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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史网 社会商业思潮、理念变迁及其对社会之影响
每个时代都有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它们中最具凝聚力并成为一股潮流者，可称之为社会思潮或时代精神。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化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相对丰富，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加等，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数量增大、速度加快，中小城镇勃兴，市民人数大增，城镇店铺发展迅猛，商贾的社会、经济地位日渐提升……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它们又是这个历史时代的重大见证[184]。
传统社会（包括明前期）对商业、商人的主流认识是：商业在社会上有弊无利，或是弊多于利，商贾为社会卑下等级，因而把商业视为末业，将商民看作四民之末等。肯定商业、商人对社会（当时主要是指朝廷和黎民）有一定好处的声音也有，特别到唐宋以后，更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重商兴邦”的口号，但这种声音与前者相比，还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到晚明，传统的经济思想仍有强大的势力，“重本抑末”依然是政府的基本国策，有的地方还将其作为本地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85]。然而，社会毕竟前进了，重视商业甚至推崇商业的已经大有人在，并逐渐汇聚成一股社会思潮。这可以以民间社会群体的行为为据，更多的则可从文人学士、甚至是士大夫笔端窥知。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对商业地位、价值的重新认识：工商皆本
明中后期，士、农、手工业和自由职业者等社会各阶层人，纷纷从事或参与商业。时人以正德为界，称，“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186]从这一记载看，当时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从商是谋生正当职业这一观念，套用当时小说中的话，就是“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
商贾自身的观点是，经商乃与士、农、工等同为社会的重要职业：“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业。”[187]“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188] 商人们还将经商看作是人生除读书、科举以外的最佳选择：“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189]此观念在徽商中间尤其普遍。在一个有数子的徽商家庭中，他们往往选取一（几）个儿子继承父业经商，另一（或二）个习儒。如徽州岩镇方氏荣尚家族中，就是这样来安排子辈的，“长二以儒升秀，三四以贾开基”[190]。商贾们以为，“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即当庸绩商务，兴废补弊。”[191]嘉靖、万历年间有一叫做李大祈的，其祖辈、父辈均经商。他先读书，后害怕“堕先世业”，又转为经商，他的认识是：“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192]明代小说《欢喜冤家》中写王仲贤，其父祖三代都是商人，后来他也放弃了文章事业，习祖上生涯。他的想法是，经商“不得其名，也得其利”[193]。在对利益的权衡方面，商人自豪地认为，只有自己的职业方可与士人的科举、做官比肩。事实上，在那些商人麇集、成帮之地，“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194]的看法也不鲜见，重经商而轻士子业，这可谓是社会观念的大转变。
不仅商贾自己对从商作如是观；面对现实，不少士子官宦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弘治年间吏部尚书的倪岳虽不反对重本抑末之政，但他坚持“通商亦富国之说”[195]，肯定发展商业对国家、对黎民都有好处。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身为翰林编修的张居正，在与工部榷税使周汉浦探讨整顿榷税制度等问题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古者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乃无以济也……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196]
这是张居正对农商互为依赖关系的重要表白，也是他后来推行“一条鞭法”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之一。在这段话语中，张居正对“农”、“商” 没有用“本”、“末”之辞，而是提出“厚农”可以“资商”、“厚商”可以“利农”的观点，表达了他“农商并重”、农商可以互补互利的思想。比张居正略晚、时任南京工部侍郎的张瀚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四方之货，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岂能废哉……是以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末适均，则百工之事，皆足为农资而不为农病。[197]
张瀚在兼理龙江榷务时，还套用《周书》中的话说：“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用，商不出则三宝绝。”因称商业与粮食棉布一样，同为百姓“衣食之源也”[198]。此前历来的看法是，只有农业甚至只有种植业（粮食、棉花、蔬菜等）才是百姓“衣食之本源”，张瀚却把商业提到了与粮棉同样位置，这应该是对传统思想的一大突破。分管过九边屯盐的右佥都御史庞尚鹏，在任上时也积极提倡“农末获相济之利”[199]；湖广佥事冯应京则认为“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200]。
最具代表性的，是万历年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他曾上书万历帝说：
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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