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语方言

文章转摘自互联网 作者 佚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方言情況復雜。下邊把漢語方言粗分為官話和非官話兩大類來說明。官話分佈在長江以北地區和長江南岸九江與鎮江之間沿江地帶以及湖北、四川、雲南、貴州４省，包括北方官話、江淮官話、西南官話幾個方言區。官話區域的面積佔全國３／４，人口占全國２／３。官話方言內部的一致程度比較高。從哈爾濱到昆明，相距３０００公里，兩地的人通話沒有多大困難。非官話方言主要分佈在中國東南部，包括吳方言（江蘇南部，浙江大部）、贛方言（江西大部，湖南東部，福建西北部，湖北東南部，安徽西南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部）、粵方言（廣東大部，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閩方言（福建，台灣，廣東的潮州、汕頭，海南）、客家方言（廣東省東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灣）。非官話區域比官話區域面積小，可是方言差別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話，甚至在同一個方言區內部（例如浙南吳方言與蘇南吳方言之間、福州話和廈門話之間），交談都有困難。漢語方言之間語音上的差別最大，詞彙次之，語法方面的差別最小。語音的差別在聲母的繁簡、輔音韻尾的多寡以及調類的區分上表現得特別明顯。例如吳方言塞音聲母有濁塞音[b、d、g]、不送氣清塞音[p、t、k]和送氣清塞音[pʻ、tʻ、kʻ ]３套，官話方言只有後２套。廣州話輔音韻尾有[m、 n、ŋ、p、t、k]６個，蘇州話只有[n、 ŋ、?]３個，北京話只有[n、ŋ]2個。廣州話有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上陰入、中陰入、陽入９個調類。北京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４個調類。煙台話平聲不分陰陽，所以只有平聲、上聲、去聲３個調類，是聲調系統最簡單的方言之一。

由於現代方言的調類與古調類之間有相當整齊的對應關係，所以通常就用平、上、去、入等古調類的名稱來標記現代方言調類。要注意的是方言的調類名稱相同，並不表示調值相同。例如北京話的陽平是升調（３５），天津話的陽平是高平調（５５），而漢口話的陽平則是曲折調（２１４）。

上文說漢語方言語音的差別大，詞彙和語法的差別小。這是從大體上說的。從細處看，詞彙和語法上相異之處也並不少。拿詞彙來說，政治、文化、科學方面的詞是全國性的，可是日常生活裡用的詞有許多是地方性的，因方言而異。拿語法來說，方言之間在詞法方面的差異比較明顯。例如人稱代詞和指示代詞的形式、形容詞的後綴、動詞和形容詞的重疊式、象聲詞的構造以及名詞後綴“子”和“兒”的表示方式（例如“兒”杭州話用成音節的語素表示，而廣州話和溫嶺話用變調表示）等等在不同方言裡有時有相當大的差別。

方言之間句法上的差別可以舉“把”字句和反復問句為例。 “把”字句是官話區方言裡十分重要的一種句式，可是粵方言和吳方言都沒有這種句式。例如北京話用“把”字的句子（把衣服洗乾淨），廣州話往往要用“動詞＋賓語”的說法（洗乾淨件衫）。在大部分官話方言裡，反復問句的形式是“ V不V”（V代表動詞，例如：去不去│認得不認得）。可是在某些江淮官話和西南官話(例如昆明話)以及一部分吳方言（例如蘇州話）裡，反復問句的形式是“可V”（可去│可認得）。

漢語的分支

漢語所包含的語言種類問題，在語言學界頗有爭議。目前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漢語只包括漢語一種語言；另一種認為漢語包括閩語、粵語、客語、吳語、贛語、湘語等語言。中國國內的學者多數支持前者，而中國以外尤其西方多數學者從語言學的角度支持後者。支持後一種觀點的人認為漢語不是一種單一的語言，而是一簇相互關聯的有親屬關係的不同語言。支持前一種觀點的人則將閩語、粵語、客語、吳語、贛語、湘語等列為漢語方言，例如趙元任認為標準語（普通話）是方言，閩語、粵語等也是方言。然而實際上，習慣上所稱的“漢語方言”相互之間或與標準漢語之間無法互通，語言距離往往比歐洲同一語系之下的各種語言之間還要遠。例如一個只會西班牙語的人可能可以使用西班牙語和另一位只會葡萄牙語的人達成溝通，但一個只會粵語的人和一位只會閩語的人對談時，是完全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的。

中國國內語言學家根據漢語分支的不同特點，把漢語劃分為傳統的七大方言。在這七大方言內部，仍存在不同的次方言區。有時這些次方言區內的使用者也不能相互理解。在不同的方言區的人的語言意識也有一定的區別。例如，一個使用粵方言的香港人可能會感到與操台山話的廣東人有很多共同點，雖然他們可能不能相互理解。

在地理上的方言分歧也是很明顯的。在華北官話、西北官話或者西南方話地區，相隔幾百公里的人一般可以相互口頭交流，但某些地區語音和詞彙的變化也是很大的；然而在中國南方的許多地區，尤其是山區，較小地理範圍內可能存在相互口語交流困難的方言。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如福建某地，相隔只有十公里的當地居民也許已經不能自如口頭交流了。

漢語方言官話，或稱官話方言等：指華北、東北及西北地區、湖北大部、四川、重慶、雲南、貴州、湖南北部、江西沿江地區、安徽中北部、江蘇中北部所使用的母語方言。官話大致分為華北官話、西北官話、西南官話、江淮官話，華北官話分佈在北方東部，以北京話為代表，西北官話分佈在北方西部，以西安話為代表，西南官話分佈在南方西部，以成都話為代表，江淮官話分佈在南方東部，以揚州話為江淮話的代表。上古時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後，分化成為中古漢語語音。而現代“官話方言”，主要形成於宋元時期。官話在形成之後，在南北方分別發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話和北方官話，為以後中國各代的官方語言，北方官話至今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基礎（大陸稱為普通話，台灣稱為國語） 。使用這一方言的人佔中國人口的７０％。

需要指出的是，“官話方言”，過去曾經稱為“北方方言”，並不局限於中國北方。相反，中國西南地區和江淮地區的南方方言也屬於官話方言。

官話的明顯特點包括：失落了全部中古入聲，中古漢語中的“-p，-t，-k，-m，-n，-ng”韻尾現在只剩下“-n，-ng ”，但出現了大量兒化韻“-r”韻尾。原本連接“i，ü”韻母的“g，k，h”聲母已被顎音化成“j，q，x”聲母。官話話在失去清濁對立的過程中，沒有經過劇烈的聲調分化，但出現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輕聲。因此，官話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應產生的複合詞。上述現像在其他方言中比較少見。

吳語，或稱吳方言：在中國江蘇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區使用。典型的吳語以蘇州話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贛語影響，浙江南部保留了較多古代百越話特徵，以至不能和作為典型吳語的太湖片吳語通話。使用人數大約為總人口的８．４％。這種方言的對清濁輔音的區分是一個很明顯的特點。但吳語保留了中古漢語的模糊入聲。

客家話，或稱客語：在中國南方的客家人和絕大多數畬族人中廣泛使用，包括廣東東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廣西東南部等地，以梅縣話為代表。雖然是一種南方方言，但客家話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響中形成的。客家話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話的特點。使用客家話的人口大約佔總人口的５％。客家方言的特點是平聲，上聲不分陰陽，但入聲，去聲分陰陽。

閩語，或稱閩方言：在福建、海南、廣東東部、台灣、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有其他海外的一些華人中使用。由於閩語的內部分歧比較大，通常分為閩南方言（以廈門話為代表）、閩北話、閩東話（以福州話為代表）、莆仙方言和閩中方言。閩語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與中古漢語韻書存在直接對應的方言，其中以閩南語最具影響。但是，根據現有的語音學研究，閩語的音系相當接近上古漢語的音系。

閩南語（狹義的，即閩台片閩南話）共有“-m，-n，-ng，-p，-t，-k，-ʔ”（貌似問號的國際音標是緊喉音。）在入聲[-p/-t/-k]消失之前，先發生‘入聲弱化’，[-p/-t/-k]全部變成ʔ。山西方言仍保有這種弱化入聲）”七種輔音韻尾。閩南語是漢語中聲調較複雜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８個聲調（不含輕聲），漳州音、廈門音、同安音、台灣音通常有七個聲調（不含輕聲）。同時，閩南語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語，閩（南）台片的閩南語內部較為一致。廣義的閩南方言還包括海南話、潮州話、浙南閩語等，使用閩南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的４．２％。

粵語：以廣州話為代表，在廣東廣西的部分地區、香港、澳門和海外華人中被使用。粵方言是漢語中聲調最複雜的方言之一，有九個聲調（桂南勾漏片有十個聲調）。同時也是保留中古漢語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粵語包含了p，t，k，m，n，ng六種輔音韻尾。粵語內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粵語的人口大約為總數的５％。但是粵語中沒有混合入聲，可以認為粵語中保留的古漢語成分要早於吳語，但晚於閩語。

湘語，或稱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濁聲母分類，可分為老湘和新湘兩類，其中濁聲母已全部清化的新湘語相對接近西南官話。分別以長沙話（新）及雙峰話（老）為代表，使用者約佔總人口的５％。歷史上湖南湖北兩省受到北方文化的強烈影響，故湘語內部差異比較大。並且有多個時期古漢語語音特徵之重疊。

贛語，以南昌話為代表，又稱贛方言，古稱傒語。屬漢藏語系漢語，主要用於江西大部、湖南東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數約為使用人口約5148萬（詳情見圖，早先3000萬的數據是不夠準確的），是漢語七大方言區之一。贛語



下面的幾種方言是否構成獨立的大方言區，現在尚有爭議：

晉語：在山西絕大部分以及陝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內蒙古河套地區等地使用，以太原話為代表，有入聲韻－－ [-ʔ]（這貌似問號的國際音標是緊喉音。在入聲[-p/-t/-k]消失之前，先發生‘入聲弱化’，[-p/-t/-k]全部變成[-ʔ]）。其白讀系統與官話截然不同。以前（及現在的不少語言學學者）將其歸於官話。

平話：在廣西的部分地區使用。傳統上將桂南平話歸於粵語，近年來有人主張將桂北平話當成孤立的土語存在。

徽語：在安徽南部及贛浙蘇部分毗鄰地區使用。以前（及現在的部分語言學學者）將其歸於吳語。

歷史

漢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語言時間最長的語言之一。漢語的歷史演變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漢語的書寫系統——漢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樣直接知道同一個字歷史上的發音。幸運的是，在漢字（特別是形聲字）、詩歌的韻律以及對外國人名的翻譯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上古漢語

相傳黃帝時中原有“萬國”，夏朝時還有三千國，周初分封八百諸侯，而“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禮記·王制》）。

上古漢語存在於周朝前期和中期（西元前１１到前７世紀），文字記錄有青銅器上的刻銘、《詩經》、歷史書書經以及部分《易經》。

據《禮記·中庸》第二十八章記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可見周朝建立時期就開始實行語言文字的統一。

春秋初期，見於記載的諸侯國還有１７０多個。至戰國時期，形成“七雄”，“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字·敘》）。

先秦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稱為“雅言”的共同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

秦朝重新統一之後，進一步規範了文字，以小篆作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漢語

這種漢語使用於隋朝、唐朝和宋朝（西元７世紀到１０世紀），可以分為《切韻》（西元６０１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廣韻》（西元１０世紀）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漢把這個階段稱為“古代漢語”。

語言學家已能較自信地重構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這種證據來自幾個方面：多樣的現代方言、韻書以及對外語的翻譯。

正如印歐語系的語言可以由現代印歐語言重構一樣，中古漢語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國古代的文學家花費了很大的精力來總結漢語的語音體系，這些資料仍然是現代語言學家工作的基礎。最後，漢語的語音可以從對外國語言的翻譯中了解到。

近代漢語

近代漢語是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以早期白話文獻為代表的漢語。

現代漢語

現代漢語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漢語。

書面語和口語

書面語和口語的差別一直相當大。在“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以前，書面語和口語的區別實際上是古今語的區別。以唐宋時代為例，當時人口裡說的是白話，筆下寫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諸子和《左傳》《史記》等廣泛傳誦的名篇為範本的古文文體。這種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兩漢時期。往下一直延續到２０世紀初葉。孫中山１９２５年立的遺囑就還是用文言寫的。不過２０００年來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本身也在變化。仿古終歸難以亂真，後世人模仿古語不可能不受當時口語的影響。有人指出韓癒的文章裡就有明顯的不合先秦語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結果當然更為駁雜。清末梁啟超用一種淺顯的文言文寫政論文章。由於通俗易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誌所廣泛採用。目前台灣、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報刊多數仍舊沿用這種文體。五四運動時期開展的文學革命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主張。這場運動席捲全國，影響深遠。短短幾年之間，白話文學就站穩了腳跟。不過這種白話文學作品的語言並不是真正的口語，而是拿北方官話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話小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著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興詞彙和歐化句法的混合的文體。魯迅的作品可以作為這種文體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說的是文學作品。至於新聞報導、政府文告、公文、商業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還是用的文言。這一方面是傳統習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文言文有簡括的優點。這種情形，就全國范圍來說，一直延續到４０年代末。 １９４９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文言文才完全讓位給白話文。除了打電報和有意擬古以外，沒有人再寫文言了。

上文指出，現代書面漢語是包含許多不同層次的語言成分的混合體。無論從句法上或詞彙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來說，書面語句式除了跟口語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從文言來的,後來漸漸融化在書面語裡,成為書面語句式的一部分。例如“進行、加以、予以、給予”是書面語用得十分頻繁的幾個動詞。這些動詞原來的意義已經虛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雙音動詞前邊以適應句法和節奏上的要求。這種句法構造來源於文言。 “進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議處），“加以”的前身是“加”（嚴加管束），“予以”和“給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裡，“行、加、予”前邊必須跟一個單音副詞配合，造成雙音節構造，後邊的動詞也必須是雙音節的。在現代書面語裡，這幾個動詞都雙音節化了，後邊還是要求跟雙音節的動詞，語法上的製約是一脈相承的。

現代書面語開始形成的時候，曾經從舊白話小說的語言裡繼承了一些句式。這個階段現在已經結束。我們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遺跡。例如“在＋處所詞”的構造可以放在動詞前頭（“在台上坐著”），也可以放在動詞後頭（“坐在台上”）。在北京話裡，前置的“在”用“跟”、用[āi]或是[tǎi]，後置的“在”用[·tə]，都不用“在”。用“在”的說法是從舊白話小說裡繼承下來的。

有些書面語句式是受外國語（英語、日語、俄語等）的直接或間接（通過翻譯作品）的影響產生的。在這方面可以舉一個影響全部書面語句式的重要語法現像作為例證。上文曾經提到，漢語裡主語和謂語關係鬆散。句子的主語往往可以不說出來。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沒有主語。現代口語和古漢語都是如此。可是現代書面語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語。如果沒有，就會感到結構不完整，邏輯上不周密。這顯然是受了印歐語的影響。

書面語在詞彙方面的特點是雙音詞的比重大。書面語雙音詞除了從文言裡繼承下來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１９世紀末葉以來１００多年間新出現的。其中一部分是從日文轉借過來的，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創造的詞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語素（書面上就是漢字）造成的複合詞。這種構詞方式是能產的，生命力很強。

漢語是精確的。記得在本人早年讀書的時候，語文課本上堂而皇之地寫著：“走拼音化道路是漢語的必然趨勢。”其中最主要的一條理由便是，英文可以打字，而漢語不能。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漢字的鍵盤輸入速度已遠遠超過英文，而且速度還在不斷快速提高。可英文輸入呢？卻似乎滯步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