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观念之间 重读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

社会与观念之间——重读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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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33卷），张岂之主编，长春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2980.00元

一

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著述源远流长，远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论六家要旨》和《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近有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章太炎《国故论衡》等，而采用现代方法进行研究则始自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但该书只有上卷，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冯友兰19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则是完整意义上首部用新的观点撰写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不过，上述胡、冯二氏的著作均冠名“哲学史”，讨论范围也大体局限于哲学史。

侯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撰写于1940年代后期，完成于1960年代初，凡五卷六册，洋洋二百六十万言，贯通先秦至明清，是今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著作。这部著作不仅讨论范围宽于哲学史，其体系框架、理论维度和学术立场也别有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其一，它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其二，强调揭示本民族的历史路径和文化传统；其三，着重把握社会史与观念史的内在联系与矛盾运动；其四，注意考察社会思潮和学术流派；其五，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批判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着力发掘历史上被视为“异端”的进步思想家。

关于《中国思想通史》的理论焦点和问题导向，正如侯外庐先生在早期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序言”中提出、并在晚年回忆录《韧的追求》中重申的那样，聚焦于下面五个方面：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是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关系。（《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页）

可以说，《中国思想通史》的理论框架和学术特色奠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它的基本方法、原则和体系，长期以来一直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和自觉遵循。

    二

在《中国思想通史》诸多理论特点中，汲汲于社会与观念的关系的考量，正是思想史有别于哲学史的关键所在。何兆武先生说：“哲学史只研究哲学观念与问题的演变，思想史的对象则是一切人文动机（人们的思想、理论、见解、愿望等等）如何参与并形成了历史的整体。思想与实际综合成为一个浑然不可分的历史整体……必须联系到历史现实才能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同时又必须联系到一个时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该时代的历史现实。”他指出，自觉于此的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在我国的正式确立要从侯外庐先生有关中国思想通史的系列著作算起”（《历史学两重性片论》，《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1月第一期，第6页）。

有关社会与观念的关系，《中国思想通史》的主旨似可概括为：其一，思想观念系以历史现实为依托，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思想的流趋与社会的走向和历史的重心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二，强调从社会历史背景来把握和透视思想的发展演变，同时又注重通过思想史的研究来考察和审视社会史；其三，关注历史上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以此作为社会与观念之间的纽结点和思想史研究的切入点。

《中国思想通史》热衷于探寻思想意识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以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为基本框架，融会了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与赵纪彬《古代儒家哲学批判》中的见解与史料，论述了殷周礼乐文明、孔墨显学与诸子百家之学。它着重剖析了西周社会“土地国有”“宗法制度”和“学在官府”的三位一体所造就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指出诸子学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系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折射反映了社会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分裂，并提出先秦诸子具有不同于古希腊“智者气象”的“贤人作风”，“即多说道德少说知识，多说人生少说宇宙”（《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2页），所以说，我们的文明道路自始就与西方有别。

再如，第二卷涉及两汉思想，着重论述了儒学的官学化与神学化、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经今古文之争以及汉末清议。关于秦汉以来的思想大一统，它从社会制度方面探寻其深层原因，指出：“汉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皇权集中、中央专制主义和文化思想钦定以及谶纬经学国教化，是相为适应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页）

又如，第三卷论述了魏晋玄学的思想流派、葛洪的外儒术内神仙的金丹道教思想、佛学及范缜的无神论思想。关于汉魏晋之间由经学向玄学的思想转向，它力图从制度变迁与社会风尚方面予以说明，指出：“由闾里农村选举出来的贤良方正，走了‘通经致用’的途径，而由浮萍世族品题出来的通达名流，则走了‘游刃皆虚’的途径。前者守经，后者权变，前者的笺注走向经学谶纬化，后者的笺注走向经学形而上学化。名流们越和地理自然游离，越会形容山水的名胜；实际实物的自然越不可把握，概念形象的自然越能增加语汇；自然的对象越离开认识上的点滴占有，则人类对于自然一般就越在虚处开刀，以至于全人格的活动走向以天灭人，投降自然。”（《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43页）

还有，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侯外庐先生将它定性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这不仅着眼于这股思想运动的精神主旨，也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和中国呈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他指出，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才有了思想家们“别开生面”的思想批判，“启蒙时代思想的轴线也是和资本主义萌芽状况的发展的轴线相平行着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

当然，思想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超越性，观念不单纯是社会历史的一种结果，它也可能成为原因。罗素认为：“哲学家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及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侯外庐先生对此是有认识的。他在论及早期启蒙思潮时指出，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黄宗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颜元“性命之作用为诗书六艺”，既反映出后人对传统意识的借用，也表现出先民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原因在于“在古代哲人的思想体系里，曾出现过后世的思想方法的胚胎形态”（《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反过来，如所周知，早期启蒙思潮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和精神动力又极大地影响了近代的启蒙思潮及社会改良与革命运动，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对此有所论及。

基于思想观念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思想通史》在论述主流思想的同时，亦青睐于被历史边缘化了的异端思想家，认为他们更具有人民性和人文精神，值得弘扬和阐发，如先秦时代的墨家，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叶适、陈亮，明代的王艮、何心隐、李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傅山、颜元，以及清代的戴震、龚自珍等人。侯外庐先生曾组织人员发掘、整理和出版大量被长期埋没的这类“珍稀思想史资料”。

    三

侯外庐先生开创的这种思想史研究范式，其关切社会与观念之维，横跨史学与哲学之间，兼顾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域，难度是不难理喻的。作为“思想的思想”“认识的认识”的哲学是人类意识中最“高精尖”的部分，如用常识去解读它将永远触摸不到真问题，不明就里，难得究竟。劳思光曾说：“无论是统观哲学思想之发展，或解剖一个个哲学家的理论，都需要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深切解悟，对哲学理论的明确掌握。这就不是纯粹史学工作者所能做的事了。”（《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姑且不论哲学思想的抽象玄奥和社会领域的广阔无涯、无所不该，就是兼具主客、因果双重属性的生活样态、权力结构、制度典章、传统的力量、外部的冲击、“大传统”与“小传统”“精英文化”与“民众文化”等等，要厘清它们在社会与观念两极的传导与互动作用，亦殊为不易。

由于思想史的这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属性，故对研究者的理论思维和知识素养有较高要求。二十世纪以来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重要著作，大多出自受西方学术训练而又熟悉本土文化的中国人，如接受实用主义的胡适与接受新实在论的冯友兰。

侯外庐先生少年时代在私塾读经，大学期间分别在两所大学的法律和历史专业学习，后负笈法国翻译《资本论》，并在那里学习德文与法文，系统研究西方哲学、文学、经济学和法学。中学与西学的双修、哲学与史学的兼通，为他日后研究中国思想史打下了得天独厚的坚实基础。

在中国史学科，侯外庐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独有心得，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史论》。而且，侯先生谙熟世界历史。可以说，《中国思想通史》对思想史的阐发系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精深理解和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因而立论坚实而视域宏大，有着极强的理论穿透力与历史厚重感。

不仅如此，《中国思想通史》的其他合作者如杜国庠、赵纪彬、邱汉生等，也都是理论和史学学养深厚、知识广博而各有专攻的学者。正是因为周围有这样一个兼具中学与西学、史学与哲学、“横通”（思想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与“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多重学养的优秀学术团队，侯外庐先生才能从初涉思想史算起穷二十年精力，最终完成《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凌云杰构。

    四

《中国思想通史》问世至今有半个多世纪了，时代与观念都发生了巨变。就思想史研究领域而言，思想文献的出土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西方重要汉学和理论著作被大量翻译引介，研究方法和理论侧重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尤其是比较哲学、解释学、知识社会学、洛夫乔伊的观念史、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年鉴学派的心态史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的引入，无疑有助于新时期的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建设和范式更新。

就社会与观念之维而言，例如西方知识社会学又称思想社会学，就侧重于思想与社会之复杂关系的科学研究。尽管该社会学分支已存在了较长时间，但近年来国内学人才对之有了普遍了解。创立者卡尔·曼海姆指出，思想史研究之中心课题在于研究思想与社会生活领域之关系、思维方式的社会起源、思想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互动，探讨思想的社会基础与活动基础，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他把集体观念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关切点，认为集体经验多种多样，民众精神千差万别，思想倾向互相冲突，但都根植于集体利益的整个策源地。纯理论的分裂大都可以归结为根本的哲学上的差异，但也受到具体的、相互冲突的集团之间的对抗和竞争的无形指导。（《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磊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知识社会学的重要代表舍勒强调，社会学本身的最终任务在于，考察决定人类生活内容的理想因素和现实因素以及精神因素和追求生殖、营养、权力的内驱力因素的相互影响的种类和有条不紊的序列。（《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他将人类价值等级从低到高分为可感觉的价值、功利性价值、生命价值、精神价值和神圣价值五等，并将其与不同的人格类型、职业阶层和共同体类型一一对应，特别关注知识价值在各社会群体和社会层次之间的分别与传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这些对丰富和细化社会与观念之关系的研究，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再如，长期以来，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唯物和唯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二分法，已成为我们的思想定式，而忽略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如波普所说，世界一分为三，物理客观或物理状态的世界为第一世界，意识形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为第二世界，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为第三世界。属于所谓第三世界的包括问题、猜想、理论、论证、期刊、书籍，还有国家、制度、习俗和法律等。这些东西不像第一世界中的对象，它们是非物质的；但它们又有别于第二世界的精神状态，它们是客观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以第二世界为中介，心灵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建立了间接联系。第三世界是人类心灵的产物，但有其自主性领域，对人有强烈的反作用，甚至它的固化和圣化将使人也受制于它。如果说心灵是身体的控制系统，那么客观知识则是心灵的控制系统，它对我们的作用甚至远大于物理环境。（《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邱仁宗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客观的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半版）这种作为主体精神的客观化了的第三世界的存在，理应纳入社会与观念之维的理论视域。人如何发现或发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如何作用于人，人又如何对自己的创造物起反应，这理应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线索之一端。

此外，有关意识形态的学说、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也都对我们的思想史研究不无启迪。

    五

尽管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但侯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作为经典著作，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与价值。不消说它的创立学科范式之功，与它对思想史中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与推进，就是书中所罗列的思想家之多和文献之丰富、理论分析之透彻与深邃、警句式的话语表达之富有哲理和余味无穷，即不啻为一席精神盛宴。

不过，包括《中国思想通史》及其前期著作在内的侯外庐先生等人的各种论著，不少都是写作、发表和出版于中国社会激变的动荡年代，那时，他们生活颠沛流离，参考文献匮乏，书的排版印刷质量亦难以保证，到今天，有些著作的早期版本也不易搜求。

2016年新年伊始，由侯外庐先生的大弟子张岂之先生主编、何兆武先生和李学勤先生任顾问的《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由长春出版社正式推出。全书分回忆录、经济学、史学（含社会史和思想史）、哲学、时论、杂著（含附录）和思想研究七大部分，凡33卷，每卷20至40万字，侯外庐先生的绝大部分著作（含合著、译著）及其不同版本，均收入其中，并做了细致的编辑校对与文献核对的工作。同时，还收入了部分研究侯外庐先生思想与生平的文章。这为我们体会老一辈思想史家坎坷而坚韧的学术和心路历程，重温洋溢于其著述种的睿智与卓识，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重读《中国思想通史》，也有助于我们继承先贤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和视野开阔的方法论探索，激励我们把中国思想史研究推向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