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字在初期是如何推行的

今天使用的汉字，有一部分是由繁体字简化而来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何要简化汉字？在北京推行简体字时，又发生了哪些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文字进化简史，从中找寻答案。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这个方案来之不易。它是经过全国文字学家、各省市学校的语文教师以及部队、工会的文教工作者共约20万人参加讨论、提供意见，数易其稿之后才正式公布的。这份《汉字简化方案》，最终确定了517个简化字，分4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体字和30个类推偏旁在全国印刷和书写的文件上开始通用。此后，除了翻印古籍和有其他特殊原因外，相应的繁体字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

当时为何要推简体字？

在北京市推行简体字时，广大群众容易接受吗？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简化汉字的背景。

1955年4月30日的《北京日报》刊发的《为什么要推行简体汉字？》提到，汉字虽然有过伟大的历史功绩和现实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汉字也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不能充分、有效地适应现代生活各方面的需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汉字在学习、书写和记忆方面都有一定困难。汉字在教学上的困难，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所以迫切需要对汉字适当地加以简化。

而这种说法也被北京市基层扫盲工作中的情形印证。

当时，郭文敏从事扫除文盲工作。他曾谈到在工作中的困难。工农同志们急迫地要求学习文化。国家从1950年正式开办工农业余学校后，工农同志们纷纷起早贪黑地硬挤出时间来学文化。众多教师辛勤钻研创造速成识字的方法，但至今仍是进步缓慢。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工农同志学习汉字非常困难。

比如，东郊区一个面粉厂里的一位工人上过3年业余学校，得了6次全勤奖，但还是停留第一册课本。有工农同志们说：我们抡大锤、扛大锄都不怕，就怕拿笔，笔比啥都沉重。冬天，有的人在寒冷的教室中听写十几个字后，就急得一头大汗。因此，推行简体字在北京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汉字简化怎么简？

群众对简体字的接受程度如何，还要具体看这些字是根据什么原则简化的，以及简化后好不好写、好不好记。

汉字简化工作开始后，各种意见和构想就涌向了当时的文字改革协会。当时人们提交的改造汉字方案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种方案建议，把汉字改造为“新形声字”。如，把“京”字定为“鲸、景”等字的声旁。如此类推，“凉、谅”等字的声旁改为“良”自然很合理，但这样一来“凉”变成了“浪”。

于是，有人又建议把声旁改用字母拼音。但是，字母夹杂在汉字内更不容易辨别。

另一种建议，是把每组同音的字留一个。这样如果不分四声，只需要400多个字。即便分四声，也就是1300多个汉字。但这种建议完全改变汉字的用法，违背了习惯，令人读起来非常别扭。

还有一种方案主张有系统地简化汉字。但这样系统简化出来的字，和在民间已经流传甚广的一些简体字不同，反而令人会感到别扭。

其实，对于汉字的简化人们早已形成了一个“述而不作”的原则。简体字不是一些专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早在宋元时期，平民社会就流传着一种通俗的简体字，虽被许多文人视为鄙俗，但在民间应用极广。

简化汉字是为了方便人们的日常使用。如果一个简化字方案要通过长期的大力推广才能收效，就得不偿失了。“约定俗成、稳步前进”，被确定为简化汉字的方针。

1957年版《新华字典》

▲1957年版《新华字典》

《汉字简化方案》中最终确定的简化字，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在群众中流行的、群众所创造的简体字，只有极少数是新造的。

《汉字简化方案》第一表和第二表所简化的繁体字544个，平均每字16.08画；简化之后归并成的简化汉字，平均每字只有8.16画。写简化汉字比写繁体字可以省一半的力气。

群众来信赞成简化汉字

简体字的推行过程中也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繁体字承载了中国文化，不应被简化。即便这样，在北京，简体字还是在学生教育和扫盲工作中受到欢迎，迅速推行开来。

《北京日报》就曾接到多位读者的来信反馈。比如，当时的北京市工业劳动模范石景山钢铁厂工人高秀田就说，自己过去没念过书，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学习的机会。但自己年岁已大，看到黑压压一片方块字特别是笔画多的字时，就感到头痛。而实行汉字简化后，“党”字写成“党”，再写这个字时，就再不像以前那样为难了。他说，“因此我赞成汉字简化，我特别深刻地体会到汉字简化对扫除文盲工作的好处。”

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教师杨炳吟也特别来信说，由于有些字难记难写，孩子们也很喜欢模仿简体字的写法。但过去流行的简体字写法混乱，又没有统一的标准，也不便鼓励孩子们学习。自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后，两批试用简化汉字表先后发表了，那些简化的汉字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

滥造滥用的现象得到纠正

随后，简体字得到了迅速推广，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

比如，有人误认为写字笔画越少越好，所有的字都可以用同音字来代替，甚至出现了自造的简化汉字。如“舞（午）蹈”“停（仃）车”“大街（亍）”等。

各种滥用的简化字困扰了不少人。《北京日报》曾集中刊登读者来信反映的此类现象。例如，当时的延庆县王木营中学语文教师常征反映：从初中三年级同学的作文中抽出几句来看一看：个人主义写成个人主“意”；走向学校写成走“象”学校……

类似现象还有很多，在当时甚至给人们在饭馆就餐、在商店购物和邮件投递都造成了困难。

为此，1986年，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64年编印的《简化字总表》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社会用字以《简化字总表》为标准。

“二简”方案草案被及时废止

经过几年时间的酝酿，《关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请示报告》于1977年5月报送国务院审批。“二简”草案随后开始征集群众意见。

“二简”草案分为两个字表，共计收入简体字462个，类推出来的简体字391个，共计853个，外加简化偏旁16个。比如，用“欠”代“歉”，用“元”代“圆”，用“坐”代“座”，用“胡”代“葫、猢、蝴、糊”，“葫芦、猢狲、蝴蝶、糊涂”，简化后写为“胡芦、胡狲、胡蝶、胡涂”。

但是，由于过分追求简化，“二简”也违背了“约定俗成”的原则，后来被废止也在情理之中。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在1986年9月2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二简”草案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急于求成，简化的字数过多，群众接受不了，现在予以废止。国务院也发出通知强调指出，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利于社会应用。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