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公室告』與『家罪』所反映的立法精神(1)

  來源: 中華文史網

秦律對『公室告』與『家罪』之不同處理方式，反映了秦律在限制父權的同時，又爲父權保留了一定的空間。但是由於秦簡本身對這兩個概念的解釋過於簡略，要想準確地了解秦律與父權的關係有一定的困難。圍繞這一問題所提出的各種觀點，韓國學者金燁先生已做了很好的概述。[①]張家山漢簡中大量西漢初年的法律條文，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秦律，這些資料的公布，對我們理解『公室告』與『家罪』的含義頗有幫助。本文就結合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及相關文獻資料，對這一問題作一探討，並考察這些規定所體現的立法精神，不當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一、對秦簡有關資料的解讀


    1．『公室告』與『非公室告』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對『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含義有明確的定義：


    『公室告』[何]。ㄒ玻？『非公室告』可（何）。ㄒ玻？賊殺傷、盜它人爲『公室』；子盜父母，父母擅殺、刑、髡子及奴妾，不爲『公室告』。[②]


    根據上述文字的後半部分可知，家庭成員之間的侵害行爲，包括子女盜竊父母的財物，父母擅自對子女及奴婢施以殺、刑、髡等刑罰，[③]不爲『公室告』，亦即屬於『非公室告』。與此相對應，前半部分中的『它人』應當主要指家庭以外的人，也就是說，針對家庭以外的人的侵害行爲，包括故意殺人、傷人或盜竊，屬於『公室告』。


    那麼，秦律區分『公室告』與『非公室告』的目的何在？根據下面這段文字可知，官府對兩種性質的侵害行爲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家庭中尊長的權力：


    『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可（何）謂『非公室告』？・主擅殺、刑、髡其子、臣妾，是謂『非公室告』，勿聽。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襲其告之，亦不當聽。[④]


    這段文字包含一條法律原文以及對這條律文所做的解釋。其中的『主』，應當既包括男主人也包括女主人――相對於子女而言，他們是父母；相對於奴婢而言，他們是主人。


    如果沒有後面的解釋文字，對『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這條律文的理解可能出現如下兩種情況：


    （1）根據前面所引述的第一條簡文對『非公室告』的定義，只有家庭成員之間的侵害行爲――具體而言，本條律文主要是指父母對子女及奴婢的侵害行爲――才不允許子女及奴婢對尊長提出控告。


    （2）不論父母的侵害對象是家庭成員（包括奴婢）還是家庭以外的人，都不允許子女及奴婢控告，也就是說，凡是『子告父母，臣妾告主』的行爲，都屬於『非公室告』。[⑤]


    將『・』號前面的律文和後面的解釋文字結合起來，就會發現，並非『子告父母，臣妾告主』的行爲都是『非公室告』，此條律文中的『非公室告』僅限於『主擅殺、刑、髡其子、臣妾』這樣的侵害行爲，這與前述第一條簡文對『非公室告』的定義是大體一致的。如果把家庭中子女和奴婢對尊長的控告都認定爲『非公室告』，則不但使此條律文與其後面的解釋文字不一致，而且也與前面所引述的第一條簡文對『非公室告』的定義相牴觸。因此，律文中的『非公室告』與『子告父母，臣妾告主』是並列關係，二者互爲條件，互相補充，兩個條件同時具備，才會導致官府不予受理（『勿聽』）的結果。上述（2）的推論是不成立的。


    至於這裡的『告者』及『它人』，當指律文中所提到的『子』及『臣妾』，即家庭中的卑幼，而不是指家庭以外的人。理由是，其一，『・』號後面的文字是對前面律文的解釋，鑑於律文只提到『子』和『臣妾』，因此，不論是『告者』還是『它人』，應不會超出這一範圍。其二，家中尊長要想殺、刑、髡其子女及奴婢，必須徵得官府的同意，否則即爲『擅』，要承擔法律責任，例如：『擅殺子，黥爲城旦舂』；[⑥]過繼弟之子爲後子而擅殺之，則處以棄市之刑；[⑦]『擅殺、刑、髡其後子，讞之』；[⑧]父家長要殺、刑或髡其子及奴婢，必須徵得官府的批准。[⑨]試想，如果家長對子女、奴婢的侵害行爲既不允許子女及奴婢控告，也不允許家庭以外的人控告，那麼，官府將如何追究家長隨意侵害子女及奴婢的法律責任？秦律中的有關規定又怎能得到落實？如此明顯的自相矛盾，當時的立法者又怎麼可能熟視無睹？如果我們把這裡的『告者』與『它人』理解爲家庭中的子女及奴婢，法律禁止他們對家長的『非公室告』行爲提出控告，以維護家長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時又允許家庭以外的人檢舉告發，使官府能夠對有『非公室告』行爲的人處以較普通人之間的同類侵害行爲輕的懲罰，以限制家長濫用權力，從而維護國家機器的權威，這樣一來，上述矛盾就不復存在了。


    商鞅變法所頒布的秦律，是以李悝的【法經】爲藍本的，到秦王朝建立前後，又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實踐，此時的秦律，已經是一部比較完備的法典，無論如何不應低估秦立法者的專業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