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綁定手機 已實名認證
|
程顥的【識仁篇】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程氏遺書】卷二上)這是二程的學生呂大臨所記的一條程顥的語錄。後來人把這條語錄作為一篇文章,並為之加上一個題目:【識仁篇】(例如黃宗羲【宋元學案】)。『渾然與物同體』,這是程顥對於宇宙、人生的理解。他認為,萬物本來是一個整體,它們之間有着休戚相關的內部聯繫。他認為,學道學要首先明白這個道理。但道學並不是一種知識,所以僅只『識得此理』還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實在達到這種境界,要真實感覺到自己與物同體。這種境界叫作『仁』,達到這種境界的人叫作『仁人』或『仁者』。程顥比喻說:『醫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同上)既『不屬己』,不但空談『愛人』是假話,即使為己利的目的真作些『愛人』之事,也不是真實。上邊所講,程顥所說,『至誠惻怛之心』,『【關雎】、【麟趾】之意』,都是真正的『仁』的表現,以至義、禮、智、信都是『仁』的表現。
所以,既『識得此理』,還要『以誠敬存之』。『誠』是沒有虛假的,用道學家的話說,就是『不妄』。『敬』是心不分散,用道學家的話說,就是『主一』。『以誠敬存之』,就是實實在在地注意於『渾然與物同體』這個道理。這就夠了,不需要防守自己,怕自己的行為有誤,也不需要再事追求,怕這個道理有錯。
『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渾然與物同體』。這個『物』就是指的一切東西,它就是一切,就是宇宙。哪裡還有什麼東西能在一切東西之外呢?既不可能有什麼東西能在其外,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什麼東西可以與之相對,所以『與物無對』。既然『與物無對』,那就是『絕對』。這就是『絕對』這個名詞的確切意義。這不是說,程顥所說的『與物無對』與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精神』有什麼共同之處,只是說,這個名詞有這樣的意義。
道學家所說的『太極』也有『與物無對』的意思,不過二程都沒有用這個名詞。
既然『我』真實覺得『渾然與物同體』了,所以『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軻說:『萬物皆備於我』。這都是說明天地萬物皆與『我』渾然一體的精神境界,並不是說,自然界的現象都是『我』所作為,如自然界颳風下雨,就能『呼風喚雨』。這種境界的哲學意義,打破主觀和客觀的界限,中國哲學稱為『合內外之道』。
照道學的要求,這個『合』不僅是知識上的事,還需要反過來看看自己是否真有這種精神境界,是否真正感覺到如此。如果真有這種境界,真是如此,那就是『反身而誠』,那就可以有最大的快樂(『樂莫大焉』)。如若不然,僅只是在知識上認識有這個道理,而實際上仍然覺得自己是自己,萬物是萬物,主觀是主觀,客觀是客觀,爾為爾,我為我,那麼,即使努力要取消這種界限,那也還是『以己合彼,終未有之』,那也不能有樂。這就回答了什麼是『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那些問題。這種精神境界正是張載的【西銘】(【訂頑】)中所說那種境界,不過張載是用形象思維的語言說出來,而程顥則是用理論思維的語言說出來。
程顥於下文又指出,所謂『以誠敬存之』的修養方法就是孟軻所說的『養浩然之氣』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必有事焉而無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必有事焉』,就是說,要堅持這個道理,有這種精神境界,自己也要求達到這種精神境界。可是也不能操之過急,要求速效。如求速效,這就叫『助長』。如像孟軻所說的用手拔苗,叫它快長,如果若此,那苗不但不能長,而且會死的。這個方法,總起來說,就是『勿忘』『勿助』。凡是養什麼活的東西,都需如此。如同養花,既不能把它忘了,不澆水,不施肥,也不能澆水、施肥過多,或甚至於拔它,叫它快長。活的東西,不像機器那種死的東西,只要加大油門,它就可以快轉。
程顥的這種意思,又見於他和張載討論『定性』的信中,這是程顥遺留下來的唯一自己寫的討論哲學問題的文章。後人簡稱這封信為【定性書】(例如【宋元學案】)。
【書】的開頭說:『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這是張載所提出的問題。意思是說,他想希望達到『定性』,可是他總為外來的事物所牽累,以致於不能不『動』。張載的這個問題一方面說的是他自己的經驗,一方面也是引用【禮記】的【樂記】中的一段話。【樂記】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道學很重視這一段話。張載所提的問題,其主要的意思是問如何才可以不至於『物至而人化物』。物來引誘是『動』,不為其所引誘是『靜』,這不是一個知識的問題,而是一個修養的問題。在道學中這兩個問題是分不開的。道學家們不專門討論知識問題,而是於修養問題中附帶討論知識問題。為什麼要附帶?因為兩個問題本來是在哲學上互相牽涉,分不開的。
程顥回答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鑒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答橫渠先生定性書】,【程氏文集】卷二)
程顥認為,張載的問題的根本錯誤是『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這就是『以己性為有內外』,而不知性之無內外。既然『以己性為有內外』,那就發生以『己性』為內,以外物為外,『己性』為外物引誘而不能『定』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那就須首先認識在『己性』中本來無所謂內外之分。他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意思就是說,天地沒有它自己的心,萬物之心就是它的心。『聖人』的精神境界是與天地同樣地『廓然大公』,所以他的好惡能順應萬物而沒有為自己的利害的好惡。莊周說:『聖人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莊子·應帝王】)程顥所說的『無將迎』,是從莊周來的。他們都認為,『聖人』的心,好像是一面鏡子,能照一切東西,有什麼東西來,就現出一個什麼影子。所映之物去了,它不去送(將)它,所映之物來了,它也不去迎它。物不來即不應,物來即應,應了也不把它藏起來。程顥雖然用了莊周的這個比喻,但是他和莊周的目的不同。莊周的目的是養生,他講的是『勝物而不傷』,就是說,這樣可以戰勝外界的事物而不為他們所傷。程顥講的是『定性』,講的是這樣可以安定自己的『性』而不為外界的事物所動搖。張載的意思大概是說:要『定性』必須與外物隔絕。程顥認為,這不是一個辦法,至少不是一個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說:『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意思就是說,如果認為有內外之分,以自己心為內,以外界的事物為外,由此而設法企圖使自己的心免於受外物的引誘,這個出發點是錯了。如果把『動靜』對立起來,認為必須沒有動才可以保持靜,這個前提也錯了。真正的定,並不是與活動相對立的,它是『動亦定,靜亦定』,好像一面鏡子,雖然它能照出來任何事物的影子,但是它本身是不動的。這個比喻還不夠確切,因為就一個鏡子說,它的本身和它以外的東西畢竟還是有分別的。至於人的『本性』和所謂外界的東西,本來是沒有內外之分的,所以必須從無內外這個前提出發,才可以達到『動亦定,靜亦定』的精神境界。
這裡所謂內外就是主觀和客觀,程顥認為,『不可以內外為二本』。就是說不要把主觀與客觀對立起來,而要變二本為一本。他說:『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意思就是說,必須懂得內外一本,才可以懂得『動亦定,靜亦定』的道理,才可以達到這種精神境界。
程顥接着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這是程顥舉例以為所謂『無內外』的說明。這裡所謂『天地』就是宇宙,宇宙是包括一切事物的總名。任何事物只能在宇宙之內,不能在宇宙之外,所以宇宙是無內外。宇宙沒有自己的心,一切有心的東西的心,都是宇宙的心。對於宇宙說,沒有主觀與客觀之分。也就是說,聖人的精神境界是和宇宙一樣的廣大,對於他也沒有主觀和客觀的分別,所以他沒有專為他自身的利益而引起的感情。他的感情是無私的。
程顥接着說:『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廓然而大公』就是形容上面所說的天地和聖人的情況。因為他們是『廓然而大公』,無論什麼事情來他們都順其自然而反應之。這就是所謂『順應』,就是沒有加以思索考慮的自發反應。
程顥又說:『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這是說,一般人所有的犯錯誤的根本,就是在兩點上與聖人不相同,與天理不相似。這兩點就是『自私』和『用智』。『自私』是和『廓然大公』相對立的,『用智』是和『物來順應』相對立的。如果一個人的思想行為都是以自己利益為出發點,出於自私的動機,他的思想行為就都是有所為而為,而不是對於事物的自發的反應。所以說,自私就不能『以有為為應跡』。他為這些有所為的行為,必定有許多思索、辯護,即使自己明知是不應該做的事,他也要想出理由辯解,仿佛也是應該做的。其實哪些事情應該做,哪些事情不應該做,人心本來有明覺,所以是能夠自發地作出反應的。『用智』的結果,就把這種自然的明覺歪曲了,掩蓋了,所以說,『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這裡所謂明覺,完全是就道德說的。
程顥接着說:『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他認為張載的問題就在於『非外而是內』,這就是『以內外為二本』。既然從『以內外為二本』出發,那就永遠不能達到張載所要求的『定性』的精神境界。所以要『內外兩忘』,以『內外為一本』。程顥接着說:『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他認為,是內而非外,是自找麻煩。如果內外兩忘,這些麻煩自然都沒有了。但這並不是說,人應該與社會隔絕,『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好像一個活着的死人。人的心本來有一種自然的明覺,遇見問題時,什麼事情應該做,什麼事情不應該做,他能自發地作出反應。人只要順着這種自發的反應去做,自然就不會有錯。
程顥接着講喜怒兩件事以為說明。一般人的喜怒,多是從個人利害出發的,所以在與自己有利的事就喜,遇見與自己有害的事就怒。一般人的喜怒都是與自私關係密切,在喜怒上可以看見自私的表現。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自私,他的喜怒就不是從他自己的利害出發,而是從社會的利害出發。遇見對社會有利的事,雖然與自己有害,他的心理自然的明覺也自然會發出喜的反應。遇見與社會有害的事,雖然與自己有利,他的心的自然明覺,也會發出怒的反應。這就是程顥所說的:『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由此程顥得出結論說:『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
程顥的【定性書】所說的道理,以及所要達到的精神境界,和【識仁篇】是完全一致的。【定性書】說『性無內外』,【識仁篇】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這都是取消主觀和客觀的界限。【定性書】說:『兩忘則澄然無事矣。』【識仁篇】說:『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事情就是這樣的簡單、直接。因為照他說,人性本來就有自然的明覺,這就是【識仁篇】所說的『良知良能元不喪失』。道學中的『心學』一派,都認為道德修養主要是擴充『良知良能』,後來王守仁把這個意思概括為三個字:『致良知』。
朱熹的語錄中有一條說:『【定性書】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個心字意。』(【朱子語類】卷九十五)朱熹的這句話很對。【定性書】所說的實際上是心無內外,朱熹為什麼覺得詫異呢?因為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性、心兩個字的意義沒有嚴格的分別。在道學中,性、心兩個字成為兩個主要的術語,它們的意思有了嚴格的區分。朱熹很推崇張載的一句話:『心統性情』。既然是性、情的統一,那就是把三個術語的意思確定下來了。照這個確定的意義,所謂『定性』應該是『定心』。照程顥的【定性書】中所說的,『定性』這兩個字似乎是張載提出來的,張載給程顥的這封信可能是張載早年時期寫的。在那個時候,他對於心、性、情,還沒有作出嚴格的區別。
張載所說的『定性』,實際上就是孟軻所說的『不動心』。孟軻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說,『養浩然之氣』的人的心,不為這些外物所動。
二程語錄中有一條說:『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指程頤)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為一句,亦得。」因舉禪語為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心當時言下有省。』(【程氏遺書】卷一)『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是說,禪宗的人也並不是不應付事物,但不可有擬心。這個擬心就是程顥所說的用智。這一條泄露了道學和禪宗的繼承關係。
【定性書】實際上是以心為性。這並不是程顥誤用了字,這是因為在他的哲學系統中本來沒有這個分別。張載也以心為性,可能是遷就程顥的系統。
類別: 道學的奠基者——二程
年代: 宋
順序代碼: 17-52-05
主題詞或關鍵詞: 中國哲學史 哲學
欄目關鍵詞: 哲學宗教
出處: 中國哲學史新編
輔助分類項: 哲學 轉自 http://www.dhbc.net/datalib/2003/Phylogeny/DL/DL-2003112813144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