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全書，我以爲『義說』的重要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注重揭示孔子『人性本真』的方面，經意闡發【論語】『解決社會疑難』的價值。
兩千多年來，對於孔子與【論語】的研治，成爲我國文化史上的顯學。見仁見智的評說，紛紜繁雜的註疏，固然爲學術的不斷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積累，然而各種簡單化的尊孔或反孔觀念，卻也頻頻從兩個極端把人們的認識引向謬誤，或失於迂，或流於玄，或遠於事實，使原本十分鮮活的內容變得僵化；『文革』期間肆意批孔，更造成空前嚴重的是非顛倒。東星確信：『【論語】實師徒討論社會人生各種難題之書』，『古今中外思想家中，最關注平常人生的正常人性所需要者，莫過於【論語】』（參見原書【體例說明】）；他以爲，『說義』者務須由此切入，才能得其真諦。此一認識，反映了東星對『聖者』孔子及其思想學說的基本理解，也是貫串全部『義說』的一條觸目的紅線，爲走近孔子、深入【論語】開闢了新的途徑。
比如，在『夫子自道篇』部分，作者強調：『都是剖心示天下之言』；並認爲：『其所常言者，多爲心之所之的天下之道和身之所修的君子之德。』在『論士君子篇』部分，作者認爲：孔子本意不過是在於『希望教養一批能自覺抗禦勢力、承當大道的人才』，夫子注意從『內心追求、言貌修養、應對世事、辭受取予、文化教養等人生主要層面』提出了相當嚴格的要求，只是爲了『以利與小人全面劃清道德層次。』在『論學篇』部分，作者則斷言：『所謂學，根本也就是學人之爲人的全部知識修養』，『與後來之荀儒一生只以誦經讀禮爲學，大不相同。』這類『義說』，著眼於『人性』需求的探討與『人生』問題的思考，大大縮短了古代『聖者』與當今常人之間的距離，是【論語】精深的內容變得易於理解，確乎與那些盲目尊孔或恣意反孔大相逕庭。作者力圖從平實中發掘偉人的崇高，從樸素中顯示哲人的風範，從現實社會需要中思考聖人教言的真正意義，事實上爲孔子的研治續寫了新篇。
其二，說『義』深切具體，曲盡其致。
古代學人受『傳不離經、疏不破注』觀念的影響，所作【論語】傳疏，或偏重於剖章析句，或專注於詞義考索，『說義』的成分很少；現代的一些【論語】的注本、譯本、似乎也主要經意於古今文辭的對應訓解，亦未更多屬意於『說義』方面。東星聲言：『只以平常心與夫子對話、向夫子請益人生在世諸般疑難』，由此出發，他在書稿中不僅重在說『義』，而且力求說得具體、說得充分，說得能夠曲盡其致，這就使得古老【論語】的章義變得飽滿起來。
統觀東星爲【論語】所作『義說』，不僅有對於某些成說的援用與引申，對於一部分謬誤的釐正與批駁，也有對於許多文辭或史實的考訂，以及從其它文獻比照（包括於【論語】本書求得的參證）中獲得的新知，等等；而最爲多見的，還是在縝密思考與仔細尋繹的基礎上作出的那種層層遞進、鞭辟入裡的解析。如【論語·爲政】（第四章），原文不過四十餘字，東星卻以其是『孔子晚年回顧自己一生志道成仁全過程的簡介與自評』，並認爲此章『語淺義深，一步一階梯，足夠後學自鏡自勵』。他對於『吾十五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幾句的逐層析解，既充分揭示孔子『求道進德歷程』的邏輯發展，又具體顯示其於普遍人生實踐的真正價值；『說義』娓娓道來，洋洋灑灑，竟長達三千言以上。再如【論語·里仁】（第八章）原文僅寥寥七字，【里仁】（第十六章）僅十字，【衛靈公】（第二十九章）僅九字，東星也都分別給予千餘言的長文以『說』其『義』，均爲同類著作所罕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章次的『義說』還具述孔子教言的思想影響，兼及當代意義，作者縱橫馳說，富於激情，時見精采之筆。
其三，在廣泛徵引、仔細查考的基礎上，對【論語】若干基本概念或重要命題作出了新的闡釋。
略舉兩例：
例一，『仁』歷來被認爲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孔子整個學說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論語】二十章中，『仁』字計出現一百零九次之多，孔子的解釋常因人因事而有不同，歷代的訓解也歧說紛紜，是【論語】『說義』的一個難點和要點。【義說】認爲：『仁貫穿於忠、信、恕、勇、禮、孝、恭、敏、寬、惠人生諸德』，是『人心別於獸心的大根本，擴充而爲盡善的全德、至高的聖境』。總括了作者對這重要概念的基本理解。在具體『說義』中，則首先引用【說文】（包括段注、並所引【禮記·中庸】鄭注等），以明其『本始之義』。次從反面摘引清儒誤說、正面引述【說文】（包括段注）及【禮記·禮運】等，證明『仁』字所具有的『人我之間（偶）同類相親近之意』，拓展了對『仁』義的內涵。複次，再引朱熹所言，更進一步推論『仁』爲『心之德，愛之理』，於是將『親親之情』升華爲『愛人』的『善世之道』。最後，作者放言：『異於所有神學又高於一切物慾的仁學，是中華先哲智慧對人類思想寶庫最有生命力的貢獻』，而『荀子到漢儒清儒至今，對仁學的最大曲解，要在以尊卑之禮閹割、吞沒推己及人之愛。』以上『義說』，雖不無舊解的承襲，卻有意發掘了『仁』之張揚普遍人性的巨大意義，從而爲此一方面的當代研究提出了有益的思考；其對『仁』字含義的分析歸納，逐次遞進，有一定邏輯性與說服力。所論舊儒對『仁』的『曲解』，儘管尚須補充證明，也不失爲一家之言，可供進一步研討。
例二，【論語·陽貨】（第二章）有云：『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原文通行本作兩章，【義說】合其爲一。）言『性』、言『上智』與『下愚』，是【論語】引人注目的重要命題之一，同樣古今多有異說。東星開宗明義：『夫子何以必欲明人性相近？不僅事有固然，也是仁學的需要』，徑直把『性相近』之論納入了『仁』學體系的範疇，並就此斷言：『性相近是種偉大的信念』，思路頗與舊說有所不同。他在細審【集注】、【義疏】諸書失誤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爲，本章之旨『重在從根本處申論學好學壞全由自身決定，教人自勵自戒』，因而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就是說『個別上智不待學，下愚不可教』，是『補此一句，話益周密，別無深意』。此一『義說』，迄未見於前人論著，是基於獨立思考的又一創解。篇末附述孟子、荀子、董仲舒、揚雄、王充、韓愈以及宋以下諸儒有關『人性』的不同理解與論爭，作者斷言：『大半都爲各自之治世術與人生觀立論造勢』，提出了文化思想史上一個值得重視的大問題，雖未展開細說，相信也能夠引起有關研究者的興趣。
【論語義說】即將出版，我既樂見學術的拓展，又爲東星感到由衷的高興，因應老友之囑，匆匆寫下粗讀書稿的一點感受。一部富於新意和鮮明學術個性的著作，相信廣大讀者是會作出自己的判斷的。
山東大學博士生導師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
教育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
全國【詩經】學會副會長
董治安
2004年元月於山東大學南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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