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标题党--《论语☆先进第十一》串读

11.8【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虽然颜渊和孔鲤）一个有才，一个无才，但各自都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有棺无椁。我没有卖掉自己的车子步行而给他买椁。因为我还跟随在大夫之后，是不可以步行的。” 颜路即颜无繇（ｙóｕ），字路，颜渊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生于西元前545年。“椁（guǒ）”是外棺。

在这里孔子当然不是舍不得车，而且事情涉及到礼。根据《礼记.王制》记载：“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颜回四十岁病逝，孔子已七十高龄。按礼制，孔子不应该徒行。当然，经常被人诟病的是，孔子说不能变卖马车，为儿子和颜回置椁的原因是“吾从大夫后，不可徒行”则可能也跟当时的礼制有关。至于“车马”，在《乡党》篇里，孔子是“非祭肉，虽车马，不拜。”他并没有把车马当作什么珍贵的东西。

其实很可能按照当时的礼制，颜回和孔鲤都不应享用椁。在这里，尚存一疑。在下文中，可知颜子得到了厚葬，应该不至于无椁。颜路出于常情，也不至于请夫子卖车为儿子置椁。很可能是请求用夫子的车作为颜回的出殡运椁之用。这很可能也是违礼制的。同时如果用夫子之车，夫子则只能步行，当然有背于“君子耆老不徒行”的礼仪。所以“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孔子是严格按照：“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的原则来操办自己儿子的丧事。

而对于颜回，则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所以对于其用椁的事情，夫子在其父亲颜路面前也不便直言。故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言外之意，就是我的亲生儿子连椁都没有用。所以“吾不徒行以为之椁”这个“之”是单指“颜回”。所以说：“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虽是理由之一，但更是婉辞。是孔子内心认为不应该这样厚葬颜回，同也认为作为颜子根本也不会赞成这样做。作为自己的儿子，其实弟子们何尝不想厚葬之，但是孔子作为孔鲤的生父有决定权，但是对于颜回，正如夫子说的：“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所以，既然颜路在，孔子出于礼制也是不能越俎代庖。但是孔子也很直，他抱着一个内心不支持，既不强行反对，也不愿参与的态度。正如其所言，“与其易也，宁戚。”所以下面的事情顺理成章。

11.9【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回去世，孔子说：“啊！老天爷要了我的命！老天爷要了我的命！

颜回的去世，对夫子的打击是巨大的。后面还要谈到：“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可是现在，不想一语成谶，颜回真的先孔子而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从一句“吾以汝为死矣。”就可以知道，孔子把颜回视为自己衣钵的继承人，对他的性命是十分关切的，反而对自己没有多少担心。所以夫子没有了“天将不灭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从容和底气，唯有悲叹：“老天爷这次真是要了我的命！”在孔子眼里，天命最高，在这样的世事无常面前，作为一个七旬老人，夫子在精神上的确是扛不往了。

11.10【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颜渊去世，孔子哭得十分悲恸。随从的人说：“请您不要悲恸过度。”孔子说：“我有悲恸过度吗？不为这个人悲恸又为谁而悲恸啊？”

“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一般为这是倒装句，即“非为夫人恸而为谁？”“夫人”即“这个人”，指颜回。其实解释为：“除了人能够这样悲痛不已，还有谁能？”也说得通，意思就是“对去世之人的悲痛，是不存在过度这样的说法的。否则这还算个人吗？”可能当时没有“节哀”这样说法，如果有孔子相必是不赞成。“哀”是丧礼的实质精神，“死，葬之以礼”，在孔子看来做最不好的就是“临丧不哀”。

11.11【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颜渊死了，弟子们要排场地安葬他。孔子说：“不能这样。”弟子们很排场地安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啊，把我当父亲看，我却不能把他当儿子看啊。不是我的想法啊，这些弟子们啊！”

在颜渊安葬问题上，孔子要遵从礼的规定。颜渊身份应该是“士”，家底并不富有，孔子认为应该按照安葬自己的儿子孔鲤那样安葬颜渊。《四书集注》说：“丧具称家之有无，贫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孔子叹不得如葬鲤之得宜，以责门人也。”“予不得视犹子也”既是说没有能够，也是说按照礼制不能亲自为其治丧。

11.12【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请教关于供奉鬼神的之事。。孔子说：“不能好好的对待人，哪里能好好的供奉鬼神？！”子路：“能冒昧地问一下死是回事吗？”孔子说：“一个人对生都没有明白，哪里能明白死是哪回事呢？

在《雍也》篇里，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智慧，孔子则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义者宜也，“务民之义”就是“事人”。当然“事人”不仅是指“务民之义”，泛指知人，爱人，也就是指孔子说的“智”、“仁”。

子路一想，既然是说“事人”，人不就是生死之间嘛，得了我就问一下“死”吧。再说人死为鬼，就不信夫子不扯到鬼神上去。所以子路不是没有心眼。表面上说冒昧的问一下，其实心里还是穷追不舍。我们知道子路向来好勇，不知死为何物！无非就是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11.13【闵子伺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hàng）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闵子骞陪侍在孔子身旁，是一派直抒己见而谦和恭敬的样子；子路是一派刚勇负气的样子。冉有、子贡是侃侃而谈，从容不迫的样子。孔子笑了：“像仲由这样，不得好死。”

《论语》编者希望就“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去启发弟子理解“未知生，焉知死”的含义。一个人要好好的就活在当下。当然在这里不能说，孔子就一定预感到了子路会死于卫国内乱。

当然此句尚有可疑之处。从《论语》的语法习惯而言，凡是夫子有言，必有曰，唯独此句，无“曰”。“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疑为后人因上句而增之，或错入此处。所以本章原句疑为：

闵子伺侧，唁唁如也。子路，行行（hàng）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闵子骞陪侍在孔子身旁，是一派直抒已见而谦和恭敬的样子；子路是一派刚勇负气的样子。冉有、子贡是侃侃而谈，从容不迫的样子。孔子则是谈笑风生，其乐陶陶。

“行行如也”被解释为“刚勇负气的样子”，实际上是子路的性格，特别是“不得其死然”揣测的。有的也解释为“燥动不安的样子”，也感觉有点不妥。行行如也，应该是形容子路为人较为率性，比较急燥，且不逊不让，心直口快，甚至是口无遮栏，说不定肢体语言也比较丰富。个人还是倾向于“情见于心、按捺不往、跃跃欲试的样子”

其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如果置于《述而》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一章反倒更加顺理成章。如：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从《先进》全篇而言，就是要集中说孔门弟子的不足，没准《论语》编者在这里“霸王硬上弓”了，不足取也。

11.14【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执政者要改建国库。闵子骞说：“国库里还不是那么多钱，拿它有什么办法？何必改来改”孔子说：“闵子骞这个人平日不说话，一开口就说到点子上。”

其实“鲁人为长府”，很可能代指鲁国所谓的税赋改革，改来改去，还是三家大夫中饱私囊，日益坐大，而国库并没有得到多少充实，甚至还被削弱。这一句话道出了鲁国实际的执政者，即三家大夫，名为改革，实为聚敛的实质目的。前面提到孔子对于子产和管仲的改革并不反对，甚至多有赞扬。关键是改革目的是尊君强国富民，还是利己窃国盗财。所以孔子说，闵子骞这个人一般不说话，但只要说话往往是切中要害。因为鲁国的改革从某一种角度而言，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受益了的，但国君的地位日益被削弱，从某种角度讲，虽然也是咎由自取，然而国库的空虚最终付出的却是灭国的代价。

至于有一些观点，认为跟西元前517年，即鲁昭公二十五年，昭公曾以国库为据点对抗季氏有关。更有认为事后，季氏为了消除痕迹，或者泄愤，而与其改建国库有关。但是其对于“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解释未必让人信服。如：“仍然按照原来的惯例，不好吗？何必更改。”这样的话，当不起“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这样评论。

11.15【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孔子说：“子路的琴，怎么弹到我这里来了呢？”弟子如是嘲笑讥讽子路。孔子说：“子路也进了大堂，只是还没有进入内室啊。”

孔子对于“乐”的造诣那是相当不一般，所以必定是子路望尘莫及，甚至让孔子耳不忍闻。情急之下，故出此语。当然此事的细节，见于《孔子家语•辩乐解》、《说苑•文修篇》，有兴趣者，可自行一读。或许真有其事，或许纯系附会，或许演绎而成，均不得而知。

孔子和子路的之间师生对话，往往与孔子和其它弟子谈话风格往往不一样。两个人往往是你来我往，快言快语，甚至互相叫板，没有半点委婉。如孔子拜见南子，子路能把老师搞得对天发誓。孔子对子路说话，往往是要么是子路话音未落，就是当头一捧，要么好不容易给点阳光，跟着就是一瓢冷水。

孔子说过：“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两人如此相交，却互不相失，说明这对师徒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在《论语》里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就是孔子如果对弟子有所批评和表扬，往往不是当面的：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对于表扬，我们还好理解。但是对于批评，我们就不好理解了。这个夫子为什么总是在背后说弟子坏话呢？这可能跟当时对待士人的礼仪有关。如《礼记•儒行》云：“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虽然当然没有“儒士”这样的说法，但是很可能还是有一些踪迹可寻的。当然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对真正的士人之尊重。

孔子与子路之间有相当特殊关系，却往往没有这样的隔阂或禁忌。对于子路的话，只要在理，孔子往往也不得不听。实际上，这也是孔子之所以感叹“回非助我者，于吾言无所不说。”的原因之一。所以说，我们今天读到两者之间的对话往往痛快淋漓。当然孔子平常这样说顺口了，孔子也往往对子路的事情是脱口而出，不假思索。如是，就出现了上面的一幕。

但是孔子经常敲打子路，真正的原因是“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孔子对于子路的评价，往往是校枉过正，难免言过其实。不过是子路为人任性，好勇，孔子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而已。所以，“门人不敬子路”在孔子看来，是过头了。便补上一句，“子路也进了大堂，只是还没有进入内室。”这一说，原来的“丘之门”就成了内室之门。从“子路请祷”、“使门人为臣”、“从我者，其由与？”、“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可见子路在孔子门下地位和作用是相当特殊的，论资格，子路算得上，孔门的“元老级师兄”，论身份，可以说是孔府的半个管家。所以“门人不敬子路”，在孔子看来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对于子路给以已升堂，未入室的评价，实际上也是为子路，在孔门正名。言下之意，这个孔门内务的打理，你们还是得听从子路的。这回，子路算是明白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历害。

当然关于孔子和子路之间的口水“官司”还很多，也很有意思。接下来在包括本篇在后文里还将谈到。了解和研究孔子与子路的关系，对于我们揭示孔子的真实面貌，有相当大的裨益。

回復 儒帅佛道法 的帖子——“母去三子单”实际上讲的是“父慈”，作为一个父亲如何才能更好的父慈，不让三子失母。这也正是这一点，打动他父亲的心，把对子骞一个人的“慈”，转变成了对兄弟三个人的“慈”。当然，最后他避免了一个家庭的破裂，避免了父母离异。这当然也是“孝”，其后母也幡然醒悟，一家人从此和和顺顺，故事的结局也相当完美。这就是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目标“和”。
分析的很有道理，而且，很有孔夫子的举直错诸枉的矫正态度。

11.16【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子贡问：“颛孙师和卜商谁更有能力一些？”孔子说：“颛孙师为人处事往往有些过头，卜商则往往有些不足。”子贡说：“那么颛孙师好一些吗？”孔子说：“做得过分就像做得不够一样。”

师就是颛孙师，名子张，商就卜商，即《八佾》中向孔子请教“礼后乎？”的那位子夏。首先，了解一下孔子何以认为子张“过”，而子夏“不及”。子张是孔门弟子之一，春秋末年陈国阳城(今河南登封)人。据说其出身微贱，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在《论语》的《为政篇》第一次出现他，就是“子张学干禄”，但是其未尝从政，以教授终。孔子死后，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按《韩非子》的说法，孔子去后儒门一分为八，子张居首。令人奇怪的是子张在《论语》里多次向孔子问政，孔子对其也是百问不厌,阐述的层面也相当高,但不知其为何终生以传道授业为职。

子张一派的学说，往往接近墨家思想。如：“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虽未必是子张本人的思想，但很可能与之有所渊源。另外子张向孔子请教的问题有一些，往往与其它弟子有所不同。如: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以祗以异。”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总之,子张问的问题比较玄思,思路比较深远,也比较开阔。从子张的提问和孔子的回答而言，其似乎对《尚书》《道德经》比较娴熟。从他的思想后来可能露出的墨学端倪而言，其政治主张可能比孔子更加尚古，有可能与孔子在“吾从周”上有一定的分歧。这极可能是其终生未仕的原因之一。子夏则不然，孔子对他说过：“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可见其与子张相比，眼界没有如此开阔，如此高远。故而孔子在教导子夏时多有劝进、鞭策之语，如：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

子夏为苣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在这里，前一章，可见孔子着意提点子夏加深对于孝道的理解。后一章，则更加是提醒子夏要立意高远，着眼长远，咛嘱其不要急于求成，因小失大，不要偃鼠饮河，鼠目寸光。

在《论语》里子张与子夏有过直接的“交锋”: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对于交友，子夏的观点是“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即“道不同不相为谋”之意，子张的观点则是“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是认为一人做好自己就行了，也可以视为做人比较本分，但略显保守，当然具体要结合“可”是什么含义来方能细言，孔子对于交友也说过“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子张则不然，他的主体意识必较强，却失之于空疏。特别是“嘉善而矜不能”，流露出一种道德优越感，往往将自身置于一个道德评判者的地位。包括对于子夏的观点，他也是从这种角度出发加以评判的，实质却是对子夏的抨评，恰恰是没有做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口气很大，没有丝毫“嘉善”，也没有丝豪“矜不能”。所以论及人品，其实子张未必过于子夏。所以曾子有“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的说法，“师与商也孰贤”在这里更加侧重比较的是两个人的学识和才能。

当然这一章最重要的是：孔子是提出了“过犹不及”的观点。“过犹不及”实质上就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中庸载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是否是真的是孔子所云，则不得而知，但是的确是对“过犹不及”这一思想的较好阐发。当然，还可以补充一句“勇者过之，怯者不及”。至于“致中和”对于孔子而言，想必其不知云何物。

其实“过犹不及”的观点，我们也能够用在对于孔子，对于儒学的评价上，对于孔子，对于儒学，我们也要做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无论是溢美，还是贬损，都有背于孔子本人的思想。

当然，有些人有时往往宁愿“过”，不愿“不及”，好像“过”只是个方法问题，而“不及”往往是态度问题，原则问题，立场问题。这是相当错误的。比方说，儒学后来对道德观念进行无限上纲的拔高，反过来这实际上对道德本身的伤害也是最大的。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太多了，回过头来，重温孔子的话。或许能更加有所深识。对于这位“过犹不及”的子张到底是因为智，还是因为贤，还是因为德，在后文中，亦可略知一二。

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一门比周朝的公卿还富有,但冉求为他聚敛钱财并有增无减.孔子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弟子。弟子们可敲着鼓去讨伐他。”

孔子得以从卫国回国，老有所归，有赖于冉求在季康子处加以周旋，对孔子能安度晚年也是百般照顾。但是孔子在鲁国用田赋的事情上对冉求却是六亲不认，甚至要清理门户。

本章所说之事与西元前483年，鲁国欲用田赋有关。此事分见于《国语》和《左传》：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左传》

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求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求曰：“求来！女不闻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田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国语》

用田赋是季康子的意见，这一点根据《左传》和《国语》记载，是无疑的。《左传》和《国语》据说均为左丘明所作。但是两处的强调内容却有所不同。据《左传》孔子主张：“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似乎对整个田赋从根本上反对，所以往往有人从此出发，认可孔子是守旧势力，甚至还是主张复辟奴隶制的说法。而据《国语》则更多的是讲田赋应该如何具体的收取，并不反对用田赋。其实两者并无实质性冲突，只不过《左传》一般认为其经过儒学思想的浸润之后，不见得是左氏原笔。如这一段，《左传》比较突出孔子的“国老”地位。《左传》这一段的内容明礼重于议政，重在讲礼，明德。其用意往往从纯粹的道德角度出发，书生味比较浓，于文有彩，于事则空。对于鲁国用田赋的政策有什么具体的弊端却没有丝毫的说明；而《国语》重在说理，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更加接近策论的风格。从中可以表明，孔子反对的是田赋不均，因为其没有考虑远近，有无，老幼，以及鳏、寡、孤、疾这些弱势群体的差异。其实两处也并没有实质性冲突，关于是对于“度其礼”的理解，可能反对孔子的人一般都是认为所谓“度其礼”就是非要按照周公当时制定的法典来办，其实孔子所说的“度其礼”，实际上是“度其理”，就是按照周公制礼的公平、适度原则来确立具体的田赋政策。他举先王为例，也并不说要这样去做，而是具体的分析周公之典的基本精神—公平，适度。实际上也是对“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的具体解释。但是孔子对于季康子的私心掺杂是心知肚明，所以孔子对他的请教不作回应。至于说孔子要回到奴隶制，则是不可能的，否则孔子对子产，管仲会作如何评价。孔子真正关心的是变法的出发点和实际效果。

前面“鲁国为长府”一事，亦当与鲁国的国内改革后效果有关。正所谓“虽以田赋，将又不足”，此时闵子骞虽已离世4年，但是诚如其所言，鲁国的再次变法对于鲁国而言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依然是“仍旧贯，如之何！”次年，即西元前484年，孔子在《春秋》上唯有记入一笔：“十有二年，春，用田赋”。鲁国因为早就形成了三家大夫把持局面的结果，所以鲁国用田赋，虽然使得季氏更加富有，但是鲁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掌握在三家大夫，特别是季氏手中，按田收取军赋，保证军队的给养，也使得但是客观上使得鲁国在当时乱局暂时还能立脚。最终，季康子死后，鲁哀公与三桓势力彻底闹翻，被迫流亡越国并死于越国。鲁国由于一而再，再而三的内耗，虽然三桓势力后来衰败，国君重掌政权，但是其国力始终是江河日下。鲁悼公以后，鲁国渐渐衰落，到第33位国君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是，鲁国被楚国灭亡。有人把鲁国的没落归于周礼，认为鲁国跟其他国家相比较太遵从周礼，所以拘泥保守，不能锐意变法。这种认识是扁片的。当时任何一个诸侯国想称霸，离开一个强有力的诸侯国君，得以掌控整个局面，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鲁国长期被三桓势力所困扰，国君往往有名无实，实质上恰恰周礼严格的尊卑等级观念被打破的结果。同时往往因为周礼在鲁国，便得其它诸侯国往往一时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然对鲁国下手。如：鲁闵西元年，齐欲伐鲁，齐公问“鲁可取乎”，其大夫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此时，鲁国正值庆父内乱，局面一塌糊涂，但尚秉周礼就难以攻取。齐王一听，也就死了心了。

11.18【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子羔憨直，曾参钝拙，子张另类，子路粗犷。

柴即高柴，字，又称子皋、子高、季高，比孔子小三十岁，卫国人，一说是齐国人。高柴身高不满五尺，在孔子门下受业。子羔性格比较憨直。“愚”非“笨”之意，指心无城府，性格直爽。但是往往做事情不太明智。如子路使之为费宰，他一听就去了。如卫国内乱，除非一开始就是跟着孔子回国，否则就应该“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张惶而逃，对于一个君子而言，是可耻的。

曾参，前面已经介绍过。关于曾参之愚，一般多谈其少时挨父亲打，居然不知躲闪，以此为孝之事。另还有曾子杀猪，曾子出妻等等。曾参给人的感觉往往是认死理，做事情缺少灵活性，呆板教条。

子张，在前文已做过一些介绍。据《孔子家语》记载：“为人有容貌，资质宽冲，博接从容。自务居，不务立于仁义之行。孔子门人友之而弗敬。”这位过犹不及的子张，在孔门似乎有一点独来独往，自成一派。在孔门弟子中似乎只有人缘，但无交心。有一些类人，往往是对上也敬，对下也亲，但是唯独与旗鼓相当者，难以相容。前面在对比子张与子夏时就过一些分析。子夏门人向子张问友，若是问于其他人，往往是直抒胸臆，不一定要问子夏是如何说的。即使问，也不会在子夏的弟子面前，丝毫不给其师留一点面子。结果反而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子张与同门师兄弟之间往往有强烈的要强心理。即使坐而论道，总是要显得比兄弟们更高上一层。所以在孔门之中，往往自视甚高，除了孔子，很可能其它人都不是入眼的。而在孔门之中，其自身往往也被视为一个另类。“师也辟”往往解释“子张固执”、“子张偏激”，但是个人认为子张依于孔门，又不居于孔门，志于道，据于德，却不依于仁，游于艺。所以在同门之中较为另类，故称之“辟”

子路，则在此不必多说了。

这一章未必是夫子亲道，也许在孔子的调教下，这四人的性格都能有所校正，有所收敛。

11.19【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说：“颜回的家底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却屡屡亏空。端木赐没有做成官，却在经商中获利，预测市场竟常常准确。”

颜回出身是鲁国贵族，虽然家道中落，但是还是有一些家产，但是颜回专心求学，不问仕途。所以家里一而再，再而三的亏空，甚至生活困窘。端木赐反倒极可能出身微寒，但是他极富有经商头脑。所谓不受命，不是不听老师的话去做官，而是子贡在不牺牲自身原则的前提下，跟孔子一样不能见用于世。孔子称子贡是“瑚琏之器”，对其从政能力的评价是“达”，即通达之意。也就是老天爷此时还没有给他展现的机会。

其实，在孔门之中，孔子是精神领袖，而子贡则是敏于言，又敏于行的实力派人物，德才兼备，又善经营。所以，司马史在《史记》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当然子贡在孔子去世后，在社会上影响是相当大的，名气一时间盖过了老师孔子。夫子得以闻名于世，亦多赖于子贡对老师的极力推崇。

       

当然一般解释是颜回的德行差不多完美，但是生活经常陷于困窘，但子贡不听老师的话，没有老老实实去做官，跑去做生意，结果还不错。也有将“空”解释为“虚怀若谷”的。当然也均有其道理。不过，个人认为孔子不过是感叹弟子的命运际遇而已，强调各从所好，随遇而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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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子张问治臣之道，孔子说：“你不按照他的留下的足迹亲自去走上一遭，所以也进不了他的内室。”

“善人”一词在《论语》总共出现了5次，其它分别见于《述而》、《子路》、《尧曰》。摘录如下：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述而》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路》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戒戎矣。” 《子路》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尧曰》

对于“善人”具体如何解释，说法也比较多。但是根据《论语》全篇而言：善人有几个特征：

一、善人与圣人是相对称的概念，所以善人和圣人一样难得一遇。所以孔子说，既然圣人不得见，见君子就好，善人不得见，见有恒者就好。在这里将圣人与善人相提并论；

二、善人与圣人强调的侧重不同。圣人往往是强调其德行，而善人往往强调其治功，如“胜残去杀”、“戒戎”。所以，“善人”与“圣人”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所谓“善人”就是圣人的治世之才，也就是圣人之用。

再结合帛本《道德经》中关于“善人”的言论，特别是：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恒善救人，故无弃人；恒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

可见这个“善人”非一般的能人，从《道德经》的原文来看，其境界之高，不可想象：做事如同天衣无缝，说话如同滴水不漏，智谋如同神机妙算，造物如同鬼斧神工。能做到无弃人，无弃物，似乎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根据这些内容，所谓“善人”就是超凡入圣，超类绝伦，能够一匡天下，泽遍苍生的旷世奇才。诚如《泰伯》篇所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所以圣人是从修道崇德的角度而言，善人是从为政安邦的角度而言，是贤人政治思想无限上纲的必然结果。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正是感叹人才难得，善人难遇。所以《尧曰》云：“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把善人视为上苍的特别赏赐。

子张多次向孔子问政，在这里问“善人之道”实际上也是其问政的最高层次。他是向孔子请教为政的终极之道。在《论语》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但是对“道”、“德”本身，孔子的阐述很少，所以，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孔子主要从周礼的精神内涵出发讲“仁”、“义”。

但是子张则不然，他的注意力不在“仁”、“义”，诚如“不务立于仁义之行”。所以子张这个人在学识上比较注重玄思，经常问一些如“明”这样，其他弟子并不太追求深入的内容。然而，子张的问题是，他比较好高骛远，往往有些不着边际，不落实处。所以在《卫灵公》出现如下一幕：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卫灵公》

孔子在这里给子张补基础课，他强调“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实际上，孔子是结合子张的毛病的来的，好务虚名，不务其实，好务高远，不务足下，好务玄思，不务为学，使得其如同子游所言：“吾友张也，难能也，然而未仁”。对于圣人与善人，他更加注重，善人因为治世安邦，从而举世皆闻，百世留名的一面。如《颜渊》篇里子张问“达”，他更加注重的是外在的名气、名声，而不是内在的实质、根本。如：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人学者为人。”就是古时的学者都是为了完美自身的德行，为了承担自身的责任。而今天的学者往往是为了博得人们的美誉，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可。子张就是如此，当然在孔子的调教下，他还不至于欺世盗名，但是沽名钓誉还是有的。所以孔子知道他有点这个毛病，提醒他“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是不足为取的。子张在“见贤思齐，见不贤内省”上做得不好。在学识上，在名声上，他不愿意居于同门师兄弟之下。所以，当其它弟子以如“回虽不敏，请事斯语”这样的态度，去躬行仁义时，他追求的是在道德学说上的“超越”，希望能够“不蹈前迹”，“不落窠臼”，生怕“拾人牙慧”，其结果最终往往是表面“出言不凡，玄思妙想”，实则“废话连篇，空洞无物”。

子张“君子尊贤而纳众，嘉善而矜不能”的观点应该说源自《道德经》：“是以圣人恒善救人，故无弃人；恒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所要表达的思想，可以说是引道入儒。孔子自身也有这样的思想，如“举善教不能”，但是对于“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这样说法，孔子是务实的，这样言之无物，不着边际的文字，孔子无法苟同。比方对于“善行，无辙迹”，所以他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当然，这不光是提点子张，同时也是夫子自道。意思就是：你要问的“善人之道”，我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同样是‘未能有得’。”

所以，孔子对于治世之道，强调务本，务实，务行，务宜，反对务名，务虚，务高，务远。既是强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强调“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否则最终是“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

当然孔子强调“躬行践履、循序渐进”，对子张也必然有所触动。但是子张在学识上想另辟蹊径的想法是不会放弃的。希望子张这种性格的人能做到“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是不可能的，为了见知于世，防止“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达到“在家必闻，在邦必闻”，所以子张不务于孔门自身所主张的“仁”、“义”。但是子张也能把孔子的“躬行践履、循序渐进”观点，运用到自身的思想上，把老百姓接受不接受作为标准之一。所以后来子张之儒说更加接近墨学。为了使自己的学说能够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子张不再拘泥于孔门的传统教义,更加迎合了社会上，特别是老百姓的习俗和观念。

一般认为《大戴礼记•千乘》即是子张氏之儒的文献。本篇记载：“下无用则国家富，上有义则国家治，上有礼则民不争，立有神则国家敬，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以为无命则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树之德，此国家所以茂也。”虽然仍然强调义，礼，但是“下无用则国家富”这样的节用思想，“立有神则国家敬”这样的立神思想，“兼而爱之则民无怨心”这样的兼爱思想，“无命则民不偷”的这样的非命思想，已经不是儒学的主旨，反而可能是墨家思想的源头。

由子张之儒演化而来的墨学思想往往更能为下层的劳动人民所接爱。最终，在当时达到了与儒学平分秋色，分庭相抗的局面。当然，战国之后，墨家在统治者打压下几乎成为绝学。但是其源于先秦儒学的尚同，尚均，尚义，非攻等思想依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没有断绝，有时甚至以“过犹不及”的方式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突显出来。应该说，这些思想一直是华夏民族反抗强暴，反对压迫，追求时代进步，追求公平正义，追求美好生活的源动力，但是往往也由于思治心切，闭门造车，或好大喜功，贪功急利，指望一锤定音，万世太平，或者一劳永逸，万古流芳，最终屡屡成为乌托邦式的社会实践，甚至让一个民族付出巨大的代价。正所谓“过犹不及”,“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历史的进步有着同样的必然规律，想在历史的前程上采取蛙跳战术，空降策略，自然行不通的。

11.23【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孔子说：“评价一个人是否厚重，是看他是不是君子呢？还是看他表情庄重呢？”

11.24【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问：“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呢？”冉有问：“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吗？”孔子说：“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公西华说：“仲由问‘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吗？’您回答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吗？’您回答‘听了就去要马上去做’。我糊涂了，敢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求做事畏缩不前，所以让他前进；仲由勇猛得一个人顶两个人，所以让他退缩。” 子路和冉求的行事风格从如下两章中，就能两个人是刚好相反。一个“太过”，一个“不及”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雍也》

对于子路，从最根本上而言，孔子是抱着“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的观点出发 ，告诉其“有父兄在”，要节之以礼，并对其不厌其烦的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就是“过则退之”

冉求则往往是临事退缩，不思进取。如未章将讲到他的志向是：“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他知道礼乐重要，但是他认为不是他能做到的，所以说“以俟君子”。又如，季氏去祭拜泰山，孔子问冉求能不能加以劝阻。冉求一口回答：“不能”，他往往连尝试一下的念头都没有。所以他往往是要么没有追求，要么没有信心，做事情保守，畏缩。所以孔子不能再对冉求说：“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反而要强调“吾未见力不足者”反对其对应该做的事情望而却步，浅尝则止。

本章是孔子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于教育实践的一个典型事例，比较明确地反映了孔子过者退之，退者进之的中庸教育思想。针对不同个体的不同特点，他做出不同的回答，提出不同的要求，这就是因材施教。回答公西华的问题中，实际上他表达的就是中庸的态度。要弟子进退适中，不退缩，也不冒进。

  在对子路和冉求进行比较时，不要误认为子路好勇，所以冉求胆小。关键是他认为自己就是这么点能力，局面往往就是这样子不可改观。其实冉求是当时鲁国重要军事的将领，其人往往身先士卒，倒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孔子的弟子并不是个个都是书生意气，如樊迟也是当时鲁国重要的将领，有若还一度是鲁军的“敢死队”队长。

11.25【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在匡地遇险，众人失散，颜渊后来才赶上。孔子说：“我为你担心得要死了！”颜回说：“您还在，颜回那里敢死啊？”

一般认为“吾以汝为死矣”的含义是“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但是这样的理解,跟颜回的回答似乎没有前后上的呼应。个人认为“吾以汝为死矣！”跟“天丧予！”一样是一句俚语，就是相当于今天我们经常说的“我为你担心得要命（死）！”或者“你要是不在了，我也不活了！”之类的意思，但是不同的是当时绝对不是语气上的夸张，而是更加的情深意切。这样，颜回回答“您还在，我哪里敢死啊？”言下之意就是老师十分看重颜回，为颜回的性命担忧，颜回心里相当明白，所以哪里敢轻易死了啊。没准就是为了颜回，孔子一行才陷入重围的，当然这纯属臆测，不足为凭。

11.26【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季子然问：“仲由、冉求算得上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先生是问别人呢，居然是问仲由和冉求是不是大臣。所谓大臣者，是能够用道事奉君主，不这样就会辞职不干；现在仲由和冉求，可以说备办之臣。”季子然说：“那么他们会跟着季氏做吗？”孔子说：“杀父亲与杀君主的事，也是不会跟着做的。”

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是其“为政以德”的思想应有之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不是说君主对臣子要尊重，要礼遇。而是君主必须按礼法的实质精神和基本原则来使用臣子，臣子事君以忠，自然也是以道事君。不管是遇到了无道的君王，还是其它政治势力，只要是道不见用，作为臣子的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君主自身也胡作非为或无所作为的情况下，无道则去，否则就是同流合污，为虎作伥。仲由（即子路）和冉求，他们也不过是做些备办之差而已，也就按命令行事，充其量比较有才干罢了。他们可能小节上有出入，但是大德不能亏。大逆不道的事情，他们同样是做不出来的。

11.27【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子路安排高柴做费邑这个地方的长官，孔子说：“你这是害别人的儿子啊。”子路说：“您看这不为了百姓，为了社稷嘛，何必先读书，然后再为学”孔子说：“所以我恶厌巧言令色的人。”

首先，解释一下“为学”，论语的中“为学”跟我们今天的纯粹的学习，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读书含义是不同的。古人往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读书、学习、为官往往是贯穿其一生。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子路为何对夫子说这样的话，其实根本原因是孔子自己经常也说这样的话。前面提到孔子和子路经常有口水“官司”，下面再看一章，我们就明白夫子为何恼火不已。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这一章说，公山弗扰占据费邑反叛，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设一个东方的西周。”当然经过后人考证，公山弗扰召孔子之时，并未反叛，而其反叛之时，孔子任鲁国大司寇，并发兵攻打。《论语》此处有误。

同样是在这个费邑，子路不赞成孔子去辅佐公山费扰。孔子则说：“我是为了在鲁国重建一个周朝！”估计，还讲了地方虽小，不是也有老百姓，不是也是社稷，我要在那里重树周礼。当然，孔子最后没有去。所以，这一次，子路使高柴为费宰，孔子责问起来，子路也如法炮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只差也来一句，“吾其为东周乎！”甚至还带有挖苦的嫌疑，送上门来了不要，当年自己还差点拦不往。孔子马上听出味来了，这个高柴是“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跟孔子的阅历和目标能比吗？跟孔子当年的处境能比吗？可是子路的说辞与孔子如出一辙。于是夫子愤道：“是故恶夫佞者！”意思就是：所以，像你这样的巧言令色的人，我最反感。把我孔丘的话全部都搞得变了味！

其实子路这还不算是什么特别过分的，后来那些有名无实，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的伪道学之流才是彻头彻尾的“色取仁而行违”，才是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如果孔子在今天能看到这样数之不尽的丑恶历史，必然会痛心疾首地大呼：“是故恶夫佞者！”

11.28【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陪孔子聊天。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是一天就能有今天的样子，这不是我自己的认为。孔子坐下来说：“没有人真的了解我啊。假如有人赏识你们，那你们怎样去做呢？”子路抢着回答：“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有别国的军队侵犯它，又有灾荒困扰它，让我仲由去治理它，到了第三年，就能让人们勇敢，而且懂得规矩了。”孔子听了微微笑了笑。“冉求，你怎么样？”冉求答道：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国家，让我冉求去治理它，到了三年，就能使百姓富足。至于礼乐教化方面的事，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答道：“不敢说能做到我说的，只是愿意学习它。宗庙的祭祀活动，或者诸侯的盟会，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我愿意在那个场合做一个小小的司仪吧。”“曾点，你怎么样？”曾点弹奏瑟的声音渐渐弱了，“铿”地一声，放下瑟站起来。回答说：“我想的和他们三位说的不一样。”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啊。”曾晳说：“到了春天将尽的时候，穿上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已经成年的人，六七个少年，到沂河去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回家。”孔子感慨地长叹说：“我赞成曾晳的想法啊！”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出去了，曾晳走在后。曾晳说：“那三位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各人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晳说：“夫子为什么笑仲由呢？”孔子说：“治理国家靠礼让，他说话不谦让。所以笑他。难道冉求要做的就不是治理国家吗？怎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难道公西赤要做的就不是治理国家吗？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不是诸侯的事却又是什么！公西赤所做事还是小事的话，什么事又能算得上大事呢！”

“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一般解释为“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年龄大一点，就没有人用我了。”或者理解为“就不敢跟我说”。对于前者，不太符合孔子对弟子说话一贯风格，孔子的弟子对老师是相当推崇，也不会抱着这样的想法。对于后者，说是启发学生大胆发言。这也跟《论语》中夫子和弟子之间的坐而道论，各抒己见，谈笑风生的平素场景，也难以相合。况且在子路言志之后，夫子“哂之”，这也不是鼓励的作法。

其实“乎尔”就是一个语气助词，没有具体的意义。“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就是孔子说他非生而知之者，虽然今天能有的有所学问和成就，也不是一天就能达到的。“毋吾以也”就是孔子自己不认为自己是一天就能成长起来的。

然后孔子坐下来说：“没有人真正了解我啊！”当然也有人认为“居则曰，不吾知也”是孔子在引述弟子的话，弟子在平常总是说没人赏识他自己。但是个人认为将“不吾知也”理解为孔子说弟子们不了解他，和后面的“吾与点也”的意味之语，倒是能互相呼应。夫子一生汲汲奔走，却是其个人之志却“吾与点也”倒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正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孔子之所以笑子路，主要是因为“为国以礼，出言不让”。“为国以礼”是说子路的志向没于立于礼，只是一味强调“使民有勇，且知方”。如果子路的说法是，“使民知礼，且勇而义”，估计夫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出言不让”，也不仅仅是说子路说话的口气不谦让。“让”有“推贤尚善”之意，如冉求说的：“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所以左传云：“让者，礼之主也。”

孔子说：“唯求则非邦也与？”，继而又说：“唯赤则非邦也与？”意在表明不管治理国家的面积是大还是小，不管治理国家的层面是高，还是低。“为国以礼，出言相让”的治理之道是相通的。孔子认为，一个志向，不在于一个人非要做出多大的成就。而是一个人用什么方式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所以孔子强调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就是不管是在什么层次上从政，均要坚持“以礼为国”的基本原则。

孔子把恢复礼乐的实质精神，作为自己从政前提，而不在于自己能够置身于多高的社会地位，或者取得什么样的功名。前文提到孔子本来准备应公孙氏之召，前往费邑，子路不悦，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实际上孔子并不是说大话，而是他对从政有自己异于常人的理解和追求。孔子说他自己“无可，无不可”是有前提的，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只要能够“立于礼，成于乐”，他才是“无可，无不可。”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明白孔子如何会赞赏曾点的志向。曾点所说的，并不是一次简单的郊游，而是礼乐的教化。如：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

从上引这一章，我们能够明白曾点所说的不是简单的郊游，而是孔门讲习的一种常见方式。从中，我们也能对孔子的山水怡情，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有更深的理解。曾点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弟子，他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老师一样诲人不倦，礼乐为教。所以深得孔子的赞许。孔子最后没有说的，就是“吾与点也，非邦与？”说白了，孔子认为礼乐就是求治之道，事关礼乐，安可以大小言之。对于前三位弟子的回答，孔子都不满意。子路志虽高远，却出言不让，冉求谦逊有加，却划地为限，公西赤出语低调，却事礼不明。孔子之所以有所成就，得以成为四人之师，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子在任何情况下，始将礼乐的精神贯注到自身的言行之中，如将礼乐的实质精神置于无尚的地位。作为孔子的弟子居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孔子说弟子“皆不及门”也在情理之中。那曾点意识到了没有？其实他如果完全意识到了，也不存在后面的追问了。

这一章，是孔子的弟子各述其志。同样的场景亦见《公冶长》篇。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治长》

孔子谈到自身的志向并没有涉及自身，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反映的是其心忧天下，却无私无我的博大胸怀。这一次在这里，孔子谈到了自己最理想的归宿，就是述而不作，诲人不倦，使先王之道，文王之文，得以继承和发扬。

《先进》开篇提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认为先辈视礼乐为本质的自然流露，而今天的后辈习于礼乐，那是为了尽量的达到返朴归真的境界。但是要做到克己复礼，谈何容易。所以《先进》一篇多谈弟子的不足。如：

“回非助我者，于吾言无所不悦”强调君子要在节之以礼的前提下，要直道而行；

“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谁？” 强调弟子们临丧不哀；

“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师也过之，商也不及”强调“过犹不及”；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强调“以道事君，不可同止”；

“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强调“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强调“允执其中”；

“是故恶夫佞者！”强调“巧言令色，鲜仁矣”；

“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强调“行义以达其道”；

“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强调“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

从此篇可见，孔子是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出发，感叹要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其之难。所以如果有可能，孔子宁愿选择“质以为上”的野人，指没有爵级的平民子弟对其进行教化，也不愿意选择那么被所谓的“礼乐”浸染的贵族子弟进行教化。当然，这不现实，但是孔子在选择弟子时，宁愿选择那些出身庶民或者士人的可造之才，而不愿选择那些所谓出身高贵的诸侯和大夫子弟。

《论语》并不讳言孔子说弟子们“皆不及门”以及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应该说，《论语》编者还是能够忠于事实，并没有刻意隐瞒孔门前辈的不足。从全篇而言，《论语》编者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出发，指出孔子门子大多并没有吃透孔子“以道事君，为国以礼”的根本原则，没有把持仁义的实质，没有掌握礼乐的精神，没有理解孔子“过犹不及，进者退之，过者进之”的中庸之道。通过最后一章孔子对曾子“吾与点也”的评价，表明了孔子立足于长远，希望从“冠者”、“童子”这样天真纯朴，稚气未消的“野人”入手，礼乐为教的志向。通过对于此篇的阅读，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深刻内涵。也更加能够真实地体会到孔子对于礼乐文明的认识，远远在于同时代的人们之上，甚至到了今天也不容易真正地为人所知晓。孔子说：“不吾知也”并不是说没有人知道他的才能，他的学识，而是说：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的他的良苦用心和忧乐情怀。但是孔子依然“人不知而不愠”，以“无弃人，无弃物”的包容和理解精神，以“与其进，不与其退”的积极态度对弟子进行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

当然，在这一篇里，还是弟子给树立了四个偶像，一个是大孝无痕的闵子，一个是大智若愚的南容，一个是好学不已的颜回，一个是礼乐为教的曾点。并以之为榜样鞭策后进礼乐的君子，继承夫子之志，如琢如磨，如切如磋，能够“见其进，未见其止”、“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从而能够升堂入室，了却孔子生前对于陈蔡弟子“皆不及门”，对于颜回之死“天丧予”的遗憾，能将孔门精义发扬光大。

所以，《论语》的下一篇《颜渊》继续阐明夫子对“仁”，“政”，“君子”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使弟子们对孔门精义，特别是孔子本人的思想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本质的认识。

回復 儒帅佛道法 的帖子：通过一桩桩生动的事例，警示弟子们要防止在取得一定的进步和成绩之后，出现“居之不疑”的态度。否则，必然会对于自身“名归而实不至，色仁而行有违”的现象不以为意，习以为常
$ u& K  f+ p# e, [) Y$ |% J现在的人都求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变成“居之不疑”呢？

回復 儒帅佛道法 的帖子  最后以“吾与点也”收笔，点明了孔子对于礼乐教化“从娃娃抓起”的长远观点。
嘿嘿，言辞真是通俗易懂，谢谢楼主。
孔夫子不是经常啰嗦的要求教育从三岁娃开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