朝鲜”的资料，而是中国“朝鲜族”的生活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惊人的历史沧桑。这简直是笔者在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生涯中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中国”的侧面。这一预想不到的发现，促使笔者把一直遗忘的东西从深深的记忆中挖出来，重新追溯其根源。
在回忆中，延边朝鲜族和东北地区可以说与笔者有着特别的因缘。笔者的父亲身为语言学者，一辈子研究满洲语、蒙古语和达斡儿语，因此家里有很多有关满洲与蒙古的书籍。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笔者自然而然地对满洲地区感兴趣。后来，大概在初中时期，有人送我一本诗集作为生日礼物，就是诗人尹东柱的《天、星、风与诗》。正当感性丰富的时期，这本诗集对笔者的影响很大。它让笔者向往文学，在心目中树立了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笔者对诗人的敬仰与爱戴中，也产生了对他的故乡龙井、北满洲间岛的历史和他的那些诗所诞生的时代的兴趣。高中毕业后，笔者有幸考上尹东柱的母校延世大学的文科学院，抱着对满洲的关心和对文学的向往成为中文系的学生。笔者拿到延世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就跑到立在文科学院大楼下面的东柱诗碑那儿，当时激荡的心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然而，不久后就认识到，因了对诗和文学的尚未成熟的青春期的感性与对满洲的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热情而考入中文系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笔者很遗憾地发现，中文系里面没有笔者所向往的“文学”，也没有“满洲”。当时中文系的课程，除了语言课之外，全都是古典作品和经书研究，文学史课程也几乎没有涉及到现代部分。至于文艺理论之类的，基本上不开设相关课程。在那个时期的中文系里能学到的中国并不是作为实体的“现实中国”，所开设的文学课程涉及的也不是近代文学(Literature)，而是关于古典“文传统”的内容。简言之，这是在东亚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所表述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从这种角度看，这并不是简单的“课程不全面”的问题，如果要进行反思，不能只进行一些技术性的批判了事。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东亚近代知识传统的一个侧面，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深入分析的思想史研究课题之一。
而且，从1986年到1989年笔者在校期间，校园外面的世界正经历着“激情燃烧的岁月”，对军事独裁的反抗达到了高潮。面对同学、师兄被捕入狱或失去性命的现实，生活充满愤怒和恐怖。在此情况下，钻进图书馆读那些看似与眼前的现实毫不相干的（至少根据当时的情况看）经书和古典文学，对热血沸腾的青年人来说，简直无聊至极，让人忍无可忍。（应该承认，今日想来，幸亏参加当时那些“无聊”的课程的结果，如今能够大致了解些古文的内容，这也是当时年轻的我们所不曾想到的一个结果。）大学时期，笔者实在求知若渴，而求的是为了解韩国社会与亚洲近代史能够提供帮助的知识与理论，以及能够与现实沟通的活生生的文学、写作。求知的彷徨持续下去，阅读和讨论日益激烈，但却逐渐远离课堂，对东亚的现实问题的疑问与烦恼越加深，对东北边境地区的关心就越淡薄。当时根本没有一个知识和理论工具让笔者能够把课堂上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连接起来思考。在笔者的思维体系中，北京与延边（东北）、鲁迅与尹东柱、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文学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等，是分别被纳入到不同的范畴中的，各个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孤立存在的“个体”。正如不同的学科与不同的课程分别封闭孤立一样，从中国的文学与历史中，读不出任何韩国的影子，反过来也如此。
这样度过了三年的时间，到了1989年笔者成为4年级应届毕业生，为毕业后的事情而苦闷。这时从北京传来了“八九事件”这一惊人的消息。在这一事件带来的冲击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疑问，这些问题和疑问成为重要契机，让笔者从事对现实中国的研究事业。柏林围墙倒塌的1989年初冬，笔者在师兄们的帮助下，阅读鲁迅、毛泽东的著作与王瑶先生的文学史，忙于准备考研。在读硕士期间，苏联解体了，韩国学生运动和劳动运动内部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笔者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的争论（文学主体性论争）为主题，提交了硕士论文，但是围绕中国、亚洲近代知识传统的疑问与混乱仍未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深了。结果，读博士之前先服兵役，当了三年的兵之后回到学校，从1995年开始读博士。在读博期间，将研究范围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头梳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于此同时，对于“社会主义”与“革命”概念，也开始从根本上重新分析并检讨。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为主题撰写了博士论文，2002年获得学位之后，将研究重点转移到60年代，一边搜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一边开始学习北朝鲜的文学与历史。为了搜集关于北朝鲜的资料而第一次访问延吉，就是这个时期的事情。
2. 延边朝鲜族与新中国
笔者首次访问延吉时，北朝鲜粮食紧缺，别说边境口岸城市图门，离边境尚有一段距离的延吉也有不少逃北者。当时笔者在国内参加一项共同研究项目，主要考察从上世纪90年代剧增的逃北者在韩国的生活状况和文化适应过程，因此决定对在延吉的几名逃北者进行采访。然而，由于准备不足、个人力量有限，采访并没有获得可观的成果。但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即在笔者与逃北者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位当地老人帮助笔者的工作，从这位老人那儿得知了关于延边与朝鲜族生活的有趣的故事。由于篇幅有限，这里的种种无法详细表述。但是通过老人的故事，笔者所了解的核心内容是，他们经历了中国的历史，作为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历史，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或许笔者的说法触犯了一些中国朋友的情绪，让他们不高兴。因为，中国的朝鲜族拥有中国人身份是不用再三提到的事实。在见到这位老人之前，笔者也已经知道中国朝鲜族是中国人。笔者要指出的是，在与老人沟通的过程中，面对中国的朝鲜族是中国人的这一个“事实”时，在笔者所持的“观点”上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笔者刚到延边时，首先想要去的地方是尹东柱的故居和他的坟墓。对笔者来说，尹东柱是了解延边朝鲜族的窗口，也是他们的代表。然而，在延边碰到的那些朝鲜族竟然（从笔者的感觉来说）不知道尹东柱的故居和坟墓在哪儿，其中不少人根本不知道尹东柱是什么人。事实上，他们是否知道尹东柱本身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然而必须要承认，笔者要通过尹东柱这个人物的形象而了解他们的观点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印象、记忆是截然不同的。仔细想想，对他们来说，尹东柱不一定是重要的人物。他虽然在延吉出生并成长，但是到首尔求学之后，没有与东北人共同经历当地的具体历史。尽管如此，笔者访问延边首先要寻找他的故居和坟墓，也调查在韩国有名的歌曲《先驱者》（歌颂殖民时期在满洲展开抗战活动的独立斗士的歌曲）歌词中的“海兰江”与“一松亭”的具体位置，这些都证明其间笔者将延边的历史和朝鲜族的历史仅仅理解为韩国文学史与韩国历史的延伸。笔者不能不承认这种观点是有限的。显而易见，要了解延边的历史，“首先要”将他们的时间和经验放在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中去考察。此时此刻，笔者才意识到，需要将一直以为是分开的两个“个体”，即对延边的关心与其间所阅读的（几乎没有涉及到延边的）中国现当代史问题连接在一起，当做一个问题去分析、了解的理由和根据。对延边的新的认识就是重新发现一直被遗忘的笔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动机（找到能够将分开的两个东西连接起来的环节）。发现通过延边，乃至通过东北解读中国的可能性，这让笔者兴奋不已。
通过在延边的种种经历，笔者提出了一个后来成为研究课题的问题，即“移居到满洲的那些朝鲜人，什么时候、如何成为朝鲜族，即中国人”。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并不在于以编年体的方式记述延边的朝鲜族经历了哪些历史经验，以了解朝鲜人同化为中国人（从韩国人的角度）的过程。提出这一问题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朝鲜族的诞生（形成）过程的探讨，重新回到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上来，乃至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衡量自毛泽东开展革命事业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认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之一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历史任务–––“新中国建设”正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因为，朝鲜人成为朝鲜族的过程，即朝鲜人认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的身份并把它“内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追求亚洲56个少数民族共和的“新中国”理念得以实现的主要过程。
当然，“新中国”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只要各民族走向共和就能实现的。其中应该包括更高的目标和价值，如民主化的中国、解放的中国、独立于外界力量而自主开放的中国、富强的中国等。因此，将“新中国“定性为某种单一的概念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合适的。然而，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在“新中国”的价值指向当中，已经包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即亚洲诸民族之间实现平等互利、和平的共同繁荣，这一国际主义理想。这是除了由于不能了解建设新中国的课题是亚洲的、国际性的问题这个事实，致使将“建设新中国”理解为“反清复明、灭满兴汉”的那些患有失读症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之外，谁也不能否定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笔者都不能想象，在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真正的平等互利未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再次重申，这是为了过去的“旧中国”脱胎换骨，成为全新的“新中国”而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这种角度看，可以说朝鲜人变化为朝鲜族，中国才能成为新中国。或许有人表示质疑，与整个中国人民相比，朝鲜族微乎其微，他们形成的过程在中国当代史能占举足轻重的位置吗？对于这种质疑，笔者建议将上述句子中的“朝鲜族”一词改成“少数民族”之后重新读一读。
在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有关朝鲜族的话语里面，朝鲜族一般被认为是被中国所“同化”的族群。根据这种观点，朝鲜人转向朝鲜族的过程是在“已经存在的中国”的影响下，朝鲜人丧失自己固有的身份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既有的中国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如同黄河水滔滔，一支溪流汇入其中，照样是黄河一样。乍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这种说法，包含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这种逻辑模式已经预设一个“已然存在、一成不变的中国”。根据这种逻辑，中国不是处于变化“过程（process）”中的体系（system），而是把这种过程抹掉之后的一个存在物。这样的中国是不存在的，这种中国只不过是意识形态。这种逻辑不能帮助我们接近中国，帮助我们接近问题的本质。思考“新中国”问题时，更会如此。如果我们将“中国”视为处在某种过程中的一个“体系”，将建设“新中国”的过程理解为由旧体系转向新体系的过程的话，对这个“新中国”的思考就必须与已经树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政体区分开来进行。笔者现在不能断言向“新中国”转型的过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仍在争论之中的问题。）这种转型的开始可能是乾隆征伐西北、树立藩省体制以后，也可能是王朝体制崩溃、正式引进“共和”理念的时候。也可以往后推一点，是随着1949年成立政府开始的，或者说是城市知识青年奔向边境地区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这些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只是现在能断定的是，无论转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其过程都仍然正在进行之中。新中国处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新中国仍属于中国的未来。
3. 走向东北, 走向“新中国”
如上所述，笔者此次访问东北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次能够与靳大成先生和社科院文学所的东北考察团在一起，成为有趣、愉快的经验。此次日程并不短，但各种安排和节目那么细致周到、丰富多彩，给笔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在为期九天的考察期间，全体成员在积极配合日程安排之余，无论在火车上，还是住宿地都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的热情与积极性，令笔者难忘。其实，笔者参加这种形式（借用靳大成先生的说法是“游学采风”，在日程中，靳大成先生多次强调，这种研究方法是孔子的方法，也是毛泽东采取的方法）的研究活动的经验并不多，因此考察“东北”的同时，还认真细致地观察考察团的组织、活动方式。笔者认为，此次考察活动能够获得宝贵的成果，其主要因素应该是当地官员、学者、专家与活动家的报告。到了延边，不少当地专家参加活动进行报告，可以看出这些报告与信息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在当地调动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让他们提供实质性的合作与信息，而不是形式上的报告，可能需要长期的、全面细致的筹备工作。坦白说，第一次看到日程表的时候，笔者揣测，此次考察活动能够调动这么多的当地专家，应该得益于社科院作为中央学术机构的影响力。然而，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让笔者吃惊。从以不同的主题进行报告的专家到当地官员，都是通过全面的调查筛选之后，进行个别交涉参与考察活动的。因此，他们与考察团之间，除了形式上的配合之外，还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此外，考察团的内部组织形式给笔者的印象也很深。考察团的全体成员有20名之多，在活动中，他们各个都担负着自己的工作与责任。因此，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区分不是很明显的，各个成员都在自己负责的主题与领域成为领导，发挥作用。可以看出，在筹备阶段，为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而用心良苦。
据说，这种形式的考察活动是在靳大成先生的主导下，从去年开始进行的。笔者并不能完全了解靳大成先生筹划这种形式的考察活动（游学采风）的用意何在，但可以说，考虑到目前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这种游学采风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法。目前笔者主要关心的研究主题是，到2011年就是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在亚洲共和经历100年的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之际，对于处在今天共和国的整体建设过程中的主要“地区”的历史与逻辑以及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将是勾勒出共和国整体面貌并预测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工作，其意义重大。为了推动富有现实意义的地区研究，需要获得具体、实质性的感受，并挖掘出建立在现场基础之上的新的“研究主题”和“问题意识”。为此，“游学采风”的方法将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对这种作用我们要进行认真的研究、评价。
除了考察团的内部组织方式之外，在考察内容中比较感兴趣的是，以哈尔滨城市形成的过程为主题进行的考察和报告，尤其是，关于修建中东铁路的历史以及这条铁路给哈尔滨乃至近代东北的诞生带来的决定性影响的报告。（围绕这个主题，最有专业性的报告发表于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进行的座谈会上。）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修建中东铁路之后，哈尔滨这个充满活力的国际移民城市才能得以形成，在此过程中，过去的关东能够向近代东北成功转型。其实，分析铁路对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普遍的研究主题，已经近乎于常识。尽管如此，这份报告之所以引起笔者的注意，是因为该报告并不仅仅强调铁路的影响，而是着眼于随着铁路的修建而凸现出来的东北地区特有的活力与潜在的可能性，以有效地论述在东亚历史中“东北”地区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和未来的价值。到目前为止，在有关20世纪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很多话语当中，东北的现代化所占的比重和历史意义（与广东、上海等相比）在相当程度上被低估了。然而，从长远的眼光看，东北的变化对中国与整个亚洲所带来的影响之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纵观历史，从匈奴、突厥、高句丽、蒙古、契丹、女真到清（满族），亚洲最大的军事力量都是从东北以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每次他们崛起时，在东亚历史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众所周知，在中国史上，他们（和西北异族）被称为“胡”。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胡”的概念是与“汉”相对的概念，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凸显其“非汉”的文化异质性，那么20世纪初侵入东北的俄罗斯、坐船渡海到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日本也没有理由不被理解为东北地区的新兴“胡”。如今，又有什么“胡”试图扩大对东北，对这个天然要冲的影响力呢？这也不难想象。笔者认为，东北是通往东亚各地的交通中枢，而今却沦落为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两个因素，即清朝长期实行的封禁政策与韩半岛的分裂。清朝的封禁政策很久以前已经解除了，很多人还预测韩半岛的分裂状态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目前我们无法推测，韩半岛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实现统一，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韩半岛的军事紧张一旦消除，那么，在鸭绿江与图们江的断桥上也将修建起高速铁路。显而易见，沿着这条高速铁路，来自纽约、东京以及首尔的“资本”将成为新的“胡”，在东北–––这个东亚的十字路口也将面临巨大的变化。其影响之大将会大大超过100年前中东铁路给东北地区带来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变化将成为促进东亚的和平与繁荣的动力还是成为威胁东亚和平的新的不安因素，取决于我们如何预测并应对这样的变化。
这就是共同关心中国与东亚的未来的研究者，必须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合作的理由所在。在变化的浪潮中，有些地区将成为重要的端倪，对这些地区需要进行更加具体、富有现场感的调查与研究，为此研究者们要做出共同的努力。这是笔者参加此次活动，考察哈尔滨–––运转广阔的东北地区的发动机的内部之后总结的心得体会。
再次向为此次考察活动表现出热情与友谊的考察团全体成员，表示敬意与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