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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讀一文章【勝負僅在一線間——說說官渡之戰】，結尾論曰：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勝利者的勝利往往被人說成是必然的，而失敗者往往被貶低得一錢不值，實際上，失敗者也會有其優點，而勝利者的勝利也許只是運氣好而已，官渡之戰就是如此。 關於歷史事件的偶然與必然，是一個大的哲學問題，或者說，對這一問題的解答肯定不是孤立的，而是關聯着更深層次的世界觀問題，所以孤立地爭論歷史之偶然與必然，往往是各說各理，誰也說服不了誰。 大理論說多了沒用，我們先從普通人的感受說起： 我們仔細考察歷史事件，尤其是具體戰役，常常會感受到偶然性的巨大力量：僅僅因為一場暴雨，有時甚至是因為路上一塊石頭絆了一下腳，再或者因為在一個關鍵的時候打了個噴嚏，戰爭勝敗便為之改易，乾坤便為之倒轉。正是看到這些偶然因素，因此我們會為英雄慨嘆，為壯士扼腕。 這些偶然因素當然是真實存在的，但這只是歷史（真實）的一個層次而已。這個層次我們姑且稱為現象層次。其實，在現象世界，一切倏起倏滅皆是偶然。但在一個長時段，無數倏起倏滅的偶然卻是在實現着一個必然。這個必然是一個類似趨勢的東西。 就官渡之戰而言，曹操戰勝袁紹，確實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中某一個條件或因素發生變化，袁紹便可能勝利。但這些偶然卻無法改變這樣一些必然因素的存在：即使袁紹在官渡之戰中勝利，他也不可能像曹操那樣統一北方，更不可能統一天下，他最終還是會失敗。他失敗的必然性是由他的用人為政等所體現出來的精神所決定的。而最終能夠戰勝袁紹並在中原地區立下腳跟的必然是具有曹操所體現出來的那樣一種精神的政治勢力，當然是否是由曹操這個具體的人來實現，就是現象層次的偶然。 在東漢末年，變亂已起，袁紹勢力的資本主要來源於對舊的權力資源的繼承。袁紹家族四世三公，同時又是世家大族，他在用人為政上所體現出來的精神也與他的權力資源相應和。他為政以寬和為主。郭嘉論袁紹有十敗時說，『紹繁禮多儀』；『紹好為虛勢』；『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這些都鮮明地體現了袁紹對漢代士大夫精神的繼承。一個舊的體系開始崩潰之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原有的勢力還有一定的力量，袁紹能夠對這些力量作出較為有效的組織，一段時間內，便會成為『眾望所歸』。 而曹操在這個變亂時代代表了一種新的精神，當漢代一套禮法體系變得虛偽日漸失去其維繫人心的作用時，曹操乾脆拋開這一套，回到氣質層次人的本性。所謂『唯才是舉』（該令雖然發出甚晚，但基本上是曹操一以貫之的政策），就是避開（士大夫評定人的那一套）道德標準，主要以實用性的才能作為提拔人才的依據（我從來不認為歷史有絕對的進步性，我們現在在這一點上認可曹操的做法，僅僅因為現代的價值觀念在這一點上與之相符，但當時這代表了一種新的適合當時時代的精神）。三國時代是（氣質層次的）個性開始覺醒的時代，曹操把握到了這一時代精神，所以會戰勝袁紹並有後來的成就。 所以，考察歷史，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其中歷史精神的演變趨勢，把握到了這一趨勢，就會明白有哪些是偶然所無法改變的必然。就比如拿破崙的失敗背後是英法國力的百年較量，是歐洲精神的演進方向，而絕不僅僅是滑鐵盧一個偶然失誤。在漢末三國的時代，代表舊的士大夫精神的袁紹再有軍事天才，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附：郭嘉曰：『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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