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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史網 第二種我想可稱為從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原理出發，來說明何以中國未產生出資本主義，這可以白樂日的觀點為代表。白樂日在其【中國的文明和官僚制】一書中認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紀是有自治權的，商人擁有自由、特權，從而能得到發展，例如集市就是發源於意大利，因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憑藉集市而發展，而中國則沒有集市。中國的城市也沒有自治權。中國的城市只是官僚統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組成，他們是特權集團，而農、工、商在中國都沒有地位。國家壓制商業、技術的發展，所以中國可說是一個永久的官僚社會，其結構長期未變。自15世紀以來，中國的發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國缺乏西方的民族主義、個人主義、理性主義、自然科學、自由勞工等等[41]。
中國歷史的發展和西方自是不同。中國缺乏西方的某些東西，但西方也缺乏中國的某些東西。中國歷史上缺乏西方中世紀的城市自治，這是事實。不過這並不能證明中國就無法產生資本主義。過去確曾認為由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產生出富有獨立精神的市民，由市民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可是從現在研究來看，西方的資本主義，究竟由城市抑或是由鄉村而產生，還並未得到解決。中世紀晚期的城市由行會所把持，充滿了落後保守的規章制度，妨礙生產發展，一些有意革新的工商業者紛紛遷居農村，謀求革新技術，發財致富。英國毛紡織業之興即為一例。新近流行的原工業化理論，就是說資本主義工業是在農村萌生，而非在城市產生[42]。誇大西方城市的活力，以為它是進步的源淵，資本主義的基地，這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看法。實際上它不一定和事實完全相符。
白樂日舉出的另一個理由是中國的專制政權、官僚機關，阻礙了中國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的史學家已經探討過很多。中國的政府歷史上一向被認為重農抑商，士大夫階級則鄙薄科學技術，以為奇技淫巧。不過現在大家都承認，中國過去科學技術曾一度十分發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工商業的發展更是驚人。有人以為在宋代中國已經到了近代化的邊沿，那麼為何那個時代中國的政府，中國的官僚階級，不阻礙工商業和技術的發展呢？所以這個問題也並非常識所認為的那麼簡單，還必須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種觀點可以瓊斯的【歐洲的奇蹟】一書為代表，該書是從環境、人口、經濟、地緣政治諸方面來比較東西方的不同，以說明為何西歐能發展出資本主義而東方各國（尤其是中國）卻不能。其中對地理環境的因素特別強調，如認為歐洲的地理環境使它能發展出耕牧結合的種植業，受自然災害的侵害較亞洲為小，在人均佔有土地、牲畜、木材、煤鐵等方面，要比亞洲的多的多，這樣在積累資金方面比亞洲好。後來歐洲人遠航大洋，佔領了非洲、美洲的大片土地，人均佔有土地更擴大了許多，成為一大發展優勢。
瓊斯還認為，歐洲地形複雜，多以肥沃平原為中心形成國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國。各小國君主都注意從商業中取利，保護和促進貿易的發展，即使執行了損害商業的政策，由於國力微弱，國君權力不大，商人亦易於起而抗爭，擺脫干擾。這比東方大國的君主大都採取限制、扼殺商業的政策要優越，所以西歐從中世紀以來即逐漸形成市場經濟。歐洲各國小國紛立，政治分裂，利於競爭；而宗教、文化、語言諸方面，又多統一性，所以利於技術傳播，從中世紀起農、工業技術即得到快速發展。後來民族國家興起，多採取保護市場，獎勵農業各種舉措，更促進了經濟發展，所以使歐洲較早發展出資本主義。歐洲的發展是生產從集體（行會、公社）的羈絆下解放出來走向個體化，而服務則愈益集體化，國家執行各種服務職能[43]。
瓊斯的觀點帶有濃厚的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氣息。從地理環境出發，推導出歐洲那麼多的優越性，這實際上即是說亞洲國家註定了無法發展到現代社會。但他的每一項理由是否能成立，還是一個大問題。即以人口而言，瓊斯說亞洲人口的增長較歐洲要快，是以不斷增加人口來彌補由災害造成的損失。而根據李中清最近的研究，中國人口的增長並不比西方快。認為中國人追求多子、早婚等都是不正確的看法。清代中國人口生育率相當低，一夫一妻制下，45歲之婦女，平均生5個孩子，而同時的歐洲婦女，則平均生10個孩子[44]。這樣，一些學者（包括瓊斯）認為中國明清時代由於人口增長過快，人口壓力過大，阻礙了社會發展的說法，便不一定能夠成立。
瓊斯還特別強調西歐中世紀時小國紛立，國家權力微弱對發展的有利條件，這是西歐封建獨特性認識的反映。因為說西歐封建制度特殊，主要就是說它的分裂割據、主權分割、王權弱小等，而瓊斯也正是從小國、王權微弱等推導出一系列使西歐快速發展的特徵來的。小國比大國更利於資本主義發展，這更說不上是一個有力的理由，這只能說是以西歐為標準去衡量、要求別的國家的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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