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儒学遭遇过的两次厄难

1、焚书坑儒

在漫长的历史上，儒学遭遇过两次厄难。

第一次发生在二千年前的秦朝。

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讨论政治体制问题。

在会上，丞相王绾认为，应该恢复周朝的封建制度，他给秦始皇提意见说：“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在那里设王封侯，就无法镇抚。”

廷尉李斯表示反对，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互相攻击，就像仇人，周天子无法阻止。”所以这个周朝，亡就亡在这封建上。因此他主张废除封建，实行郡县制。

始皇赞同李斯的意见，决定不再恢复封建社会，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但这件事并没有完。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席间，有个叫周青臣的人，拍皇帝与李斯的马屁，赞颂郡县制，说，陛下“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必再担心战争，功业可以传之万代。您的威德，自古至今无人能比。”

但周青臣的话惹恼了儒家博士淳于越，他上奏说：“我听说商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靠得就是分封子弟功臣，为自己辅佐。今陛下拥有天下，而子弟却是平民，一旦出现内乱，谁来辅佐，谁来救援？凡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我还没有听说过。”

丞相李斯闻言大怒，上奏说：“现今儒生们盲目效法古代，诽谤当世，惑乱民心。”恳请朝廷，禁止私学，“让史官把非秦国的史书，全部烧掉。除朝廷博士官署所掌管的经书之外，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全部交地方政府焚毁。有敢于聚一起谈议《诗》、《书》者，处以死刑示众。”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在全国实行焚书，严禁儒家学说在民间传播。

有个姓卢的书生，亦懂方术，深受秦始皇信任。他不满秦始皇对儒家的态度，就以求仙药为名，骗秦始皇隐居深宫，清心寡欲修行。卢生希望，以此约束秦始皇，让他少折腾天下百姓。

秦始皇听从了卢生的建议，隐居阿房宫，不让人知道自己的行踪；但从此更加独断专行。

秦始皇担心大权旁落，隐居之后更加勤奋，他给自己定了工作标准，每天不读完一定数量奏章，就不肯休息。当时的奏章是用竹简写成的，他让相关部门给他称出一定数量的标准。

有个姓侯的书生，劝卢生说：秦始皇刚戾自用，天性如此，很难改变。现在不能陪他玩了，我们应该逃走。

卢生也担心秦始皇看破自己的伎俩，感到非常害怕，就与侯生等一起出逃。

秦始皇听说卢生等逃走了，而且还骂自己，勃然大怒，下令司法部门，对在咸阳的所有儒生展开调查，凡有诽谤朝廷或皇帝本人者，即行逮捕。

不久，秦始皇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名儒生，下令将他们在咸阳坑杀。

秦朝太子扶苏亲近儒家，闻讯大惊，向皇帝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还没有归附，儒生们都诵读诗书，尊崇孔子，现皇上一律用重法制裁他们，我担心天下将会不安定，希望皇上明察。”

秦始皇听了很生气，把扶苏贬到北方的上郡，也就是抵抗匈奴人的前线，去充当蒙恬将军的监军。

这就是历史上，儒家遭遇的第一次厄运。

2、打倒孔家店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一部分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世界上除了中国的文明之外，还有一种厉害的文明，能与中国的文明相抗衡，而且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要胜过中国。为了抵御西方的侵略，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补充中国学术的不足。

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惨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一部分中国的士人，痛定思痛，认为中国不应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应学习西方的政治及社会制度。他们认为假如没有与洋务运动相配套的政治、社会制度，洋务运动根本不可能成功。为此，他们发起了维新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垮台。新兴的民国政府，全面引进西方的政治与社会制度，雄心勃勃地试图复兴中国。可是，没几年，他们便遭遇到了重大挫折——全国陷入内战，军阀割据，民不聊生。

许多革命者陷入了苦恼之中。他们发现，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的各种制度，与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不能兼容。他们认为，必须发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彻底扫荡中国的传统文化。否则，中国就没法有效地学习西方，自强自救。

他们中的激进分子，如钱玄同、吴稚晖等人，主张将中国的所有传统学术全部扔进垃圾坑，弃之如敝履，让它们从世间永远消失。为此，他们甚至认为，应该连汉字也废除掉。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儒家被污名化、被冷落，受到了沉重打击。儒家的道统、学统、政统全面中断。这就是儒学在历史上，遭受的第二次厄难。

3、这两次厄难比较

与第一次遭遇的厄难相比，儒家遭遇的第二次厄难，更为严重。

这两次厄难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持续的时间不同。秦朝对儒家正式发难的时间，是公元前213年，而三年后秦始皇就死了，六年后秦朝就灭亡了。此事前前后后持续的时间，仅有六年。

而第二次厄难，若从《新青年》1916年发表易白沙“打孔家店”的檄文算起，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持续了近八十年。

第二，儒家受难的侧重点不同。秦朝焚书，开始焚得只是民间藏的《诗》、《书》，及各诸侯国的历史，涉及到的官方藏书不是很多。可后来楚霸王项羽，在咸阳放了一把大火，把秦朝的官方藏书焚烧殆尽。

所以，秦朝这次厄难，在事实上，造成了《尚书》等，许多古代的典籍失传。

当然，秦朝的这两次大火，并没有彻底将儒家经典烧绝。比如，李斯指明要禁绝的《诗经》，实际就在他的老师荀子门下，一直偷偷流传。李斯的同门师兄弟浮丘伯，坚持在兰陵讲授诗经，汉高祖刘邦的弟弟刘交，一直受教于在他的门下。后来，刘交成为了《诗经》研究专家。

另一方面，秦朝坑儒，虽残杀了一部分儒生；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所有的儒生罢黜。秦朝一些最具才华的儒生，如叔孙通等，仍继续在咸阳为官。而且秦朝的太子扶苏，本身也算是一个儒生。

儒家的第二次厄难，与第一次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虽然受到攻击与冷落，但儒家的经书并没有被焚毁，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焚书也只是个案，并没有成规模。所以，儒家这次遭难，经书并没有受损。

可是，因为这次厄难持续的时间，有八十年之久。出生在民国之前的儒生，全部老死了；而新生者，几乎无人认真研读过儒家经典，所以在客观上，造成了儒家师承的彻底中断。

其造成的现实后果是：儒家经典虽在，却没有人能读懂了，也找不到浮丘伯式的、伏生式的、能解读经典的老师了。

第三、两次厄难的时代背景不同。秦始皇、李斯焚书坑儒，主要动机是为了打击儒家的复古倾向，防止封建主义兴起，危害法家改制的成果。也就是说，秦朝打击儒家，是有选择性的，并非要把儒家所传承的所有价值观，如忠孝礼义等全部打倒。

秦始皇能允许自己的太子扶苏亲近儒学，说明他也知道反儒不过是权宜之计。

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中国掀起的第二轮反儒运动，却要比秦朝决绝得多。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为了全盘移植来西方的文明，是决心要把儒学彻底、干净地连根拔掉的。

鉴于此，我们今天要为往圣继绝学，就不能不注意两个问题。

1、儒学在当今既然断了师承，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培养师资。如果没有合适的师资，经书虽然存在，没人读得懂，也就没法复兴儒学。

2、既然导致儒学，遭受第二次厄难的原因，主要是西方文明的挑战；那么，我们今天要复兴儒学，就不能无视西方文明的存在，就一定要考虑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