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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唐代初年產生，到清末退出歷史舞臺，古老的書院體系在中國存在了1000多年。在各種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中，我們曾無數次地看到古代學子們的書院生活，似乎和現世的學校生活差不多。事實果真如此嗎？
古代學生進書院學習，要不要參加入學考試，要不要交學費？書院的老師是怎樣教學的，都教哪些科目，而學生又是怎樣安排一天的學習生活的？他們要不要月考年考，學得不好會不會被留級甚至開除呢？且讓《發現週刊》告訴你一段真實的古代書院故事……
古代書院為何
都安在深山老林裡
書院在唐朝產生之初，常與僧院、道觀為鄰，選擇的位址往往在深山老林裡。例如年代最為久遠的光石山書院，就建在條縣(今屬湖南)麒麟山中，附近有朱陽觀與惠光寺。當時的潭州刺史蘇師道，在他的《司空山記》一文中，詳細描述了書院附近的地理環境：
“東南隅有秀峰十二聳翠卓立，其峰有畫瓶、青牛、大蓮花、小蓮花、紫蓋、瑞雲、洞門、紫麟、遠吟、隱真、回龍、白鶴，名稱不一……北一裡有惠光寺，前有洗藥池，方廣二十丈。其水亦入藥池，歲旱不涸……”
比光石山書院稍晚的李寬中書院，則直接建在石鼓山的尋真觀裡。這裡風景優美，如詩如畫。讀書人和道觀中的道人，坐以論道，互相薰陶。
不光書院選址很講究，創建人對書院內的小環境也很在意，常常栽花種樹，移竹運石，打扮書院。例如，唐朝著名的詩人賈島，在《田將軍書院》一詩中，這樣描寫田將軍書院內的美景：“滿庭花木半新載，石自平湖遠岸來。筍迸鄰家還長竹，地經山雨幾層苔。”
唐人為書院選址的習慣一直沿襲了下來。宋代一些著名的書院，也都坐落山間。例如，嶽麓書院建在嶽麓山下，白鹿洞書院建在廬山五老峰下，嵩陽書院建在嵩山的太室山腳，石鼓書院建在衡陽石鼓山回雁峰下。其他如象山書院、武夷精舍、南嶽書院，包括江甯的茅山書院，都選址在風景秀麗的山區。
書院選址，為何要在遠離人煙的深山老林裡呢？這與書院興起的初衷有很大關係。古代的書院，往往是在官學(公辦學校)廢壞時出現。興辦書院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科舉考試；另一方面，在一些大學者看來，官學一旦成為科舉考試的附庸，就嚴重喪失了教書育人的能力，並日益腐敗和衰落。因此，他們以個人的力量另建書院，就是為了研究學問，啟迪民智，回歸教育的本質。而在他們看來，一個空靈安靜的地方，更有益於學問。比如，曾經執掌白鹿洞書院的南宋理學大家朱熹，就曾奉勸他的學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
桀驁不馴的“校長”
連皇帝都奈何不了
理學大家朱熹所在的南宋，是書院管理體制形成並得以確立的重要時期，理學家和書院結為一體，使書院承擔起了研究學術、發展教育、推行教化的重任。同一時期，書院的管理也借鑒官方的學校以及禪宗佛家的清規，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制度。
與今天的大學相比，古代的書院在制度上有哪些特別之處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鄧洪波教授向記者做了詳細的解釋。
“書院的管理體系，有分工明確、便於操作的特點。它的核心是山長負責制為代表的管理體制及與之配套的組織系統，它從組織上保證書院的管理有序有效地進行。山長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為書院聘請老師。聘請老師時，或者重視學行，或者重視文憑——也就是科舉出身，這樣就能確保書院的學術研究和教學水準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山長以下，有副山長、堂長，講書等職，他們各司其職，分工明確，協助山長維持書院正常的教學秩序。”
鄧洪波教授所說的“山長”，其實就是書院的負責人，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校長，位高權重，是書院的核心人物。梁章钜在他的《退庵筆記》中就這樣定義山長：“掌書院講習者謂之山長。山長亦稱院長，亦稱山主。”山長的稱號，充滿了野性和對官府的反叛，這與早期書院宣導的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它的由來，也要追溯到唐代。不過，真正固定下來，則是到了宋代。
古代那些著名的書院，無一例外都擁有名震四方的山長。例如，北宋年間，嶽麓書院有個叫周式的山長，他的學術和品行都很好。宋真宗知道後，就派人接他進入皇宮，封他為國子監主簿，並想留他在京城侍駕。然而，周式卻堅持要回到嶽麓書院，真宗無奈之下放他南歸。此後的嶽麓書院，更是名聲大振。
學生違規
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罰
有了德高望重的山長和教師，書院不愁沒有學生。因此，書院也設定了不低的入學門檻，也有入學筆試，而且招生數量有限。
“天下四大書院之首”的嶽麓書院，在南宋乾道年間，就“定養士額二十人”，後來擴到三十人。嶽麓書院名氣出去以後，遠道前來求學的人越來越多，於是“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等於是增加了10個旁聽名額。
一旦進入書院學習，學生就要遵守書院的一系列規章制度。以明道書院為例，首先要求學生要穿“校服”，這個校服當然不是像現在一樣統一訂做，只是規定要穿顏色深的衣服。這樣做的目的，是和一般的民眾區別開來，讓學生有士人的責任感和優越感。另外，書院還設專門針對學生的“請假簿”“講簿”“德業簿”“食簿”“宿齋簿”。其中，講簿記錄山長講學的情況，德業簿登記學生的功課情況，食簿是用來領取錢米，宿齋簿則用來領取燈油和木炭。明道書院還規定，學生請假不得超過三個月；謁祠、聽講、供課三者都需要登記，缺席三次就“罷職、住供”。這個住供，就是停止供給。古代的書院大都遠離鬧市，給學生的錢糧和伙食斷供，這個懲罰可真是不小。
當然，對於學生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學業，古代書院中的學生會學些什麼呢？鄧洪波教授告訴記者：“就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等儒家經典。學子每天的學習時間劃分成起床後、早飯後、午後，晚上四段，每一段都有規定的學習任務。而且既有自學，也有討論，還有老師解惑，還是很科學的。”
為了檢查學生的學習效果，書院還有考試制度，主要考查德行和學業兩大方面。學業考試以南宋時期的延平書院為例，每個月有三次小考，考得好的，成績一出來就有物質獎勵，並且還會累積積分，累積到一定程度則升級，也與經濟利益掛鉤。
德行考試的考核標準一般因山長的習慣而定，例如，朱熹主持白鹿洞書院時，提倡自覺自勵，不做硬性規定；而普通的書院，則從更實用出發，對儒家倫常做了具體化的規定，例如，不尊敬師長、不孝敬父母，就可能受到被除名的懲罰；那種嚴重踐踏院規、破壞倫常的，書院不僅會將其除名，還會報官立案，並永遠不許再入書院。
畢業了沒有就業文憑
但仍有人當做“高考複讀班”
中國古代的書院，並不能為學子提供一張就業文憑，充其量只有一張肄業證。但是學子們還是源源不斷而來。他們之中，有人是拿書院當“高考複讀班”，希望經過名師點撥，金榜題名。也有的人，是為了學問而來。不管是為什麼而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書院內，他們將極有可能親眼目睹國家級的學術盛會。
南京大學中文系的徐雁平老師向記者介紹了書院史上幾次有名的盛會，他強調：“在這些學術盛會上，大師與大師之間進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在文化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筆。”
書院歷史上記載較早的一次學術盛會，發生在南宋乾道年間。當時，理學大師朱熹有個問題沒有搞清楚，於是他從福建崇安千里迢迢趕到了潭州(今長沙)，目的是為了向在嶽麓書院講學的另一位理學大師張栻討教。在湖南期間，朱熹與張栻就學術問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會講的高峰期，曾經三晝夜不下講壇。遠近來聽他們會講的人不計其數，飲馬池的水都被馬喝幹了。會講期間，兩位大師還寫詩唱和，居然寫出了149首詩。
潭州會講之後，朱熹與東南的理學大師陸九淵等人，還在江西信州(今上饒)的鵝湖會講。
南宋以後的明朝，書院的性質已經和最初產生時大為不同。公開的學術盛會不再，但是一些書院仍舊努力維持初衷，在宣導學術的同時，還添加了“市民學堂”的新功能，擔當起教化平民的任務。例如，明朝時期，蘇州常熟城內有虞山書院，定期向民眾開放。不僅孝子、善人、山林隱士可以來聽，平民百姓也能來聽。
享受政府撥款後
書院逐漸失去了光芒
從書院誕生之初，飽含理想主義熱情的讀書人，就希望把書院經營成一方淨土。然而，在與現實的碰撞中，他們最終不得不讓步了。實際上，從書院最為興盛的南宋時期起，許多原先民辦的書院，就逐漸被官方“收編”。這種收編，首先是從書院的經費著手。
書院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經費。而書院經費的來源，多依賴于學田。書院興起之初，私人籌措辦院經費，主要也是靠私人的田產或別人捐贈的田產來供給。然而，僅僅靠捐贈，是不能滿足書院需要的。因此，當官府開始給書院劃撥田產時，書院沒有理由不接受。
除了經濟上的控制，南宋中後期以來，書院的實際負責人山長，也漸漸由朝廷吏部差授。在鄧洪波教授與學者朱漢民合編的《長江流域的書院》一書中，作者對唐代以來的民辦書院做了一個統計：唐代，82.98%；宋代，70.41%；元代，61.25%；明代，29.84%；清代，24.20%。在民辦書院急劇縮減的同時，越來越多的書院歸到官府手中。
在清代，書院的常年經費已經由官府一次性撥給。享受政府撥款的書院，花起錢來也大手大腳。例如，為參加正式科舉考試的生員提供一定數量的經費。考生如果科舉得中，更有豐厚獎賞，數目可達五十兩銀子。不僅考中的生徒有獎，書院的老師也跟著有獎。
如此一來，雖然書院的辦學經費不愁了，然而，書院不可避免地逐漸淪為科舉的附庸。儘管還有一些理想主義的書院在苦苦支撐，然而，書院沒落的歷史已經無可挽回。
同治光緒年間，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已經與科舉合為一體的書院，也一併成為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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