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歷史地位沉浮與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歷史變遷 （6）

  來源: 鳳凰網歷史綜合

(二)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史學研究領域佔據支配地位。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工作者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作了再評價。雖然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評價，但因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和時代上與以梁啓超為代表的20世紀前半期的肯定又不盡相同，這種不同表現在：

1．以斯大林五個社會形態理論把中國歷史分成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五個歷史時期，兩宋處在封建社會階段，因而以梁啓超為代表的以社會主義思潮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行為比附王安石新法的觀點受到批判。漆俠先生在總結五六十年代王安石變法研究成就時指出：『第一，把王安石變法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即放在封建時代的宋代進行考察，指出王安石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改革運動，王安石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這就從根本上同梁啓超混淆時代的非科學的做法劃清了界限，把王安石、王安石變法研究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84]

胡昭曦先生則直接運用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以『不可混淆熙豐變法的性質』為題，對『近些年來，在台灣和國外的有關論著中，有主張這次變法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也有人認為王安石推行的措施是屬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觀點進行批評。[85]

2．社會形態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歷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會制度都只是人類社會中低級到高級的無窮髮展過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86]社會主義終究要戰勝資本主義，同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戰勝封建主義是歷史的巨大進步。根據這個理論，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雖然漫長，但在它的後期也產生了瓦解封建社會的新因素一一資本主義萌芽，而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前提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因而商品經濟是否發展或發達，是否促進商品經濟，就成為衡量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程度和檢驗封建國家的政策、法規以及學術思想是否進步的試金石。

這幾乎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討論中國歷史上經濟、財政的一個理論範式，當然，對王安石諸項新法的評價也不能例外。因而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80年代以後，圍繞王安石新法是否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成為研究者肯定和否定雙方論爭的主要焦點之一：『史學界目前有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變法「企圖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把國民經濟納入商品、貨幣的軌道上來」，「發展商品貨幣經濟」，「為商業活動排除一些障礙」，「順應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變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使很多重要城市的商業的正常發展，受到了嚴重打擊」，「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87]

3．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說的消長，也直接影響着王安石變法研究評價標準的變動。眾所周知，20世紀50―70年代，階級與階級鬥爭學說是判斷歷史問題的基本準繩，『馬克思的方法首先考慮具體環境裏，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可能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88]因此，王安石變法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便成為討論的中心話題，雖然論者的觀點、立場不盡相同，但『中小地主進步論』是這一時期評議王安石變法的主流看法，即：王安石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改革運動，王安石代表了地主階級及其國家的廣泛利益，同時更多地代表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在實現其富國強兵，加強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同時，還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

而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代表了大地主、大官僚等頑固反動勢力的利益，他們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前進，這是對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這也與梁啓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啓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並未否定司馬光。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間，歷史研究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特別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王安石及其變法作為儒法鬥爭的典型材料受到重視，王安石被加上『法家』的桂冠，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爭被概括為儒法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環繞着王安石變法而展開的這場儒法鬥爭，歸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和大地主階級之間兼併與反兼併的鬥爭。』而司馬光則是尊儒反法的代表，『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國代表着最反動最黑暗的政治勢力的利益。』[89]

改革開放以後，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理論有了重大改變，急風暴雨式地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經濟建設成為中心工作。隨着階級鬥爭學說退出歷史評價的主導價值體系，王安石變法研究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新動向，即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變法派與反變法派之爭不再是階級路線之爭，而是政策性的分歧。[90]『熙寧新法的兩派對立，實際主要是因觀念的差異造成的，並由此形成了改革派「新黨」和傳統派「舊黨」』。[91]溫公、荊公治國的方法都主張變，實際上都是變法派，只是變法的主張、方針、政策不同，因而出現兩種政治集團；荊公、溫公變法思想的理論根據都來源於孔孟；在變法目的上，溫公提出的「富國安民」與荊公提出的「富國強兵」在實質上沒有區別；致使二公由摯友變成政敵，在於兩公的理財主張不同，溫公的理財方式在於節流，不主開源；荊公的理財方針在於開源，不主節流。[92]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始終是20世紀研究王安石變法中最受關注的問題。雖然在三四十年代已有多種意見，但是一般多把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為階級利益的衝突和缺乏廣泛的階級基礎。[93]五六十年代則從階級鬥爭的角度把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兩點：一是變法派缺乏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二是大地主集團反動勢力的強大。『這樣一個缺乏堅實社會基礎的從上而下的改革，其力量是微弱的，像經不住狂風暴雨的摧折的溫室中的花草一樣，經不住歷史的考驗，在反動的囂張的大地主集團的衝擊下，便以失敗告終。』『王安石變法失敗，無疑是歷史上一個進步力量的失敗。』[94]進入80年代以後，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觀點受到冷遇，不僅有專文對『人民群眾是王安石變法成敗的決定因素』、『保守派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對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決定因素』兩個『史學界流行的看法』提出商榷，[95]而且討論變法失敗的原因大都轉向從變法措施自身存在的弊端，變法過程中出現的蛻變以及王安石的個人品質去尋找。

另外，還有一個突出的例證，這就是鄧廣銘先生在1997年出版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中節去了1975年版【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的開首章節『北宋建國百年內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發展』，只將少部分寫入後面章節，這大致反映了鄧先生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對『階級鬥爭』學說的一種反思。1987年鄧先生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四屆年會上，批判教條主義在歷史學的研究領域所起的消極作用時說：另一個關於農民起義的問題一一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歷史，這本是馬列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論點。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卻又把農民的階級鬥爭作用拔高，說道『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到後來，他更把這段話概括為『階級鬥爭為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等話語，這當然就不只是農民的階級鬥爭了。我們不應不加思考地把這些話都認作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因為恩格斯在1892年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英文版所作序言中就說過：『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為不同的階級，以及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鬥爭。』兩兩相較，毛澤東的話分明是說得不夠全面，說得有些偏激了。[96]【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修訂和刪節顯然是貫穿了這一新的思想認識，或者說鄧先生對這個問題的修改似表明他不再堅持王安石變法是北宋中葉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政權之間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的觀點。

4．馬克思在總結西方哲學史時，以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作為哲學發展的基線的方法，也被引人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領域，王安石的新學、變法思想，被劃人唯物主義哲學範圍受到全面的肯定，『千年以來，在封建的正統思想的壓制下，王安石的「新學」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而資產階級學者則非歷史主義地把王安石思想又作了各種歪曲，今天應該把這個千年「未發之復」，梳理清楚』，而司馬光及程朱理學作為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受到批判和否定。[97]改革開放以後，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思想均被作為中國歷史上的優秀文化遺產受到各方面的重視，其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後20年的王安石變法研究，雖然與此前30年相比有了不小的變動，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但從總體上講，由於社會氣候的大局，仍然是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唯物史觀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因而這一時期出現的肯定和否定意見均未出馬克思主義史學討論的大範圍，只不過是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評價價值標準的不同取捨產生的不同認識而已。而且20世紀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見在20世紀後20年的評議中所佔的比重仍大於否定性意見。

以上簡要勾勒了王安石歷史地位沉浮與南宋以後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大致輪廓，這個輪廓即是貫穿本書的基本線索。依據這個線索，可以清楚地看出決定南宋以降迄今為止，對王安石及其變法評議的價值取向主要有三點：一是南宋以後占統治地位達700多年之久的程朱理學的評價價值標準；二是20世紀影響中國歷史進程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三是在不同階段、不同時期內，與時俱進的社會氣候變化，亦即現實政治發展路標的指向。透過對王安石及其變法是非評議900多年的變遷過程，尤足以作為研究中國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事件評價是非得失的參考和借鏡。研究歷史的人們，當你論述歷史的時候，你帶着什麼樣的階級感情、什麼樣的時代特質、什麼樣的認知思想，都會悄悄地融進你辛勤耕耘的字裏行間，影響着你對歷史的判斷，你的判斷到底接近了多少歷史的真相？這是本書所想要盡力表達的追求。

本書稍感遺憾的是未能對20世紀日本、歐美及其他國家的王安石及其變法研究作學術史的梳理。其實這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日本的研究，已發表相當多的論著和具有相當高的水平。但限於本書上述的基本思路，也限於收集的有關資料不足，所以未能將其包括在論述範圍之內，只是把日本學者東一夫的一篇簡介各國研究王安石狀況的短文作為附錄附在正文之後，以供參考。附錄二所列參考文獻僅限於書中引用部分，不包括作者在撰寫過程中翻閱而沒有引用的部分，其實這部分要遠遠大於所列書目，例如：僅明清文集就翻閱了三四百種之多。不過，明清資料太多，本書收集範圍有限，是故對明清時期王安石及其變法評議的梳理最令作者感到汗顏，需要今後有更多的充實。附錄三所收集20世紀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論著資料索引，儘管下了一定的功夫，但仍不能收集殆盡，有待今後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