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士人的精神歷程

  來源: 學說連線

  內容摘要 秦統一天下，將原秦國的政治-社會模式加諸六國，這與六國士人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念發生衝突。秦以強力推行其文化政策，引起了士人階層的普遍反對。反秦戰爭中，士人積極參與，對亡秦興漢功莫大焉。然而，漢初，士人卻多不見用。他們備感失落之餘，卻未沉淪，通過『為學』和『為客』兩個途徑，達成了自身的個體自覺，並充分展現了自己的事功精神，完成了由『士人』向『士大夫』的過渡。
一、秦季士人之處境
秦初並天下，結束了200多年來諸侯分立的局面，『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1](秦始皇本紀)，『一海內之政』[2]（嚴安傳），將秦國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觀念強加到原先六國的範圍之內，試圖在全國建立一個尊卑有序、貴賤有等、百姓本分、官吏守職、法度劃一、風俗整齊、絕對服從的社會。秦國這種政治―社會模式是有其文化傳統的。荀子入秦，曾對此有客觀的評價，他說：『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3]就是秦國這種政治傳統，促成了秦的強大和統一。
但是，秦政的這種政治―社會思想，與東方六國的文化理念卻是迥然不同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其與戰國士人階層的政治―社會思想是根本相牴觸的。自秦秋以降，士人階層崛起，日漸形成自己獨有的人生價值、政治理念和社會思想，他們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獨立以及自身地位的提高和積極的政治參與。而這一切，在秦兼有天下的情況下，並不能得到保障。事實上，秦如同兼併六國一樣，以暴力推行其政治―社會模式，這造成了秦政府與士人階層的尖銳衝突。
首先，整齊劃一的社會秩序，以及嚴格的關防制度，使士人喪失生計。諸侯國的消亡，使士人失卻了寄身的環境，他們不得獨存，像張耳、陳余在秦統一以後僅存身於門吏。而且，自商君以來的關防制度，亦使之不得遊宦國內。秦訂【游士律】：『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4]更是以法限制人的自由流動。秦代限制人身自由的政策，是對士人階層的嚴重打擊。再者，秦例行軍功爵制，無功不得受封賞，且『以吏為師』，幾乎完全斷絕了士人的仕途。另外，秦的思想和文化上的專制主義亦不能為士人階層理想所能接受。秦政治傳統中的思想專制主義也是由來已久，早在商鞅時代，就提出了『燔詩書』的要求，至韓非子，更是提出完整的對思想和文化專制主義的措施。秦併兼天下，此政策變本加厲，以為士人『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有害於『別黑白而定一尊』的行政體制。秦統治者認為，『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1]（秦始皇本紀），於是，推行嚴酷的思想專制政策，『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1]（高祖本紀），『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1]（酈生陸賈列傳），並嚴治『非所宜言』，最終發生了『焚書坑儒』的殘酷事件。
這樣，秦政府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四個方面禁錮士人階層，使士人階層完全走向了專制政權的對立面。許多士人誓不事秦，紛紛逃隱，以俟來者。反秦的情緒正在醞釀。直接引發『坑儒』的侯生、盧生自不待言；東平侯召平以在咸陽城東種瓜自處；而那些『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山中』[5]，漢楚元王劉交此時正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荀子門人浮丘伯，『及秦焚書，各別去』[2]（楚元王傳）。反抗也在向着積極的方向發展。秦令燒詩書，而諸子典籍多被隱匿，『【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1]（六國年表），伏生壁藏【尚書】即是明證；而張良則雇死士謀刺秦；秦始皇三十六年，有隕石落於東郡，有人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不久，又有人攔遮咸陽使者，曰：『今年祖龍死』[1]（秦始皇本紀）。秦政一向愚民，蓋黔首不能為此。能出此策者，非有一定學識的士人莫能為，與張良之屬同類。這說明，士人階層已經發出亡秦的號令，加入了『百姓怨望而海內叛』的反秦洶洶洪流之中。
二、漢初士人階層之失落
楚人一呼，『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族並起而亡秦族矣』[1]（秦始皇本紀）。陳涉甫首難，士人就投身其中。『陳涉之為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1]（儒林列傳）；陳涉入陳，張耳、陳余上謁，身為校尉；孔子八世孫孔鮒亦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蒯通亦入趙輔武臣，酈食其更以酒徒之稱事劉邦。秦代對士人的壓制之氣一掃而光。
士人階層積極參與反秦洪流，不僅僅是對秦政對自身精神價值的打壓，還在於其事功精神的重新高揚和政治參與意識的重萌。事實上，士人階層在反秦隊伍起了重要的作用，對眾諸侯亡秦也是功莫大焉。酈食其說劉邦『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之策，以及伏軾下齊七十餘城[1]（酈生陸賈列傳）；蒯通為趙平燕；李左車諫韓信撫趙降燕；隨何說英布背楚向漢，功皆可抵萬軍。由此看，在反秦與楚漢戰爭中，將帥之功固然是爭取勝利的主要因素，但士人之謀的作用也不可小覷。
士人階層投入到秦季的政治實踐，也並非僅為展現士人的事功心態和報秦政打壓之怨，他們也是為了謀取生計而動。然而，漢興，劉邦行賞臣下，卻令士人階層大失所望。士人階層並未進入統治階層的主流。『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1]（張丞相列傳），從而形成漢初的『布衣卿相之局』[6]。士人階層多不見用。陸賈無軍功，故不得封；天下定，論封賞，劉邦『謂（隨）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1]（黥布列傳）。可以說，這是當時統治階層的共同心態，因此，陸賈、賈誼之屬多不為高官。漢初政壇令士人階層百般失落。
究其原因，漢承秦制，漢初政治多沿秦政而不改，是以政治風氣並未遽然扭轉。正如陳啟雲先生所言，『儘管普遍指責秦政權和其法家學說，西漢早期的朝廷仍然幾乎沒有離開它從秦代繼承下來的法家學說和實踐範圍……（他們）滿足於讓下級政府按照既定的常規，由秦政權殘留下來的或按這種常規訓練出來的官吏管理。』[7](823-824)這一政策線索，其實是在劉邦入關，僅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宣布『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就開始了[1]（高祖本紀）。再者，劉邦沿用軍功爵制，封賞唯親近而用，故士人不親用。這種格局，一直維持到漢武帝初期。文帝時，『大臣皆故高帝時將』[1]（文帝本紀），『至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2]（外戚恩澤侯表）。第三，漢初，行黃老之術，這對於持百家言者的士人階層來說是個抑制。是以當時所傾重者多為黃老家。曹參治齊，即徵用黃老術的大家蓋公。另者，黃老之術貴治道清靜，漢初政治務在安民休息，故士人無用武之地。
除此之外，漢初統治階層的風氣也對士人階層影響較大。漢初統治階層的主流均出身於社會下層，皆鼓刀屠狗販繒之屬，少文而多質，甚至鄙陋粗俗，缺乏廣闊的精神視野和文化關懷。這種風氣的流行，使得士人及知識均不見尊重。陳平說劉邦『慢而少禮』，』恣侮人』[1]（陳丞相世家），蕭何說他『素無禮』[1]（淮陰侯列傳），魏豹也指責他『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2]（魏豹傳），至於欺儒生，溺儒冠，更是其中極至。風俗所漸，影響了漢初以至文景諸帝時的政壇風氣，形成了漢初質樸務實、不喜高華、不慕弘遠、輕賤士人的政治風格，在這種風氣下，士人階層自然難於有階身之梯。士人階層從由積極、高昂地投入反秦戰爭，到漢初備受冷落，心理自然多悵然自失，賈誼作【f鳥賦】、【吊屈原賦】，其中情緒斑斑可見。
三、漢初士人之復熾
漢初，士人備感失落，但卻並未沉淪。他們深悉在政治上受挫的根本原因是樸質少文的政風，所以，他們首先試圖通過自身的個體自覺，改變漢初的政壇風氣，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進而提高提高整個統治階層乃至整個社會的文化品位和精神風貌。
為了論證自身的合法性，漢政權一建立，就對秦政進行了全方面的清算，即『過秦』。其間突出的代表是陸賈和賈誼，他們的著作【新語】和【新書】都是在批判秦政的立場上立意的。士人階層在『過秦』的過程中，尤其批判了秦代的『不親士民』之風。事實上，時人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指摘秦政，意在漢代，借『過秦』來批評漢初政治上不重視士人、黜辱士人的不良風氣。賈誼指出，求士而以道，待士而以敬，簡泄不可以得士[8]。失落之餘，對漢初統治階層的熱望也是很明顯的。
然而，士人階層並不是一味地指摘政治，『過秦』是為了不使漢代重蹈秦之覆轍，因此，其言其行重在建設意義。這就體現了漢初士人的個體自覺，他們對自己提出了要求。首先，士人應該堅守士人的品格，『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9]（辨惑篇）。其次，提倡士人的社會責任感，『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而非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9]（慎微篇）陸賈還特別強調『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9]（資質篇）。士以現實成功為貴為能的思想，可以說是當時士人階層普遍的思想。
因此，他們通過各種渠道，競展自己的事功，以圖有為於時政。總括之，不外有二種孔道，或為客，或為學；為客不喪其志，為學則固其志。
仕途不通，士人階層則轉而為客。為王者賓客，或為權勢之家賓客，這本是先秦士人的主要寄身方式。在反秦鬥爭中，士人階層因不能以力戰，乃多以賓客的身份從屬各路諸侯，如陸賈『以賓客從高祖定天下』[1]（酈生陸賈列傳），蒯通以客從韓信，故楚令尹薛公以客從英布。漢興，分封諸侯，各路諸侯及大臣皆蓄士成風氣。高帝太子劉盈客『商山四皓』；劉肥王齊，『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2]（高五五傳）；漢梁孝王劉武客公孫詭、羊勝、鄒陽、枚乘、莊忌夫子；吳王劉濞、淮南王劉安均『招致四方游士』[1]（淮南衡山列傳），觀乎【史】、【漢】，各諸侯世家、列傳，可見這是當時普遍的現象。權臣勢家亦然，曹參相齊，客蓋公、蒯通；曹丘生客季布；至於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更是善養士。漢武之時，大將軍衛青尚言：『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1]（衛將軍驃騎列傳），可見其養人之盛。
士人之為人客，對宗主的貢獻是很大的，充分展現了他的事功精神和超人才能，營陵侯劉澤為齊人田生供食，得其謀而受封琅邪王；季布之益聞天下，也是多賴楚人曹丘生『揚之』之力[1]（季布欒布列傳）。劉濞吳楚七國之亂、劉安行反漢之謀，士人多有與焉。士人階層煥發的政治能量堪為其時政治上的亮點。
人各有志，不喜作官，不願為客，隱而向學，也是當時士人的另外一種人生。他們在潛研學術和教授學生的過程中，將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傾注其中，對重塑士人性格，譜成士人獨特的精神風貌，做出了巨大努力。魯申公『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同時傳【詩】的大師尚有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同時，伏生授【尚書】、高堂生授【禮】、田何傳【易】、董仲舒傳【公羊】，弟子滋眾[1]（儒林列傳）。對學術傳承和經典發揚，功尤其大。
更重要的是，士人階層，尤其是儒士潛力學術的另一目的，是針對當時統治階層粗鄙少文的狀況，提出重建社會和政治的文化理性、拓展統治階層的文明視野的要求。陸賈、賈誼在這方面貢獻尤大。陸賈著【新語】，『從道德的培養加以陳說，要求君臣體道行仁，並進而以德教化治民眾』，並認為『對於君主而言，政治首先意味着他本人道德人格的建立、仁義禮智的修養』，[10]（45）從儒學的大義出發，對社會文化進行重塑，立意建立一個以儒術為主導的社會。這一點上，齊魯諸儒化教弟子，出發點與此同。而賈誼的禮治思想更不必言了。
而且，齊魯士人的教授事業，使得士人的文化理想在儒學的基礎上漸趨一統，士人階層日益漸變為儒士階層。齊魯諸儒的弟子日益充入官僚隊伍[①]，使得儒學在主流思想文化上占了主流，並促成了政府文化政策上的『獨尊儒術』。政府力促『儒術』以後，官吏及後備官吏均需修儒學，這樣，就為漢代官僚體制向『士大夫政治』演變奠定了基礎[②]，並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典型的行政模式。
餘論
士人為官、為客、為學的選擇，是漢初士人在個人與政治張力下的自適和自處。在這種緊張關係中，其獨立的思想品格並未失墜。韓生譏項羽『沐猴而冠』[29]；『商山四皓』因劉邦『輕士善罵』，而『義不受辱』，隱於山林；齊東郭先生、梁石君丑田榮強劫使從而入山隱居；魯兩生以『面諛』而恥叔孫通；王生使張釋之解於當廷，凡此種種，都是士人階層抗直不屈、慷慨不苟合、固守其精神情操的表現。士人階層努力向學，即是這方面精神的堅強保證。但是，由於政治的變遷，這種獨立精神賴於存在的基礎越來越受到破壞。一方面，集權主義的不斷強化，諸侯國的削奪，大臣屢黜，士人階層喪失了寄身的環境；同時，隨着漢初政治文化和社會風貌由樸質轉向文飾，士人階層的舞台開始轉向朝堂，漢代中期士人階層向士大夫階層轉化與此同步進行，從而消弭了以故秦朝時士人與政府的緊張關係，士人的抗直精神也因此喪失。
因此，個人與政府之間，士人階層日益倒向官府，自覺不自覺地被規範納入集權政治的官僚系統之內。在恪守道德人格和用仕進取之間，自願不自願地傾向了後者。不苟合者即被放逐於朝堂之外。賈誼即是如此。其【f鳥賦】、【吊屈原賦】，同樣是其徘徊彷徨的心理寫照。而主動取合於當世者，則大親貴於主上。叔孫通則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魯兩生說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史稱『叔孫通儒服，漢王（劉邦）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制，漢王喜』。因『知當世之世務』，時人稱其為『聖人』，司馬遷也評論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畫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30]。文景以後，醇謹之臣大進，如石奮家族、衛綰、張歐等，漸成主流[③]。
由此看，漢初士人轉向『士大夫』，既有個人的訴求的因素，也是專制權力不斷加強的結果，更是政治生態演進的必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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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荀況.荀子・強國篇[m]（王先謙集解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
[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5](東漢)王充.【論衡・須頌篇】[m]（黃暉校釋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6]（清）趙翼.廿二史記[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7](英)崔瑞德、魯惟一.劍橋中國秦漢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8]（西漢）賈誼.新書・大政下[m]（閻振益、鍾夏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
[9]（西漢）陸賈.新語[m]（王利器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
[10]於迎春.秦漢士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注釋：
[①]關於齊魯諸儒的弟子及其仕進情況，【史記・儒林列傳】記載頗詳。
[②]『士大夫政治』這一概念，系由閻步克先生提出，詳見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③]漢代中期官僚群體由獨立人格轉向依附人格，其型態、機制及對中國政治史的影響，詳見夏增民：【從張揚到壓抑：漢武官僚群體的精神歷程】，【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四期。
作者：夏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