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鳳凰網 開國的漢朝國力衰弱，百業凋零。【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載：『大都名城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資治通鑑】描述當時的狀況，甚至連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同樣顏色的馬，將相出行只能坐牛車。不過當過亭長的開國皇帝似乎能夠忍受這一點。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平民通過暴力創建的王朝，從開始便表現出不凡的氣象。在接受群臣的建議後，高祖將首都從最初的洛陽遷往長安，依靠關中險要的形式高屋建瓴，向東控制天下，從此無後顧之憂。之後漢高祖命故秦博士、儒生叔孫通制定朝廷禮儀，以確立天子威嚴。面對匈奴的威脅，以武力奪天下的漢高祖也決定還以顏色。
儘管今天的研究顯示，匈奴從人種學上也許不同於漢人，但漢朝司馬遷在【史記】裏卻記述，匈奴人認為他們也是炎黃的子孫。在漢朝人看來，匈奴和漢只是夷夏之別，這種思想在【左傳】中已有反映。在秦始皇的年代，甚至出現過一則『亡秦者胡』的讖語。為此擁有強大武力的始皇帝修建了長城和從咸陽到陰山的直道(相當於今天的高速公路)這兩個浩大的工程。為了防外患卻導致了內亂，這對於新科的漢朝同樣是個難題。自匈奴汗國崛起開始，中原政權此後兩千年間的外患幾乎全部來自北方。如何解決內憂和外患，決定着百廢待興的新王朝的存亡。
文景之治：韜光養晦的年代
漢高祖劉邦去世前曾吩咐手下人殺白馬，要大臣們歃血為盟，起誓未來『不是姓劉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違背這個盟約的，大家共同討伐他』。這就是『白馬盟』。顯然，異性王的剿滅並未讓劉邦對內政放心。所幸在呂氏試圖奪取江山時，當年誓盟的將領在太尉周勃的率領下消滅了呂氏勢力，迎立高祖之子代王劉恆為帝，這就是漢文帝。
文帝和其後的景帝在位數十年間，雖然漢王朝對匈奴採取防禦與和親並重的方針，但每次和親只能維持數年和平。漢朝邊境『斥侯望烽燧，不得安臥，將吏身被甲冑而睡』。大臣賈誼為此痛哭不已，建議漢文帝要『獵猛敵』，全力對付匈奴。大臣晁錯上書漢文帝陳述防禦匈奴的戰略『籌邊策』。晁錯認為，『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因此要『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
整個文景時代，漢朝通過郡國兵和屯田兵組成邊防部隊，防禦匈奴的進攻。通過遷徙內地人民充實邊疆，建築城邑，高城深壘，穩固邊境。採用晁錯的建議，『以夷制夷』。賜予歸附漢朝的胡、義渠、蠻夷部署以漢朝精良的武器，利用他們與匈奴類似的騎射能力和風俗習慣，會同邊境的漢朝部隊，共同守衛邊疆。面對匈奴的多次襲擊和大舉進攻，漢朝的策略雖然只能做到將匈奴『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但還是保證了內地中原地區的安寧。
如此同時，文景兩代皇帝都採取了『順民之情，與之休息』的方針。不但獎勵農耕，宮廷還提倡節儉。半個多世紀農業文明的發展讓漢朝逐漸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繁衍出眾多的人口。文景兩朝皇帝崇尚黃老哲學，以無為治理天下。對內減免嚴苛的制度，對外採取容忍的外交策略。讓漢朝在建國初期內憂外患中得以安然度過，史稱『文景之治』的兩代朝廷，成為漢朝的走向強盛前韜光養晦的年代。然而在匈奴的鐵騎威脅下，帝國開國年代一個錯誤的決策在多年孕育後，卻險些在國家上升階段帶來致命的危機。
大漢帝國內部三十九郡幾乎佔據了帝國領土的大半。與之相比，皇帝直接統轄的不過十五郡。高祖當年為了穩定劉姓天下，分封同姓王以輔佐中央。然而血緣從來就不能避免為權力進行的殺戮。同姓諸侯王可以掌握軍隊，任免官吏，徵收賦稅，鑄造錢幣，逐漸形成內部的割據狀態。賈誼在【治安策】中指出，如果不解決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則必將『制大權，以逼天子』。漢文帝採取『剖分王國策』，將數個大國一分為數國。並任命自己的兒子劉武為梁王以控制中原。但這些策略卻適得其反，使諸侯王與帝國中央的積怨越來越深。當晁錯在景帝時提出【削藩策】以削除諸王的領地和實力時，最為強大的吳王劉濞終於聯合楚、趙、膠西、膠東、州、濟南等六個諸侯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在任命當年為漢文帝所器重的周勃之子周亞夫為主將平定七國之亂後，漢帝國的中央集權得以維護。
選擇儒家：政治理想的尋求
然而儘管漢朝承秦制，但秦的敗亡卻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和教訓。秦朝的敗亡表面在於暴政，深層的原因在於反傳統反封建的同時卻缺乏政治理想。短暫的秦帝國在用法家制度統一文字、錢幣和度量衡的時候，卻未能統一帝國內部遼闊土地上的文化。法家在摧毀了秦帝國精英文化(焚書坑儒)的同時也試圖摧毀平民文化。在今天湖北發掘的秦墓中，一個叫禧的秦朝官員的竹簡檔案，記載了秦朝斷然試圖統一全國風俗而遭至各地『父老』抵制的歷史。這些『父老』正是支持漢高祖劉邦起義的主要力量之一。他們類似西門豹在『河伯娶婦』中痛斥的愚民，卻是鄉間宗族的領袖人物。漢帝國明智地選擇了黃老和儒家思想較富人性的道德觀，使法家的嚴酷得到緩和。漢高祖劉邦甚至強調儒家關於政府存在的意義在於為民服務、不義的統治者理當喪失上天授權和民眾支持等觀念。建國初期的艱難終於得以度過，文化標準上的統一則最終避免了秦代招致的叛亂。
將大漢帝國內各種意識形態統一起來的正是漢武帝。他最終選擇了儒家。這是漢帝國一次長達70多年的政治試驗，它早在漢高祖分封諸侯王時就已經開始。
法家的治理引發了『七國之亂』。漢景帝整治梁孝王，民間同情的卻是後者。法家和道家的結合的黃老學說提倡『無為而治』，卻全然解決不了國家的內憂外患。在帝國百廢待興的年代，儒家百科全書式的治學方式迎合了社會在知識上的需求。儒學主動調整思想迎合武帝的作為(他曾當過膠東王，對於齊魯的儒家很有了解)，最終使得儒學中春秋公羊學派在朝廷中佔據統治地位。
這絕非偶然。公羊派儒家宣揚『大一統』迎合了剛剛平定七國之亂、正在完善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漢帝國；儒家提出的推恩令，削弱了諸侯國的勢力，維護了國內的安定，卻又不失仁義；『國君報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的思想，也合乎漢武帝反擊匈奴的需要。
從此漢帝國建立後的三大任務――發展生產，消除內憂，平息外患三大戰略，已完成了前二者。平息外患匈奴，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偉大責任，正等待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領袖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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