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因手札與至交反目

寫書法的人看帖，當然看字第一，讀文第二。所以當蘇軾這張手札擺在面前的時候，我們一下子就被漂亮的字體和章法吸引了——

寫書法的人看帖，當然看字第一，讀文第二

這張手札，我們一般叫作【歸安丘園】，因為帖中有此四字，而且此四字意境很美。此帖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致子厚宮使正議】，平鋪直敘，即蘇軾致宮使正議子厚的一封信。這裡的子厚，名叫章惇，是蘇軾好友。

【歸安丘園】

這封信寫於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當時的背景是，神宗駕崩，哲宗即位，皇太后臨朝，很快將烏台詩案後貶官的蘇軾召回重用，8個月內連升三次，直當到翰林學士，知制誥，距離宰相只差一步。而此時，章惇作為王安石一派，被貶到了汝州。

蘇軾寫這封信，是為了安慰朋友。不過，此時兩人身份懸殊，蘇學士卻仍是一副幽默詼諧的口吻，雖是善意的，卻大大刺激了章惇。東坡說：『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大意是，早先咱倆都有隱居田園的夢想，沒想到你先我一步實現了，可真讓我羨慕嫉妒恨呀。

這話被正在倒霉的人聽了，該是多大的挖苦和嘲諷。

章惇受不了了。

致子厚宮使正議

章惇比蘇軾大一歲，兩人早年相交，互相引為知己。幾年前蘇軾因烏台詩案坐牢，章惇曾加以營救。蘇軾被貶黃州，朝中有人說壞話，章惇還站出來辯白。雖然政治陣營不同，但章惇這人還是夠朋友的。

然而這封信，卻讓兩人徹底掰了。當然，掰的人是章惇，蘇軾一味想跟章惇好，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不知道章惇為什麼沒有把這封信撕掉，還珍藏起來，難道他要時時提醒自己，不能放過蘇東坡？這封信寫完沒幾年，蘇軾的後台垮了，而章惇東山再起，一直爬到了宰相的高位。他對蘇軾的報復行動也開始了。

我們都知道，蘇軾在被貶途中，嘴是不軟的。甚至不管日子多麼艱難，他也要苦中作樂。被貶到遙遠的惠州，他寫詩道：『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章惇在京師聽了，冷笑一聲：姓蘇的，你還這麼快活呀？冷笑過後，是接着貶。貶到哪裡好呢？章惇想到了『象形』的辦法。蘇轍字子由，就到雷州吧；蘇軾字子瞻，就到儋州吧。一竿子把蘇東坡撩到了天涯海角。

章惇也寫一筆清秀的好字

作為文人，章惇也寫一筆清秀的好字。他的才華不及蘇軾，但他的狠勁，卻讓蘇東坡嘆服。有個故事，說兩人曾一起旅行，見到一處絕壁，惟獨木橋相通。章惇讓蘇軾走過去，到對面懸崖題詞。蘇軾不敢，卻見章惇面不改色走過去，在石壁寫下：『章惇蘇軾到此一游。』回來後，蘇軾拍拍章惇的肩膀，說：『子厚必能殺人！』

【宋史】將章惇打入『奸臣傳』

蘇軾有識人之能，看章惇看得很準。只是他沒想到，章惇會把這狠勁發到自己身上，使得自己生命的最後十幾年，一直在流放漂泊中度過。不過，蘇軾並不記恨章惇，而對於那封不合時宜的信，他也沒有反省之意。自烏台詩案貶到黃州之後，蘇軾就想通了，愛咋咋地，大不了一蓑煙雨，了此平生嘛。蘇章的恩怨，隨着徽宗的上台而了結。蘇軾被赦，1101年死於回程途中；章惇由於曾反對趙佶上位，被一貶再貶，於1105年在困頓中死去。

在人物的評價上，歷史站在了蘇軾一邊。【宋史】將章惇打入『奸臣傳』，從此再沒翻身。直到乾隆刻【三希堂法帖】，仍然沒有放過他，如上圖所示，緊隨其後陪着他的，是大奸臣蔡京。有意思的是，小心眼的章惇雖與蘇軾交惡，但他的兒子卻未受裹挾，與他的東坡叔叔一直玩得很好。

『章惇蘇軾到此一游。』

真是千年榜樣吖

到此一游

這是至愛啊

用什麼筆寫的我要買一支

【論東坡〖歸安丘園帖〗中君子交絕之道】

東坡【歸安丘園帖】一案，實為宋代士大夫交往史之典型標本。此札表面觀之，乃尋常慰友之作，然細究其文脈語境，實暗藏君子交絕之三重機鋒。

一、文辭之諷與心境之隔
元祐元年東坡擢翰林學士，章惇貶知汝州，二者地位懸殊之際，東坡以"歸安丘園"相慰，表面承襲魏晉名士隱逸話頭，然"先獲其漸"之語，在失意者耳中確有"何不食肉糜"之嫌。宋人筆記【鐵圍山叢談】載章惇"性剛狠"，其政治挫敗時聞此"企羨"之辭，自然解讀為勝利者之矜伐。東坡素以"言發於心而沖於口"自詡，卻未察友人此時心境已非元豐同游黃州時可比。

二、書法語境中的微妙張力
此札用筆豐腴跌宕，結字左低右昂，恰似其文辭節奏——"豈勝企羨"四字墨色酣暢，與"早歲共有此意"之含蓄形成強烈對比。黃庭堅評東坡書"如老熊當道"，在此札中尤見其弊。書法之張揚無意間強化了文辭的刺激，章惇作為善書者（其字曾被米芾贊為"如衛洗馬渡江"），對此視覺語言的敏感遠勝常人。

三、政治倫理與私誼的悖論
二人交惡本質是北宋新舊黨爭的縮影。章惇營救東坡於烏台獄中，體現"君子周急"的古道；而元祐初東坡未能力阻舊黨清算新黨，在章惇看來已違"投桃報李"之義。司馬光【友議】云："勢利之交，難以經遠"，此札恰成士大夫政治倫理與私人情誼斷裂的物證。章惇珍藏此札，非為懷舊，實如勾踐之臥薪嘗膽，乃政治人物特有的恥辱記憶方式。

東坡晚年【與章致平書】云："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此語可見其始終未能參透：政治立場異化後的情誼，已非"詼諧如昔"所能維繫。章惇的報復非僅針對個人，實乃通過懲罰東坡來完成對舊黨集團的符號性打擊。

今人觀此帖，當超越簡單的道德評判。它既警示文人交往需審時度勢，更揭示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友誼"的複雜面向——在黨爭語境下，再精妙的書法與文辭，也難載破碎的知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