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運城盆地區域聚落考古的階段性成果

考古發現：運城盆地區域聚落考古的階段性成果

一、課題的緣起、背景與設計思路

2001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在山西垣曲的工作接近尾聲，適逢制定『十•五』發展規劃，時任館長的朱鳳瀚先生提出考古部應在晉南地區繼續做些工作，探索早期國家與文明起源的課題。經過一番準備和規劃，200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由原中國歷史博物館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併成立）田野考古部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經過協商，決定合作共同開展『晉西南聚落考古與早期國家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並於是年秋啟動了該課題。至2006年春，課題組成員在運城盆地東部完成了全覆蓋式區域系統調查。2007年，本課題又被列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中的一個子課題。2007年秋，我們根據調查的結果，選取絳縣周家莊遺址――也是調查區域內最大的、以龍山期遺存爲主的遺址――開始進行發掘，目前這一工作仍在持續之中。
本課題的主要目的，是要通過聚落形態的研究，來揭示運城盆地從新石器到早期青銅時代複雜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並重點探討龍山時代前後社會結構的特徵與變化，從而確立本地區在早期國家和文明形成過程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同時也關涉到社會與環境的互動關係、重要資源的獲取與利用等。
按照我們的設想，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或者說在此方向上有所推進，需要點面結合的考古工作，即調查與發掘相結合。具體的實施路線是，首先選擇運城盆地東部進行全覆蓋式區域系統調查（即拉網式調查），爭取最大限度地發現並儘可能詳細勘察史前到早商時期的遺址；然後，在此基礎上選擇一處龍山時代的遺址進行大規模的重點發掘。這樣便可分別在宏觀與微觀的層面上進行系統的聚落分析。另外需要說明的是，之所以將調查的年代截止在商以前（本地區晚商遺址極少見，故截止到早商），而沒有擴展到兩周或秦漢時期，主要因爲那樣一來工作量就會成倍增加，難以在預期時間內完成調查任務，故此只好有針對性地縮短年限。
運城盆地位於山西省西南部，按地理方位可稱之爲晉西南，處於陝、晉、豫三省交界黃河折拐處的內側。盆地西抵黃河，南部橫亙著中條山脈，北部爲高隆的峨嵋嶺，中條余脈紫金山（又稱絳山）在運城盆地的東北部與峨嵋嶺相遇合，使運城盆地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整個盆地隨山勢走向呈東北―西南的狹長形狀，地勢亦是東北高、西南低。盆地內中東部有一道東北―西南走向的低矮崗丘――鳴條崗，使盆地東部南北相隔，鳴條崗南北兩側分別爲青龍河、涑水河，河流兩岸的階地、台地爲古代遺址分布的主要地帶。我們所圈定的調查區域，其南、北、東三面爲山脈、高台塬所環繞的自然邊界，西邊則以運城市區至臨猗縣城的公路爲界，總面積約1500平方公里。
運城地區古稱『河東』，其有籍可查的歷史可上溯到傳說時代。許多有關堯、舜、禹的傳說都指向運城盆地和臨汾盆地所在的晉南地區。特別是有關舜、禹的活動地望，史書所載及歷代考釋雖多相牴牾，但許多仍與運城地區相關聯。【史記•五帝本紀】：『舜，冀州之人也。』張守節【正義】說此冀州即『蒲州河東縣』，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永濟縣。【孟子•離婁下】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這裡雖有東夷之說，但諸馮、負夏，特別是鳴條，有人指認都在運城地區。【史記•封禪書】張守節【正義】引【世本】曰：『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其中平陽在臨汾，安邑在夏縣。與夏王朝有關者，包括運城盆地在內的晉南地區又被許多史家指稱爲『夏墟』之地。這些記載或許反映，即便大禹及其後的夏王朝的都城或核心區域不在晉南，這裡至少也是夏人統治及活動的重要地區。古史傳說，撲朔迷離，其人其事，渺不可稽，但或許也蘊含著真實歷史投下的影子，因此也就爲今人的探索提供了一些線索。

二、運城盆地區域系統調查及分析方法

我們在運城盆地東部的調查採用系統的拉網式調查方法，調查時相鄰隊員之間的間隔爲30－50米。調查中採集、記錄遺存的基本單位爲20×20米的採集點（或稱採集單元），一個地點即使只有一塊陶片也做記錄，每個採集點都記錄有關遺存的種類、陶片的文化屬性或時代、不同數量反映的豐貧程度等內容，並使用GPS進行較精確的定位，記下地理坐標。所有這些信息都輸入設計好的資料庫內，最後依託有關的GIS軟體和矢量化地圖進行綜合整理和分析。遺址與聚落的最終確認是在室內整理、分析時將相關的採集點依據一定的標準圈劃而成。任何一組間隔在300米以內的同時期的採集點被串連在一起而形成一個聚落。構成一個聚落的最低標準，爲只有一個包含遺蹟的採集點，或至少兩個沒有遺蹟暴露的、但相互間隔不超過300米的同時期的採集點。一處聚落通常由若干集中分布的採集點相互連接綴合構成。以上所述爲劃分聚落的一般原則，在實際操作中還要參考諸如斷崖、沖溝、河道等微地貌景觀而有相應的靈活調整。
在我們的調查和分析系統中，遺址只是資料記錄的依託單位，真正的分析單位是各時期的聚落。與傳統調查不同的是，我們調查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於確認同一遺址不同時期聚落的分布範圍，以此奠定各時期聚落形態比較分析的基礎。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劃分聚落的標準顯然含有主觀的成分，按此確定的聚落及其大小與實際情況可能不會完全相符；但在這樣的調查系統中要做進一步的聚落分析，我們必須給出一個依據採集點劃分聚落的標準，而上述標準是在對整個調查資料總結分析後確定的較爲可行的操作方案，並且這爲我們把握、分析資料提供了一個可以實際操作的標準（即便出現與實際情況不符的誤差，也是在同一標準下的誤差，因而具有可操作性）。我們所看重的是在同一標準下宏觀聚落形態的可比性，而非追求細節上的精確性。那些有『問題』的小聚落所帶來的數量統計上的誤差並不足以對我們的宏觀分析造成負面影響，更不會對聚落及社群等級的劃分造成影響。
在運城盆地，各時期聚落都有聚集成群、組分布的明顯跡象，因此我們在聚落分析時進行了聚落組、群的劃分，而聚叢的依據是聚落間的間隔距離、地形特徵、以及群體內聚落大小的構成情況。組、群的分割是因爲彼此間在空間分布上有較大的間隔或者有諸如山嶺等較大的交通障礙，而且一個群體通常由一個較大的中心聚落及其附近一些較小的聚落組成。

三、運城盆地區域系統調查的主要收穫

由于田野調查中採集到的陶片大多比較破碎，難以做到很精細的年代分期，故此我們採用了尺度較大的、一般通行的考古學文化分期方案。按照本課題所設定的年代範圍，我們將運城盆地可確認的新石器到早期青銅時代的考古遺存劃分爲7個文化期，即仰韶早期、仰韶中期、仰韶晚期、廟底溝二期、龍山期、二里頭期和二里崗期。上述每個文化期都被視爲一個較穩定的聚落髮展階段，並作爲聚落分析的年代基礎。按此順序，我們可清晰地梳理出本地區聚落形態及其反映的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
運城盆地的仰韶早期，聚落數量少（共24處）、規模小（最大聚落不超過15萬平方米，大部分在10萬平方米以下），但已集中成群分布（共分5處群落）；聚落間多無明顯等級差別，當處於相對平等的、簡單的氏族部落社會階段，但其中的青龍河上游群似已顯露出複雜社會的端倪。到仰韶中期，本地區聚落的發展進入了繁榮期，聚落數量迅猛增長（共66處），六大聚落群已初具規模，而且每個聚落群都至少有一處大型或相對較大的中心聚落（其中有數處面積在100萬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聚落）；但各群體相互間應爲並峙共存的關係，尚沒有形成凌駕於多個群落之上的更高級的區域組織；每個聚落群內都可進一步分爲2、3個聚落組，除個別以外，大多應爲關係密切的社會或血緣群體而沒有獨立的社會組織意義；各聚落群（組）都包含有二或三層聚落等級（一或二層控制等級），中心聚落的控制力有強有弱，群體內部的整合程度高低有別，反映各群的社會組織形態可能並非高度統一，但應都處於社會複雜化發展的早期階段，類似酋邦那樣的區域政體當已經形成。這種狀態一直發展延續到廟底溝二期。這期間聚落數量持續增長（仰韶晚期爲81處，廟底溝二期爲117處），但大型聚落減少，缺少超大型聚落（最大聚落約60萬平方米左右），社會總規模似有所下降；經過仰韶晚期較爲鬆散的狀態，到廟底溝二期各群體內部的凝聚力有所增強，社會整合性普遍提高，大規模的區域融合似在醞釀與形成之中。這種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到龍山時期出現了質的變化，聚落格局和社會結構重新組合。此前聚落數量持續增長的勢頭開始發生逆轉（龍山期聚落下降到82處），原來較爲均衡的分布態勢被打破，有的聚落群消失，聚落分布整體上向盆地北部涑水河上游及周圍地帶集中；尤爲突出的是，位居涑水河上游中間部位的周家莊此時成長爲本地區唯一一處超大型中心聚落（總面積約450萬平方米），加之其它一些大型聚落的增多和規模的擴大，本期社會群體的總規模得到了迅猛增加；周家莊以其絕對的優勢不僅將涑水河上中游（包括支流沙渠河）的幾個群落整合爲一個團體，而且很可能也將青龍河流域囊括其中，從而在整個運城盆地東部形成了一個大型的區域政體；這個群體至少包含三層聚落等級，在周家莊之下的各群（組）中還存在一些次級的統轄中心，但都應受到周家莊直接而有效的控制，這樣一種等級結構的、高度整合的大型區域政體至少應具備了複雜酋邦的性質。從二里頭到二里崗時期，隨著中原地區早期國家的興起，晉南地區很可能先後被融合進了夏及早商王朝的統轄範圍，這兩個時期聚落的發展呈現衰落之勢，聚落數量和總規模急劇降低（二里頭期有66處，二里崗期只有46處），並且大型聚落減少，超大型聚落消失（兩期最大聚落分別爲30餘萬和40餘萬平方米），社會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二里頭時期運城盆地東部可分爲涑水河中上游群和青龍河流域群兩個大的群體，但結構較爲鬆散；二里崗時期本地區聚落的分布重又變得集中而緊湊，以早期的群落爲基礎形成了5個界線明顯的聚落群，其中青龍河上游群處於各群環繞的中心且擁有本期唯一一處大型中心聚落（東下馮－埝掌），以其爲核心的主從分明的群落結構顯示，此時本地區再次整合爲一個統一的區域團體，但這個團體並非獨立的政體，而應受到中央王朝有效的控制。
總之，經過區域調查和系統的分析，我們對本地區各時期聚落形態和社會結構的特點、聚落形態的歷時性變化及其反映的社會複雜化發展的過程，都有了較全面的了解，對晉南地區文明化進程中一些關鍵問題取得了初步的認識：其一，仰韶中期是本地區複雜社會的開端，這在整個晉南豫西地區當具有普遍意義；其二，從仰韶中期到廟底溝二期，儘管聚落形態經過了一些波動，但各社會群體的規模與性質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當基本維持了小型酋邦的形態；其三，龍山時期運城盆地東部首次整合爲一個大型的區域政體，社會形態當較前有了質的變化；其四，從二里頭到二里崗期，聚落的數量與規模都呈急劇衰落之勢，本地的社會結構亦趨於簡單,即便仍存在統一的區域性組織，其群體規模與實力都無法同二里頭、二里崗等代表的夏、商核心區相抗衡，由此可推斷其獨立性當已喪失，從而支持運城地區先後融入了中原夏、商王朝的國家系統之中的認識。

四、餘論：區域聚落考古的延伸

按照我們的設想，運城盆地東部區域系統調查的結束，只是本地區域聚落考古的開端而非終結，現在所取得的只是一個階段性成果。按照課題實施的計劃，從2007年開始，我們選擇絳縣周家莊遺址，即調查中發現確認的以龍山期遺存爲主的最大遺址，進行了持續性發掘與勘探。
通過數次發掘和大規模鑽探，目前已發現在周家莊龍山期聚落中存在大型環護的壕溝（壕溝的南面暫缺，或許因地勢原因當初就沒有修建；其餘三面可基本相連），並且壕溝範圍有一個從小到大的擴展過程，壕溝內最大面積可達200餘萬平方米，而壕溝外的某些地段仍見有遺蹟分布。在壕溝內已揭露出一些房子、墓葬、陶窯、灰坑等遺蹟現象。發掘工作還將繼續進行下去。
對周家莊的發現、認識、研究達到一定程度後，還應將其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中考察。比如，周家莊及其所代表的群體與約50公里外襄汾陶寺及其代表的群體的關係究竟爲何？是同時並存、還是前後相繼？彼此是並立、聯盟、競爭還是主從的關係？周家莊政體的性質該如何界定、其在整個大中原地區社會演化過程中所處地位和所起作用該如何認識？
總之，我們在晉南區域聚落考古的一個總的思路就是，在一個所知有限的地區，利用已知的線索，先由面到點（從系統調查到選點發掘），再從點到面（對一個地區和一個中心聚落取得突破性認識後，再將其置於一個範圍更廣的背景中進行比較研究）。基於這樣一種理念來考察區域聚落形態的變化，中心聚落的內涵、功能與地位，庶幾可對區域文明的興起與發展取得較爲深入的認識。

戴向明：中國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
原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