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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易軍事 長期以來，大多數學者對秦漢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的評估普遍偏低。不少人對這一時期的事功多能充分肯定，甚至高度推崇，但是對當時的文化卻頗多微詞，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秦漢文化的主體――哲學思想，不外乎粗俗的神學天命論和平庸的自然天道觀，充斥着陰陽災異、讖緯迷信，是對生機勃勃、絢麗多彩的先 秦思想的反動，也遠不及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的精緻、深刻和博大。無論是秦王朝推行的『以法為教』的做法，還是西漢中葉起貫徹的『獨尊儒術』措施，說到底，都是大一統封建專制政權對思想文化的箝制與窒息，從而在本質上決定了秦漢文化無法獲得充分發展的空間。於是乎，在文學上，是『鋪采の摹薄⒉桓瓚頌的『大賦』成為主流，喪失了文學獨有的藝術感染力與美學功能；在學術領域，則是尋章摘句、泥古宗聖的『經學』成為主體，皓首窮經，鸚鵡學舌，哪有多少學術創造。如此去看秦漢文化，自然就不可能評價太高，而秦始皇、董仲舒、劉向乃至光武帝劉秀諸人在秦漢文化發展史上也就只能扮演不太光彩的角色。如北宋蘇轍曾言：『西漢至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人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後世者，不過三四。』（【欒城集】卷二○）但筆者認為，如此評估秦漢文化的歷史成就及地位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從態度上講，不公允；從事實上講，不準確；從客體上講，也不全面。
首先，將哲學思想、經學模式等同於整個秦漢文化，這本身就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問題。哲學思想、學術主題固然是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但它絕對不能等同於文化的全部。文化從總體上講，可以劃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大層次，哲學思想、學術主題不過是觀念文化中的一部分。它與其他觀念文化，乃至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固然有內在的聯繫，但彼此之間畢竟不能簡單地劃等號。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考察秦漢文化，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對當時的哲學思想，學術主題（如經學模式）的總結與評價，但尤為重要的應是對秦漢文化總體形態進行系統、完整的把握和揭示。如就制度文化而言，秦漢時期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政治體制基本形成，並且經歷了多次社會動盪的歷史考驗而日趨完備，這本身就是秦漢文化中極其輝煌的成就。又如就物質文化而言，秦漢時期以農耕經濟和畜牧經濟為主，包括漁業、林業、礦業及其他多種經營結構的經濟形態走向成熟，藉助交通和商業的發展，各經濟區互通互補，共同創造經濟繁榮，共同抵禦災變威脅，使物質文明的進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這同樣是秦漢文化發展中的亮麗風景。再如就觀念文化而言，秦漢時期除哲學、政治倫理學等獲得長足發展外，史學、文學、藝術、兵學等文化領域也呈現出嶄新的面貌，構築起秦漢文化的璀璨殿堂。毫無疑義，秦漢文化具有極寬泛的範圍，在廣度上是無可比擬的，有的文化現象在歷史上是獨特的、鮮明的（讖緯，畫像磚等），有的文化現象則是在整個歷史長河中獨領風騷的（如史學、兵學），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漢唐精神，正是對秦漢時期文化取得整體發展、全面繁榮的貼切概括。因此，單純以哲學思想、學術主題（經學）為指標評估秦漢文化，在研究客體對象的涵括上並不全面。
其次，有關秦漢文化的成就、價值及其歷史地位的通行觀點，衡之於具體史實，多有牴牾，不乏臆度不實之處。例如，關於秦漢時期的文學成就，論者大多持鄙薄否定的態度，認為大賦為漢代文學的代表，其堆砌詞藻，鋪陳事物，在政治上服務於專制君主好大喜功、窮奢極欲的價值取向，缺乏文學欣賞價值和藝術美感力量，固不足具論。然而，這樣的判斷很難成立。因為其一，如此看待大賦的功能與特點不公允（以下將另作辨析）；其二，大賦只是當時文學體裁的一種，並不能囊括整個秦漢文學。事實上，漢代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發展階段，它蘊含了中國多種文學體裁的萌芽，所謂『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宏麗的辭賦、樸實的漢詩及史傳文學的空前發展，奠定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根抵。因此，就基本史實而言，學術界有關秦漢文化的不少論斷和評價，並不能切中肯綮，與本相相去甚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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