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网历史 而东周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迥然不同。由于当时由贵族领有制转向诸侯国所有制，一般士人没有独立的私有经济地位，需要依附于掌握经济特权的君主或贵族大官僚，而成为其政治上的附庸。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其学生子夏则宣布：“学而优则仕”。表明当时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而做官即帮助君主进行统治，所以，学习知识就是学习治政的本领。孔子一生凭其学识在不断求宦任官，他的学生子路、子贡等人也都在各诸侯国为官。孟子同样带领学生，曾一度为齐卿。荀子游学于齐，为稷下学宫祭酒，后适楚为县令。墨翟曾为宋大夫，许多墨家子弟也到处求仕为官。法家李悝、商鞅、申不害、李斯诸人，大都苦说君主而为各国重臣。老子也曾做过周朝的史官，更有许多道家学者与法家结合，阐发黄老经法之学，而为齐国的稷下学士。只有庄子身世较为扑朔迷离，略显隐士的风范。
当时数万之众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求食于君主、官宦之家，成为其忠实的臣属，为其出谋划策，乃至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惜出卖灵魂。纵横家的处世哲学便是不管何国何主，不择纵、横何策，有奶便是娘。法家商鞅进说秦孝公，连用帝道、王道、霸道诸说，以窥探统治者的口味。自然也有少数“从道不从君”的耿直之士，然而，世道的艰难，前途的坎坷，令他们往往改变初衷，就连孔子也会求宦于自己鄙视的鲁国季氏、卫国灵公，荀子甚至赞成要学会“恃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
中西方上古时代思想成就的区别，主要体现于其中的科学含量方面。在希腊智者的自然哲学思维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门科学的胚胎。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合一”的怪圈中，只产生一些技艺与“玄学”，与科学搭不上边。如天文学是占星术，数学是算术……直到后来的四大发明：造纸与印刷术，为的是记载和传播有关君主政治的信息而发明的技术。火药，是道士为君主统治所炼长寿丹药过程中的附产品。而指南针，是风水先生在观察和预测某群体的有关政治命运时所用的玩弄玄虚的道具。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出现较早而其中却几乎不存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潜力。中国士大夫阶层非但不屑懂科技，乃至仇视科技，这一状况到近代更为突出。
在社会人文研究方面，诸子百家都以传播已知真理的化身自居，而古希腊智者仍大多以探索者的姿态出现，两种思维言说方式的文化成果同样大相径庭。由于古希腊智者各自的经济地位与独立人格，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各异，基本上对各种政治制度都有相当程度的批判，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为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提出一些准则，为人类社会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奠下一定的基础。而东周诸子由于各方面的局限，只是对君主政治提出自己的各类办法，提倡各种以愚民为基石的“人治”主张与措施，大都把人的价值完全放入君主政治中去考量，基本以君主统治的安稳性甚至专制性作为其价值目标，认为个人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服从君主与社会的需要，基本不懂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这种百家争鸣的思想内涵实质是百家邀君主之宠。
在中西方上古社会思想界如此迥异的认识论世界观的演进之下，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西方社会知识者的一般行为准则，发展出一系列近代科学精神；而中国古代士人主要尊崇君主统治社稷的稳定是第一位的原则，主张实行愚民政策，担忧民智发展会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乃至动摇“国本”，所以，坚持“克己复礼”、“为尊者讳”诸信条，形成了“权力主宰”、“独尊儒家”的文化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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