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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北京科技報 盡人皆知的普通話【大話西遊】台詞在網絡上傳『走了樣兒』。
在北京被讀成：『那（nei4）陣子有一份兒啵兒真的感情落（lao4）咱跟前兒了，咱哥們兒就壓根兒沒給丫當回事兒，到了什麼都沒剩下我才醒過味兒來。這（zhei4）輩子最栽的就屬這回了。要是誰（shei2）能幫咱求個情，再來一回，我會跪在丫面前裝得比誰都像孫子，保證嗎兒好聽說嗎兒。「掏心窩子的話，咱可是兩口子」要讓咱爺們兒表個態，千年的王八萬年的龜！』
而在上海、在廣東等地又各有不同的版本。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變化，『流行語』的加入功不可沒。作為一種流行文化現象，流行詞語反映着當地的社會生活和當地人的觀念心態，體現出城市文化的特點及其發展變化。從北京和上海流行語的比較中能夠更鮮明地反映出這個特點。
用嚴肅的詞形容小事：北京人重政治，上海話更精明
北京人形容愁眉苦臉為『一臉舊社會』，說人相貌不好是『對不起觀眾』或『有礙市容』，玩麻將成了『修長城、碼長城』，還有把諸如『反動、叛變、漢奸、苦孩子、苦大仇深、水深火熱』之類的政治性詞語用於生活中的一般現象。這種把具有中國特色、帶有革命氣息或比較嚴肅的詞語用於普通小事，是只有北京人才有的『創舉』。
這是因為北京久處政治文化中心，加之上層文化對市民社會的影響，因而政治空氣濃厚，市民文化素養較高，北京人素以關心時事政治和熱心議政而聞名全國。這是北京文化不同於其他地區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政治化傾向的表現之一，是北京人擅長宏觀思維，看問題、發議論往往從大處着眼，居高臨下。在詞語的使用上，北京人流行以帶有政治色彩的詞語來表現日常生活現象，或大詞小用。政治化傾向的另一個表現，是北京人富於組織熱情與能力，重視團體和友情。北京青年的自發組織往往很有凝聚力和親情色彩。這一特性在世俗生活中則表現為從道義出發而非從利益出發，抱團合夥，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哥們兒義氣，再加上老北京人粗獷、豪爽、重情的秉性，因此，『仗義、夠哥們兒、豁得出去、鐵、磁、瓷器』等表示夠朋友、親熱，體現北京人重義氣、大度等價值準則的說法，便常常掛在北京人的口頭，而『溜肩膀、掉鏈子、摳門兒、小心眼兒、小家子氣』等表示的那種不夠朋友、小氣、過分計較個人私利的行為則為北京人所不齒。
相比之下，上海人的價值取向則與此不同。根深蒂固的商業文化使上海人以精明見長，善於謀算。上海話中多有表示精明的詞語，如『門檻精、拎得清』，還有一批不斷更新的用來挖苦諷刺不精明者的說法：『憨大、阿木林、十三點、豬頭三、冤大頭、不懂經等等。與政治化傾向相關的還有一種表現，就是北京人代代相襲的官本位、重門第、重背景、重名分、講體面的傳統。北京話的』分『指名分或社會地位，北京的流行詞語中有不少表現與』分『有關的詞語，其中有些是舊詞的沿用，如：』長分兒/拔分兒（提高威信、地位）、拔個頭分兒、放分兒（顯示威風、氣派）、扎勢/擺譜兒（裝扮得有派頭）、派（派頭、氣派）、有派、沒派、跌分兒/丟分兒（丟面子、失尊嚴）、拔不上分兒、掉價兒（降低身份、有失體面）、栽（丟面子、栽跟頭）。『這幾年，北京話中』名『的構詞能力日益提高，如』名記（名記者）、名模（名模特）、名腕（名大腕）、名陪（名三陪小姐）『等，表現出對名氣、地位、身份的羨慕、重視與追求。
輕商業重人情：北京人熱衷發大財，上海話多商業用語。北京的流行詞語中有一批表示巨富、暴富的說法，如：『大款、大腕、款、小款、款爺、款娘、款姐、款族、富婆、發、大發』等，卻一直缺乏表示辛辛苦苦掙小錢的詞語。北京人總是熱衷於發大財、當大款，總想一口吃個大胖子，一下抱個金娃娃，不屑於蠅頭小利的特點。
這是由於北京文化傳統上有輕視商業的一面。社會生活的政治化必須導致輕商和非生活化傾向。在詞彙方面，北京話少有來自商業領域的日常生活用語。與此相比，上海話簡單直接，缺少敬語，這是商業影響的語言特徵之一。上海話中商業用語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這也是商業滲透社會生活的一個例證。如：『耳朵打八折了（挖苦人聽力不好）、敲定（有了戀愛對象）、戶頭（女朋友）。』這幾年股市用語和金融術語又開始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感情世界：『托盤（危急關頭朋友相助）、解套（擺脫困境或解除婚姻關係）、套牢（遇麻煩難以脫身或陷於事業、家庭而難以擺脫）、踏空（徵婚失敗）、平包（離婚時分割財產）、開戶（年輕人婚後與父母分居獨立生活）、拋出原始股（青年男女初次談情說愛）。』
在上海人的心目中，講究功利、注重實用的價值準則佔有相當的分量。這幾年，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全民經商的熱潮，使北京人傳統的生活態度受到了追求奢華享受與追求實惠利益的社會心理的挑戰，北京人的商業意識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仔細分析一下北京人的商業意識，不難看出他們與上海人、廣州人之間的差距。上海話有『扒分』，指利用業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獲得經濟收入：『分』指10元人民幣。廣州話有『炒更』，指利用夜間從事第二職業；有『更金』，指從事第二職業的收入；有『打工』，指做工掙錢，以及由此而生的『打工仔、打工妹』。『鐘點工、鐘點保姆、鐘點公司、鐘點服務』都是最先在南方城市出現的。近來北京也出現了『抓錢』的說法，表示的似乎是掙些小錢，但仍暗含不太費力之義，不如『扒分』、『炒更』來得辛苦；北京雖有『小時工』，但既不如南方用得普遍，也未形成系列。北京人輕商思想之頑固與經商意識之不太健康，由此可見一斑。
新北京話更娛樂
『老』、『爺』等詞語幽默調侃，嘲弄一切嚴肅新北京人繼承發揚了老北京人詼諧幽默、愛損人、愛逗的天性。老北京話有稱『老』稱『爺』以示尊敬的傳統，這是北京的禮貌語言。
當代的北京人沿用這種構詞方式，造出了一大批稱『老』稱『爺』的流行詞語，如：『老莫（莫斯科餐廳）、老柴（柴可夫斯基）、老日（日元）、老記、老編、老插、老國/老大（國營大中型企業）、老三（第三產業或三資企業）、老個（個體私營經濟）、老迪（迪斯科）、老癌、老倒兒（同倒爺）、老冒兒（同傻冒兒）、老泡兒（泡在家裏或某處不上班的人）。』『侃爺、倒爺、款爺、息爺（坐吃利息的人）、托爺（同托兒）、股爺、包爺（包攬案件從中漁利的人）、班爺（靠辦班獲利的人）、題爺（熱衷參加各種有獎答題的人）、捧爺（善於奉承的人）、票爺（兜售假發票謀利的人）、假爺（弄虛作假騙人的人）、佛爺（盜竊的人）、氓爺（耍流氓的人）、柳爺（玩弄女性的人）、冒兒爺（同傻冒兒）、板兒爺、的爺』等，這類詞語極有特色，它們有的表達一種親切與詼諧，更多的則透出挖苦和嘲諷。
『老』原有的敬意在減少，卻增加了詼諧的意味。『爺』與北京話歷史上的『爺』稱雖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但色彩已全然不同，幾乎喪失了敬意和表示輩分、身份的含義，而多含貶義，常有戲謔色彩，成為一種調侃。這些現象都表現出新北京人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嘲弄一切嚴肅的人生、崇高的現象以及正統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從而造成可笑與荒誕。能言善辯是北京人語言能力的又一大特色。
北京話歷來不乏表現『能說會道』的詞語，其數量之多、形象生動與求異出新堪稱各方言之冠。如：『白話、嚼舌頭、貧嘴、碎嘴子、閒話、扯淡、扯臊、扯閒篇兒、花說柳說、雲山霧罩、耍嘴皮子、滿嘴跑舌頭、神聊、海哨、胡掄』等。上世紀80年代的北京人把老北京的這一天賦發展為『侃』，『侃大山』成了新北京人極為傳神的寫照。『侃』在北京話和北京話的歷史上早就存在，80年代中期復出，構成『侃大山』的新說法，在北京青年知識分子階層使用，很快便成為流行詞語，繼而為全民語言接受，進入普通話。『侃』已不完全等同於北京人的能說會道或耍貧嘴，也不同於上海人的『吹牛皮』或四川人的『擺龍門陣』，它的內容一般指大言論，側重於社會生活時事政治等話題。『侃』語義的演變是流行詞語以調侃為其特色的又一個佐證。
北京的娛樂飲食文化對流行詞語的影響北京人好玩兒，會玩兒，能把大雅的東西玩兒成大俗。『玩』的流行就是表現之一。『玩』在北京話中構詞能力一直比較強，如『玩兒去、玩兒鬧、玩兒活兒、玩兒稀的、玩主』。近年來『玩』的能產性日益增高，一些原本與玩無關的現象也成了玩的對象，如『玩車、玩郵票、玩股票、玩深沉、玩瀟灑、玩智慧、玩語言、玩文化』。會玩兒的老北京人是『玩物』，他們把花鳥魚蟲琴棋書畫『玩』成了精巧而雅致的文化。新北京人則是『玩世』，他們以自由鬆弛、遊戲消遣的心態把社會、人生、他人、自己都變成玩弄的對象，在人生的遊戲中『玩』得瀟灑而不累。在一部分北京青年口中，還流行一些與玩弄女性有關的詞語，如嗑蜜、挎蜜、泡妞兒、小蜜、花老爺『，這種現象也未嘗不是這些人玩弄自己和他人感情的表現。其實，流行詞語本身就是新北京人』玩『語言的產物。
宮廷文化和民間文化影響北京城市人格北京的文化在歷史上一直表現為上下兩個層面，即宮廷文化和民間文化。新中國成立以後，以幹部、知識分子為主體，居住在大院中的新北京人，構成當代北京最重要和最活躍的階層，成為北京城市文化的真正主角，北京的城市人格由此而發生變異。『大院文化』與『京味文化』（或曰『胡同文化』）分別構築了北京文化新的上下兩個層面，前者是北京文化的主體與上層。
語言上也表現出相同的分層性。集中在黨政部門以及居住在大院的第一代移民的通用語言，是帶有各地方言色彩的地方普通話，他們的後代，即北京出生長大的第二代移民，則操着一口經過改良的、在發音與用詞上與老北京話有明顯不同的流利的新北京話。
那些土腔土調、委婉謙恭的老北京話只能在城市的服務行業，在老城區的胡同才能聽到。其次是80年代以來，城市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變化了的城市造就出新一代的城市青年，這一代青年也在影響和改變着城市，使北京文化呈現出新的色彩。
作者：孫曼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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