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太行山東麓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

考古發現：太行山東麓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

太行山東麓地區指太行山脈以東，北起燕山山脈、南抵沁河平原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區。由於戰國築堤以前黃河流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1]，因而古人主要生活在東抵太行山麓、西至黃河這一寬約70-120公里的狹長地域。
學界關於這一地區文明化進程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2]，但由於對文明定義理解不同，導致在文明形成時間和道路等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此外，研究地域和內容不平衡，對北京、豫北等地關注較多，其他地區少見。先秦時期這一地區是許多重要部族的聚居地，特別是夏、商二族於此地流動交融，對整個中國文明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因而對其進行研究對探索黃河流域乃至中國古代文明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從該地區自然環境變遷、文明化進程探索、文明發生方式等幾方面對該地區文明化的過程做一研究。

一、太行山東麓地區自然環境變遷

太行山東麓地區的環境變遷，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距今2.5-7.5千年屬於晚更新世晚期的玉木主冰期，氣候由寒冷稍濕到寒冷乾燥。這一時期前半期的植被，無論是山前洪積扇平原，還是中部泛濫平原，都有雲杉、冷杉林分布，林間則以蒿、藜、禾本科為主的草原植被。這一植被面貌似乎表明該時期的氣候比玉木早冰期時的氣候還要冷，年均溫度比現在低11度左右，但濕度卻較大。到大理冰期鼎盛期時，氣候則變成寒冷乾燥，降雨量大大減少，雲杉、冷杉林在平原消失，平原上的植被主要是乾草原或荒漠草原植被。玉木冰期鼎盛期過後，氣候便逐漸由寒冷乾燥到溫和較濕。
（2）距今1.1-0.75萬年的早全新世氣候溫和稍濕，植被為以松為主的森林草原。植被首先在北京平原發生了變化，晚更新世末期的草原植被逐漸被以椴、樺、櫟等闊葉林和松林代替。隨後冀東平原、白洋淀一帶也逐步被闊葉林占據。中部平原可能受降水的影響，直到距今一萬年左右，植被類型才發生較大的變化。距今9000年左右，河北平原的氣候在冰後期的變暖過程中可能有一個變冷的過程，以北京平原和白洋淀地區反映較明顯，喜冷濕的雲杉、冷杉林又出現在北京平原上，白洋淀地區的闊葉林也大量消失。
（3）距今7.6-3千年的中全新世氣候溫暖溫潤，華北平原的植被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喜溫的落葉闊葉林迅速在山前平原、中部平原發育起來，這一時期的森林成分除松外，闊葉樹在森林中占的比例增大，樹種也繁多，有櫟、樺、榆、桑、胡桃、臭椿、椴、柳等，還有現在只生長在我國亞熱帶的樹種，如楓香、楓楊等。還有大量水生、沼生植物，特別是一種現在只生長在淮河以南地區水蕨植物。表明當時氣候溫暖濕潤。1月份平均溫度比現在高約3-5度，7月份比現在高約1-2度，年降雨量可能比現多200mm左右，是冰後期的氣候最宜期。中全新世中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華北平原又有一個短暫的冷期，因而喜冷的雲杉林又出現在北京平原的山前地帶。總體看來，太行山東麓地區中全新世植被演替、氣候轉暖的開始時間，各地並不同步，燕山山前是距今9000年，北京平原是8000年，冀中南平原是距今7500年。
（4）距今3千年以來的晚全新世溫度下降，雨量減少，華北原來的闊葉林、濕生沼生植被減少，藜蒿等草原面積擴大，氣候演變成現今的溫涼偏干。植被為以松為主的針闊葉混交林草原，自然地理景觀與早全新世基本相同[3]。

二、太行山東麓地區文明化進程探索

文明是一種與複雜社會相適應的先進的文化，是社會發展的一個較高級、較進步的階段。判斷某個地區或某一文化是否進入文明階段，不僅要看構成文明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否已經存在，還要進行量的分析[4]。只有文明諸社會因素的物化表現同時體現於某一考古學文化，才可以說該社會已進入文明階段[5]。整個太行山東麓地區可分為南、北兩區，二者的分界在滹沱河附近（圖一）。下面我們便分別對南北二區文明化進程做一分析。

1.南區可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1）前仰韶和仰韶文化時期為文明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重要的遺址有武安磁山[6]、正定南楊莊[7]、安陽後崗[8]、大司空[9]、濮陽西水坡[10]、新鄉李大召[11]等。雖然自仰韶文化時期開始，遺址的分布範圍迅速擴大，遺址數量巨增，但相對來說，整個社會並未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分層，大體處於平等社會階段。
（2）龍山時期處於由簡單社會向分層社會的過渡階段。典型遺址有安陽後崗、邯鄲澗溝、龜台[12]、磁縣界段營[13]、下潘汪[14]、武安趙窯[15]、輝縣孟莊[16]、湯陰白營[17]等。隨着輪制技術的普及和銅的使用，整個社會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然而隨着財富的增加，整個社會也變得動盪不安。安陽後崗遺址15座房基下面發現有兒童墓，這些兒童年齡在1-5歲之間，有的被埋在柱洞下，有的在散水下，有的在牆基下，還有的在泥牆中，這些兒童是在房屋建造過程中被埋入。邯鄲澗溝龍山文化的房基內也發現有人頭骨，而且其上還有砍傷和剝皮痕，此外還發現有叢葬坑。這些叢葬坑一類是園坑，其內埋有大量人骨，另一類利用廢棄的水井埋有5層人架，有的身首分離，有的呈掙扎狀。與此同時在孟莊遺址發現了面積達20萬平方米的城址，安陽後崗也發現有夯築城址，意味着面積巨大的中心聚落開始出現。財富的嚴重不均、戰爭頻繁，反映出其時的社會已出現了嚴重的階層對立，顯然離複雜社會只剩一步之遙了。
（3）夏代和早商時期為初級文明階段。相當於夏代和早商之時，該區為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崗文化分布區。主要遺址有磁縣下七垣[18]、界段營、武安趙窯、永年何莊[19]、淇縣宋窯[20]、新鄉潞王墳[21]、邢臺葛莊[22]、鶴壁劉莊[23]等。下七垣文化在此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如果說下七垣文化最有可能為商人在立國前創造的文化，那麼考慮到商人在滅夏前已進入文明階段，且此地於龍山文化晚期社會分化已十分明顯，因此可以推定至少在此文化晚期，該地區已進入了文明階段。到二里崗文化時期，該區的文明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4）晚商和西周時期為成熟文明階段。晚商時商人遷都於安陽，豫北冀南成為商王朝直接管轄的王畿地區。在殷墟發現的體量高大的宮殿建築、氣勢宏偉的王陵以及數量眾多的青銅器，無不顯現出商文明的輝煌。而西周時衛、邢等國的分封，使得這一地區延續了晚商文明的輝煌。作為當時最先進文明代表的都城文明，對周邊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
2.北區可分為如下三個階段：
（1）新石器時代為文明的起步階段。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北區在北福地一期文化、北福地二期文化之後為後崗一期文化的分布區，其後為釣魚台類型和鎮江營三、四期文化。這一時期該區處於文明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遺址有易縣北福地[24]、曲陽釣魚台[25]、容城午方[26]、東牛、任丘啞叭莊[27]、易縣七里莊[28]、房山鎮江營[29]等。
（2）夏商為初級文明階段。進入夏代以後，該區為下岳各莊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分布區。代表性的遺址有易縣下岳各莊[30]、七里莊、淶水漸村[31]、房山塔照[32]、昌平張營[33]等。早商時二里崗文化由南長驅直入，幾乎占據了該地區的全部。晚商時為圍坊三期文化所占據。在該區相當於這一時期的遺址中，發現過成組的青銅禮器和青銅工具，聚落已開始出現分化，可能已進入文明階段，只不過文明化的程度不是太高。
（3）西周為成熟文明階段。隨着燕的分封，周文化進入這一地區，以董家林古城為中心出現了大面積高規格的中原系統文化，儘管其時相當大的範圍內仍為張家園上層文化分布區，但規模宏大的董家林古城的築造[34]和琉璃河高等級燕國墓地的發掘[35]，以及甲骨文、金文的出土[36]，顯現出此區至少在西周初期已進入成熟文明時期。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南北二區在文明化進程方面並不同步。由於地域和人文背景的不同，二者在文明化過程中的表現各異。南區與當時較為先進的中原文明中心區距離較近，自然而然會受到後者的影響，在邁入文明社會的門檻時，步伐相應較快。北區則發展得相對緩慢滯後，但隨着中原文化的向北拓展，在南區進入文明社會之時，北區也開始了其社會複雜化進程，因而可以說中原文化向北擴展直接影響了當地文明化進程。

三、三種不同的文明發生方式

這一地區進入文明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為政治中心遷移式，二是軍事對抗式，三為武裝殖民式。
政治中心遷移式是指原本社會形態已趨於複雜化的地區被作為某個已進入文明階段的朝代的都城，促進了該地區文明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如豫北冀南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便已出現向複雜社會過渡的諸多跡象，隨着商人勢力的拓展，隨着安陽、邢臺等地相繼成為王都，該地區文明化進程呈現加速度發展的態勢。
軍事對抗式是指原本較為落後的部族，在與已進入複雜社會階段的先進文化的創造者發生軍事衝突的過程中，學習和吸收了對方的先進文化，文明因素迅速發展擴大，並最終進入文明階段。商文明的形成便是最為典型的個例。與夏相比，立國前的商人處於較為平等的簡單社會，在與已進入文明階段的夏的對抗過程中，文明因素迅速發展擴大，並最終促成了文明的形成。
武裝殖民式即藉助軍事力量占領某一地區，使這一地區由原來較低的社會發展階段迅速躍升至文明階段。如燕地在周初燕國初封前，為圍坊三期文化的控制區。隨着周人勢力的北上以及燕的分封，原本處於較低社會發展階段的北京平原，迅速躍進文明階段。

綜上所述，太行山東麓地區自晚更新世晚期以來，地貌、水系、氣候等發生過不小的變化，尤其是氣候的冷暖變化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為明顯。從社會複雜化進程來看，以滹沱河為界的南北地區儘管由於種種原因，發展速度並不一致，文明發生的方式亦不相同，但都在經歷了長時期的發展之後，相繼進入了初級文明和成熟文明階段。

---

[1]譚其驤：【西漢以前的黃河下遊河道】，【歷史地理】創刊號，1981年。
[2]齊心：【北京地區古代文明起源的思考】，【北京文博】1995年1期。
李民：【關於燕文明的溯源】，【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專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李維明等：【環境與北京文明的誕生】，【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2期。
許順湛：【五帝時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劉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
[3]吳忱：【華北平原四萬年來自然環境演變】，105-108、126-138頁。
[4]李伯謙：【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形成】，【華夏考古】1995年4期。
[5]朱鳳瀚：【試論中國早期文明諸社會因素的物化表現】，【文物】2001年2期。
[6]邯鄲市文物保管所等：【河北磁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考古】1977年6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定南楊莊】，科學出版社，2003年。
[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71年安陽後崗發掘簡報】，【考古】1972年3期。
[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58―1959年殷墟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2期。
[10]濮陽市文管會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3期。
[11]韓國河：【新鄉李大召】，科學出版社，2006年。
[12]北京大學、河北省文化局邯鄲考古發掘隊：【1957年邯鄲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10期。
[13]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磁縣界段營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6期。
[14]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磁縣下潘汪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5年1期。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武安趙窯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2年3期。
[16]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輝縣孟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
[17]河南省安陽地區文管會：【湯陰白營河南龍山文化村落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3。
[18]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磁縣下七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2期。
[19]邯鄲地區文物保管所：【河北省永年縣何莊遺址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2年4期。
[20]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組，〖河南淇縣宋窯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0。
[2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新鄉潞王墳商代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1期。
[22]任亞珊等：【1993D1997年邢臺葛家莊先商遺址、兩周貴族墓地考古工作的主要收穫】，【三代文明研究】，科學出版社，1999年。
[23]趙新平等：【河南鶴壁劉莊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收穫】，【中國文物報】2006年2月9日。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北福地DD易水流域史前遺址】，文物出版社，2007年。
[25]董增凱等：【河北省曲陽縣發現彩陶遺址】，【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1期。
[2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容城縣午方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考古學集刊】5。
[2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任邱市啞叭莊遺址發掘報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8]段宏振：【河北易縣七里莊遺址發現大量夏商周時期文化遺存】，【中國文物報】2006年12月8日。
[2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鎮江營與塔照】，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30]拒馬河考古隊：【河北易縣淶水古遺址試掘報告】，【考古學報】1988年4期。
[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淶水漸村遺址發掘報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3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鎮江營與塔照】，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3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昌平張營】，文物出版社，2007年。
[34]郭仁、田敬東：【琉璃河商周遺址為周初燕都說】，【北京史論文集】，1980年。
[35]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36]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地區的又一重要考古收穫DD昌平白浮西周木槨墓的新啟示】，【考古】1976年4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雷興山等：【北京琉璃河遺址新出卜甲淺識】，【中國文物報】1997年3月30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鎮江營與塔照】，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作者：張翠蓮：河北師範大學教授。研究方向：先秦考古與先秦史。石家莊市紅旗大街469號，050091
段宏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研究方向：先秦考古。石家莊市健華南大街82號，050031
原載：中國考古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