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公室告』與『家罪』所反映的立法精神(5)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儒、法兩家倫理思想之異同


    金燁認為，秦律中『公室告』與『家罪』的有關規定『原本出自儒家的倫理精神，與秦之嚴苛法家政治完全相反』。本文不能苟同。為了弄清秦律『公室告』和『家罪』所體現的立法精神，有必要對儒、法兩家的忠孝觀做一簡要回顧。


    用什麼樣的道德準則來維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等各種關係，是先秦諸子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就君臣和父子兩對關係而言，討論最多的莫過於『忠』和『孝』。縱觀戰國時期儒、法兩家對這兩個道德規範的闡述，就會發現，二者對『忠』、『孝』基本含義的理解，並沒有太大的分歧。


    儒家對『忠』的闡述，如『居上克明，為下克忠』；[29]『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30]『以私害公，非忠也』；[31]『臨患不忘國，忠也』；[32]『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33]等等，都是表明臣對君和國（社稷）所應遵循的道德準則。儒家對『孝』的闡述，如『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34]『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35]等等，都是表明子對父母所應遵循的道德準則。


    法家也有類似的表述，如【商君書・畫策】認為，忠、孝等倫理道德是法律作用的必然結果，是社會普遍遵法守法情況下所呈現的固有現象：


    所謂義者，為人臣忠，為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36]


    【韓非子・忠孝】也闡發了法家的『忠孝』觀：


     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37]


    他主張臣子不應危及君主的地位，孝子不應指責自己的尊親；君、父可以不賢、不慈，臣、子卻必須盡忠、盡孝，絕對不能有絲毫『犯上』的言行。據【呂氏春秋】載，法家吳起在魏國因權位而與商文發生爭執，吳起說：『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38]據此，則維護倫常秩序，移風易俗，也是法家政治實踐的重要內容。


    其實，儒、法兩家的根本分歧並不在於對忠、孝等基本道德規範本身的理解方面，而是在忠、孝之間的關係方面。換句話說，兩派都承認忠在君臣之間、孝在父子之間所起的重要作用，問題是，如何處理家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父權與君權的關係？或者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應該捨棄什麼？堅持什麼？


    儒家更多強調的是忠、孝的一致性，認為『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39]『事君不忠，非孝也』；[40]『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41]『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42]等等。儘管如此，儒家仍然無法迴避忠、孝不能兩全的問題，【孟子・盡心上】是這樣回答的：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D然，樂而忘天下。』[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