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一個真實的朱夫子|學術界朱熹研究新進展

胡坤（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    北京日報

今年是我國古代思想家朱熹誕辰880周年。朱熹雖為一全才型人物，但因其被後世目為“理學之集大成者”，故長期以來對其研究多從哲學層面對其學術思想進行闡發。近年來，學界關於朱熹研究有很大的拓展，這裡擇要略作評述。

■關於朱熹哲學思想研究的幾個分歧

　　近年來，關於朱熹哲學思想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1.關於朱熹的理欲觀：從批判走向正面理解

　　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無疑是朱熹哲學思想中知名度最高、爭議最大的。“五四”時期，朱熹的這一觀點結合“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被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當做批判“吃人的理教”的標靶加以鞭撻，而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期對此批判又進一步呈現擴大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思想的解放，對朱熹認識的深入，逐漸有了從正面理解朱熹理欲觀的聲音。時至今日，分歧仍然存在。正面的觀點主要認為所謂“滅人欲”並非提倡禁欲，而是節欲，節制過度的欲望追求，以保持心靈的寧靜和諧，不為物欲所紛亂；也有人認為朱熹的理欲觀是針對統治者而言，是對統治集團驕奢淫逸的勸誡；更有學者認為天理是指符合封建道德準則和自己等級地位的欲求，而人欲則是指違背封建道德準則和自己等級地位的非分欲求。反面的觀點除繼續強調朱熹的理欲觀是剝奪勞動人民最起碼的物質生活條件，甘願成為思想統治和鎮壓的工具之外，也有人從沈繼祖彈劾朱熹“誘引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家婦不夫而孕”（《道命錄》）等個人問題的考辨出發，對朱熹的理欲觀加以撻伐。

    2.關於“理一分殊”：學者對其解讀仍爭論不休

　　理一分殊的觀點並非朱熹首倡，但他豐富了這一理論的哲學內涵，使之成為程朱理學的最高本體論哲學原則。朱熹將宇宙自然界的萬事萬物特別是人與萬物的關係，統統納入到“理一分殊”的理論之中予以解釋。他說：“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個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朱子語類》）由於此命題內蘊豐富，導致學者在解讀時爭論不休。近年來的研究已不再簡單認為“理一分殊”是一種天理觀和倫理觀，是講“一理”與“萬理”之間的關係。但對“理一分殊”的解釋，仍有較大分歧。有學者認為“理一分殊”就是“道一理殊”，道流行於天地之間，這就是“道一”；一理散為萬物之理，這就是“理殊”。萬物各具之理既是一理之“分”，又是一理之“全”，是分和全的統一，個別與一般的統一。萬物各具之理，既與“一理”同，又與“一理”異，是同與異、普遍與特殊的統一。有學者則認為“理一”不是實體，是人類共同的價值標準。“分殊”是萬物的個體性、多樣性和差異性。理一與分殊的關係不是概念論的一般與個別的關係，是生命論的整體與分體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有學者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理一分殊”之“分”不是讀作平聲的動詞，而是讀作入聲的名詞，意為“責任、義務”。由此解釋“理一分殊”是指“理”高高在上，是永恆不變的道德原則，體現在日常之中，則是因人們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承擔不同的責任。

　　3.關於“心性論”：在四個問題上存在爭論

　　朱熹的心性學說包含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人為何應當是有道德的？此為心性學說的主要方面，屬於從理論上去論證的問題；其二是人如何才能成為有道德的？這是心性學說的最終落腳點，是一個從實踐上如何行為的問題。針對為何的問題，朱熹從本體層面提出了一個複雜的論證系統，涉及到理、氣、性和心四個最主要的概念，可以簡要概括為“性體心用說”和“心統性情說”。對朱熹心性論的理解，爭議較多的集中在這樣幾個問題上：心屬於理還是屬於氣；心是形而上的還是形而下的；心與理之間的關係是相同還是相通；朱熹的心性論是理氣二元論還是一元論，以及對朱熹心性論是非功過的評價。

■在史學界的努力下，一個“真實的朱熹”逐步得以呈現

　　朱熹作為一個歷史人物，必然也會受到史學研究者的關注。近年來，史學研究者採用史學實證的方法，從多角度、多層面細化了今人對朱熹的認識，豐富了朱熹研究的內容，也逐漸呈現出一個真實的朱熹。

　　1.從定於“一尊”到遭受質疑

　　歷史人物的評價往往都有著很深的時代烙印，對朱熹的評價亦不能外。自朱熹思想官方化後，其人也受到舉世尊崇，儼然是一尊萬民膜拜的真神。近代以來，中國落後于世界的現實，讓一些先進的知識份子開始反思，孔孟儒學及程朱理學被當做中國落後的原因之一加以批判。在這樣的思潮之下，對朱熹個人出現了負面評價，但多集中在對其思想的批判上。公允地說，這種批判在當時，是有其進步意義的。新中國成立後，“左”的思想逐漸佔據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出於配合政治宣傳的需要，全面否定朱熹思想的論調不絕於耳。與此同時，朱熹被描述成了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陰險狡詐的陰謀家、無惡不作的壞分子，這種妖魔化的主觀片面論調在那個特殊的時期，竟成“定論”。

　　2.糾偏舉正與消除誤解

　　改革開放後，學界開始有人為朱熹打抱不平，如認為朱熹所宣揚的封建倫理道德，雖有鼓吹封建等級秩序束縛人思想的一面，但也有其利於社會穩定發展的一面。學者通過對朱熹讀書育人等方面事蹟的梳理，認為朱熹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傑出的學問家和教育家；通過對朱熹政治事蹟的鉤沉發微，認為朱熹為官清正廉潔、頗有政績，且抨擊弊政，思有所改革，以緩解內部矛盾，並創造可圖恢復的條件，是一個有著高度責任感的封建士大夫。這一時期有關研究朱熹的論著，其著眼點在於糾正“左”的思想錯誤，肅清人們心中長期對朱熹的誤解，因此對朱熹的研究仍有單薄之嫌，但是這一階段的糾偏舉正為後來朱熹研究的全面客觀、逐漸還原出一個真實的朱熹奠定了基礎。

　　3.科學客觀、走近真實

　　近年來，通過史學界的不斷努力，朱熹的人物形象愈來愈豐滿，也愈來愈接近歷史中真實的朱熹。如學者不再著意于後世給朱熹所冠之道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等名號，而是將朱熹置於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重視朱熹作為士大夫之一員的基本身份，並以此作為基礎，對朱熹展開討論。認為朱熹之所以能夠發明義理、注釋經典、興建書院，以及對時政的抨擊、對君主的勸諫、對弟子的教育、對地方的建設，無一不是憑藉著士大夫的身份。朱熹的精神造詣和學術成就，雖遠遠超過了一般的士大夫，但絕不能將超過等同於跳過，若跳過士大夫這一身份不論，則朱熹的歷史地位便反而不可理解，對其評價當然也就不能做到客觀真實。以朱熹“內聖外王”觀念的闡釋為例，傳統觀點認為以朱熹為首的南宋儒家，其論述的重點在於“內聖”而不是“外王”，而近年來的觀點則認為“內聖”固然是朱熹等人的不朽貢獻，但他們更加注重“外王”的實現，他們轉向“內聖”則是為“外王”的實現做準備。由此認為在朱熹的思想與行動中包含著強烈的現實關懷，絕不能等同于空言義理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