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经济家及其经济思想---下马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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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济伦理在理论上的系统化和在实践上的制度化、正统化，实际上是到了西汉后期才最终完成的。而有力地推进这一过程的，主要是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以及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们。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他本应及时放弃战时的法家思想而接受儒家的治理天下思想，然而遗憾的是，他非但没有能意识到儒家伦理对于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意义，反而采纳了李斯的“焚书坑儒”建议，对儒家学派给予了十分严厉的打击，不用说，先秦儒家的子书典籍也被焚之一空。汉高祖初定天下，儒生陆贾便向他发出“居马上”得天下而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告诫，提醒汉王朝及时改变战时思想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的治理上来。陆贾和贾谊对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都给予了认真总结，他们共同的结论是秦王朝片面强调严刑峻法而忽视了伦理道德，鉴此，他们告诫汉王朝重视儒家伦理以加强对社会的“德治”。在理论上，陆贾、贾谊和晁错等儒生根据西汉初期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经济的客观需要，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综合了先秦法家、道家等诸家学说，为西汉王朝平治天下确立了基本国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吸收了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确定了与民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发展的思想方针；第二，吸收了法家思想，确立了刑德并用、德教为主的治国方略；第三，吸收了法家的重本抑末思想，确定了重农贵粟、抑商贱利的发展自然经济的经济政策；第四，吸收了墨家的节用思想，确定了对上崇俭节用、对下轻摇薄赋的财政政策。上述思想在陆贾、贾谊和晁错的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确立的上述治国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在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中大都得到了贯彻，并且有力地促进了西汉初期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如果说陆贾、贾谊等人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把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应用于汉初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从而在实践上实现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制度化，那么，董仲舒的主要贡献则是实现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化，即从思想上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古代社会统治思想的正统地位。为适应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董仲舒在全面吸收、融合了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家等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整套系统化的儒学思想体系，并提出把这一儒学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董仲舒强调了确立统一的正统思想之必要，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因此，他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定儒学为一尊，以此为治国化民的统治思想。董仲舒主张天人合一、政教合一，从而以他的神道天道观神化了君主专制制度，也神化了儒家的纲常名教。他认为，“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可见，天道与人道皆是由此一“礼”而一脉相承的。为适应正统化、纲常化的需要，董仲舒进一步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道德范畴系统化为“三纲五常”，并赋予其神圣的“天意”即不可反抗的宗教意义。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此以后，诸子百家日渐儒学化，儒学亦在对诸家别派学说吸收融合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