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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字的起源，我较赞成汉字源始于结绳记事，八卦。在我国某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用结绳记事的习惯，虽结绳不能传承，但八卦还是保留至今。如谓坎（ ）离（ ）二卦为水（ ），火（ ）二字之本。远古人们为记事的需要发明了结绳记事，大事用大结、小事用小结，并且所获猎物用不同的方位表示。结绳记事一是数量清楚，二是方位明确，但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时间久了，大结、小结不清楚代表何物。这是原始社会人们的简单记事，更谈不上心理活动和思想的表述了。除此以外还有积石记事，刻划记事，岩画（图画）记事等，研究原始人的诸项非文字记事的方法和记事手段，对于弄清文字的起源的真正情形，有着极大的意义。
伏羲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画八卦造书契”。《史记》中还说“太昊伏羲氏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纹）章，地应以龙马负图。始画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书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天下文字，必归六书。”
所谓伏羲造字之说，是指东夷人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在七千年以前开始出现文字的创造。伏羲造书契的传说，能说明在古代的伏羲群落中，开始了纹文记事和所谓的“图画文字”和“图示文字”，即表意符号的记事。依据古代学者所撰文献和世代流传的传说，许多有关远古时代的基本梗概在对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中得到了不断的揭示和印证。就在伏羲氏部落生活的地区——中原东部和黄淮流域，遗址中的陶器上有了许多刻划记事的符号，半坡遗址陶刻符号；姜寨遗址陶刻符号；临潼遗址陶刻符号等。
汉字起源于原始图画，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曾提出“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主张。现已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图画作为艺术，它的手段是形象。而图画作为文字，它的手段是图示。甲骨文中独立的图形，也就是独体字，是通过图示的手段产生的字乃至词的标志。独立的图形又可作为结构成分组合成复合图形，也就是合体字。而合体字的图示作用是通过结构成分的图示作用达到的。以“逐”字为例：在甲骨文中，它的形体是“足”的前方有一头“豕”。把字形与字义联系起来就是：追赶野猪。追逐之意虽然需要依靠构图，但表意的基础是由“足”引伸出的追、跑之意可见“足”、“豕”的图示作用是其关键。
卦象文字。伏羲时代所产生的八卦，可称之为八卦易；神农时代和黄帝时代出现的八卦，可称之为连山易和归藏易；历经厦、商、周三代之易，至文王演易之后形成完整而有序的六十四卦并爻辞，然后才构成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的《周易》。伏羲时代的时间段，大约为7000-8000 年前，在考古学上谓之裴里岗文化，可以舞阳贾湖文化为其标志。《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传》载《易》博士淳于俊云 “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繇其事，故《易》者变易也”。从八卦的创制到周易的形成，贯穿始终的是一个“变”字，《易》者乃“变易”也。据此，伏羲创八卦、神农演六十四卦有文字依据。
不仅如此，从文物考古资料中，同样可以找到佐证。与神农时代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可以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为例；大汶口文化则以大汶口遗址为其代表，来看看此时易学发展的状况，五十年代发掘的西安半坡遗址，据碳14 测定其年代为6720±135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原始文字看，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共发现各种不同的简单符号113 个标本。这些符号都是刻在饰有宽带纹或大的垂三角形纹饰的直口钵的外口沿部分。符号笔画简单，形状规则，共三十多种，竖、横、斜、叉均有。
对于西安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郭沫若曾说： “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于省吾对此亦云：“西安半坡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的口缘外，往往刻划着简单的文字。例如五作，七作＋，十作 ，不难设想，当时的简单文字不会也不可能只限于陶器上，陶器以外，自然要有更多的文字，这种陶器上简单的文字，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的新发现，愈来愈证明郭、于二位观点之正确性，亦愈来愈多的人对此所持的肯定态度。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的学者把这些简单的文字与八卦文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与西安半坡遗址相类，同属于仰韶文化遗存的是临潼姜寨遗址。在八卦易学的发展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个是它的刻符八卦文字，另一个是它的八卦方位图。发现的刻划符号文字共42 种，分别刻在102 件完整的陶器或陶片上。笔划简单的符号较多，也有十划以上的符号。一竖道数量最多，其中8 件是在完整和已复原的陶钵上发现，其中一件是刻划在钵的黑色宽带上，其它都在残陶片上。两长竖道右斜者2 件，“”形者3 件， “7”形者3 件，斜“十”字形者4 件等。临潼姜寨遗址中的刻符文字，不仅在数量上与半坡刻符相类，而且在刻划的位置上及其它方面，都有相同之处。有的学者将其分为数字刻符和单字刻符两类，“数字刻符可能表示陶顺标号或种类”； “单字刻符可能是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符号”。并认为它是中国文字的原始形态或原始阶段，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也有学者认为， “刻符已各具文字，它是古汉字的起源，已有基本固定的形、音、义，和商周甲骨文、金文属一个系统，即象形文字系统”，认为“它已包括数字文字和表意的象形文字”。还有的学者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把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等的仰韶文化遗存，上与斐里岗文化，下与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乃至二里头夏文化等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研究，并升华到卦象文字的高度来考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如在西安半坡P4123、姜寨T220H275，十三号陶钵上都刻有“X”字。它与商周甲骨文、金文“五”字的构形相同，当是古文“五”字。陶钵本名为盂，属缶类器皿。颜师古注：“盂，食器也，若而大，今之所谓盂也”。盂，通作杆，孔颖达《疏》：“杆，俗之盆也”。这说明陶钵当属缶器皿。因八卦中的“坤”卦可以象征缶，故也可作为陶钵的象征。“五”通作伍。《周礼∙小司徒》：“五人为伍”。贾公彦《疏》：“伍者，聚也”。虞翻注：“坤为聚”。故这里的“五”字当是“坤”卦之象。
再看看临潼姜寨第2 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姜寨》一书图一八六中有两个图案（ZHT12:18、ZHT8M128:1）系用黑彩施于细颈壶口面，其图案似与方位有关，图案均是外圆，中心一小圆，即细颈壶的口圆，大圆与小圆之间，是指示方位的彩绘。一件图案是指示四方，另一个图案是指示四面八方。图一八四（ZHT42:6），粗看起来以为四组黑彩树叶纹，仔细一看在繁杂的图案中隐约可见其方位，有关专家认为，上述图案系“易卦”方位图。
在江苏省海安县青郭遗址中发现的“易卦”刻文，即可体察到八卦从单卦到重卦的发展脉络。据有关专家考证，在遗址中“出土骨角木四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属遁卦；六二三、四三一、兑下，震上属归妹”。从该遗址中发现的八卦，已不再是单卦了，而且业已证明它确是重卦了。综上观之，从八卦易到连山易，也就是说，从伏羲创八卦到神龙演六十四卦，既有史书上文字之记载又有文物之考证，不难看出这一论点似可成立。
文字的发明，从裴里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前期的文物发掘中，出现的八卦文字和原始文字，业已打破了传统认为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说法。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中出现的原始文字，令人刮目相看。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陶缸上发现文字4 个，在诸城县前寨遗址的陶片上发现文字1 个，又在宁阳县堡头村的墓葬里发现文字1 个，这六个原始文字的发掘和发现，取得了几位著名专家的共识。李学勤先生归纳为四个特点：“1、同后世的甲骨文、金文形状结构接近，一看就产生很象文字的感受。2、只见于特定器种，而且在器外壁的一定位置上，与金文在器物上的位置类似。3、象形而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不是直接如实的描画。4、与装饰的花纹不同，不能分解为若干图案单元。”[3]在南北相距千余里的范围内，都发现这种符号，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并由此推测，这是中国汉字源头，是最早的象形文字。所有这些，为尔后的夏易、商易乃至《周易》，奠定了原始基础和提供了原始条件。凡此种种，如果没有考古学上的丰富的文物资料，是很难确知，八卦的起源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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