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leen Marie Higgins】儒家以乐喻德说对全球社会的启示

合作中的“积极应变”：儒家以乐喻德说对全球社会的启示
[美] 凯瑟琳·希金斯（Kathleen Marie Higgins）
【摘要】现在国际间的相互作用使启蒙的进步神话终结了。人们在诸如基本价值等方面的认识还存在极大分歧。而儒家则提供了一种使人可以在合作中“积极应变”并给对方留下足够空间的模式。音乐被儒家用来比喻在合作过程中有德行的参与者所应具有的取向和行为，比如：乐音之间保持和谐，倾听他者的重要性等。可以用儒家原则对国际合作的角色进行重新构想。现在国际关系主要是由全球经济关系所左右，那些巨型的公司亟需明白积极应变的必要性，并起到领导作用，把我们带向一个能够更加真诚合作的世界。
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束也预示了现代主义者对理性信仰的终结。他们曾坚信，理性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能力，能够为跨越文化和国家藩篱的合作事业设立共同的目标。在当时的欧洲，不同的社会之间已经具有许多共同的理念标准，而启蒙思想家们最关注的就是裁判其内部纷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跨文化合作的范围超出欧洲，人们就会看到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从基本价值观念到理想的社会结构，甚至关系到人类福祉的基本条件都有所不同。单凭理性无法解决这些差异所带来的问题。事实上，文化差异所反应的就是不同文化对“理性”的不同阐释。[1]
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合作？很明显，至少有三种合作策略：以武力为基础而进行的胁迫合作，通过利用对方来进行的合作和既非胁迫又非利用的合作。第三种方法是儒家的方法。
不难想象胁迫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孩子在被训斥之后会极不情愿地“乖乖合作”，对此进行过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这种胁迫的方法会造成一方某种程度上的沉默。
然而，那种“利用”而非“胁迫”的方法却比较隐蔽。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爱尔默·莱昂纳德（Elmore Leonard）的一篇流行小说中的场景：有一个男人问另一个人是否信任某个和他们有关系的女人。[2]那个被问者说，他不必去信任她――他了解她。他的意思是对这个女人的行事方式了如指掌，能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判断出她将会怎么做。因此他没必要凭借这个女人是否可信这一点来做决定，相反，他确信对她的了解能使其一切行动都在预料之中。他就凭这一点利用她。
这个人当然远非儒者，实际上在小说中他是一个罪犯。但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也能从他的话中得知，他喜欢控制别人的行动，以在别人未察觉的情况下就对其进行利用为乐。与此相反，孔子认为，那种利用他人信任、不顾他人意愿的“合作”基础是不可取的。请看一下他在《论语》2.3节中所讲的话：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礼且格。”[3]
在这一段话里，孔子说的很明白，以胁迫为合作的基础会有怎样的缺陷。胁迫式的合作是不可靠的，武力仅能使被胁迫者惧怕惩罚，只有当他们感到被监视时才会表现出合作的样子来，而不是出于自愿。
这段话也表明，以利用别人为基础而进行合作也是不可取的。这和胁迫的合作方法一样不可靠，因为无论如何，它都存在一个假定：他人的行事方式会一成不变，永远和他们的脾性相一致。这种方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激发人们进行合作的意愿，其可靠性只能依赖利用者对被利用者性格的掌握和判断能力。
儒家的方案是通过允许他人“积极应变”来进行合作。当一个人调动自身潜能去迎接挑战的时候，他就会“积极应变”。孔子的方法有两个步骤。第一，一个人自己必须首先“积极应变”。这里孔子强调了美德和信任的重要性。《论语》2.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
第二步是给别人提供这种“积极应变”的机会。这会更难一点，尤其是当两方曾有过敌对或背叛历史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曾背信弃义，受害的一方就会变得格外警觉，在合作中往往会抢先占据“背叛者”应该具有决定权的位置。遭到背叛的一方这么做是由于担心对方会在行使权力时再次背叛自己，但这种策略只会加剧双方的互不信任感，只有当先前的受害方允许另一方“积极应变”的时候，曾经受损的信任才有可能得以恢复。当后者在面对新的诱惑时只有不辜负对方的信任，新的信任关系才能形成。
猜疑只能带来猜疑，认识到这一点在当今时代尤为重要，因为现在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社会之间、甚至在历史上有过冲突的国家要经常性的进行贸易往来。虽然孔子没有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但他所生活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各种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他用来解决当时混乱争端的方法分两个步骤：①通过践行美德激发人们进行合作的意愿。②用“礼”来协调人们进行合作时的角色行为，自发地创造和谐。这种两步法对当今世界而言也是可行的，它能帮助我们建立富有建设性的多元合作关系。
孔子和儒家传统看到了音乐的和谐与理想的人类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儒家用音乐意象来谈论美德。音乐能使人的行为符合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为此而努力，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创建和谐的合作关系。音乐有几个特性和儒家的“自我积极应变”的主题思想相关。
首先，音乐就是一种使各种乐器发出的声音相谐调的艺术。《乐记》：“论伦无患，乐之情也。”[5] 音乐的这一特点和儒家所言的给别人以积极应变的机会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因为它也说明了如果一个演奏者想要避免和其他乐声所表达的内容或表现特征相互干扰，就必须自我约束。
第二，音乐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演奏者还是听众，都会产生出一种团结一致的情感，荀子强调过这一特征。[6]在音乐演奏中，人们必须相互适应才能协调一致。音乐使人们的动作协调有序，引导演奏者符合同步的节奏，这也是人们和睦相处的基础。音乐在构造团体意识方面在个人与政党之间进行合作时的理想环境相似，在这种环境中，双方的共同事业在一种和谐的精神下越来越接近，有益于创造出进一步合作的感情。
第三，演奏者在表演时，在心理上要协调一致并能引人入胜，才能掌握好时间的控制。丹尼尔·巴伦勃姆（Daniel Barenboim）在2006年的瑞思系列演讲（Raith lectures）中，有一次比较了在音乐演奏和国际政治中对时间的把握所起的作用。他描绘了和好友爱德华·萨义德的一次讨论，话题是巴、以双方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奥斯陆和平谈判。巴伦勃姆说，这次谈判不会有任何作用。他对萨义德说：
“奥斯陆谈判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准备工作，一切都过于匆忙。谈判过程又进行的极其缓慢，之后又中断了，然后又说下周二继续进行，但到了周一却又取消了，一个月之后谈判又重启。一切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然后我在钢琴旁边坐下来，给他演示说明我的意思。”
巴伦勃姆弹奏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的几个音符后就停了下来。“我对他说，如果我把序曲弹的过快而不做任何准备工作，这就和在奥斯陆的情况一模一样了……你不会明白我在干什么，然后我就会弹到‘主快板’部分。我这就弹。”他又只弹了几个单独的音符来说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7]要想表示出把对方当作合作伙伴的诚意，谈判双方都必须要像音乐会上的演奏者或舞蹈者一样，调整自己的时间，相互配合，这一点非常重要。
音乐和儒家的“积极应变”原则相关的第四个方面是，演奏者必须在表演时倾听其他乐器所发出的声音。爵士萨克斯风演奏家史蒂夫·莱西（Steve Lacy）曾经讲过这样的事情：当泰里纳斯·芒克（Thelonious Monk）要求他的演奏要使击鼓的声音更好听时，他对音乐的本质就有了极大的领悟，而他以前只顾炫耀自己的演奏。他说：
“我学会了……和其他人共同演奏而不是只顾自己，也不能为了动听而只演奏动听的音符……他把我从那种使自己演奏过于时髦的尝试中救了出来……芒克告诉我：‘你不能这样，要让鼓声听起来更好听些。’这对我的帮助极大，确实是这样的，它让我冷静下来，转移了自己的关注点。”[8]
威廉·戴伊（William Day）指出：“这样（即在演奏中只顾自己――译者注）不仅仅是音乐中的混乱，也是道德的混乱。人们不会认同这样的观点：我的（音乐的或其他的）身份――既然它是我个人的――最好在个人的孤立状态中寻找。”[9] 莱西所学到的东西和孔子的观点相似，他认为只有在帮助他人的时候才能表现出个人美德的特征。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10]
可见孔子认为，追求个人事业的最好方式就是允许并支持他人的发展。他通过下面这段话描述了自己的教育过程，用来说明使个人与他人之间相谐调所带来的效果：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11]
学会倾听他人这一点最能体现儒家和音乐的精神，能使人们之间的合作充满活力。
最后，儒家传统对音乐意象的使用直接指向“仁”的重要性。“积极应变”就是要履行作为“仁者”的责任，使他人也这样行事，把他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和合作者。在培植人类和谐关系时，最核心的问题是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同类，给以认可和尊重。巴伦鲍姆曾谈到，他和萨义德组建过一支由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构成的交响乐队，他认为，乐团培养了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他说：“当然，这支乐团无法带来真正的和平。但它却能带来理解，唤起人们的好奇心，然后有可能唤起倾听他者的勇气，至少能接受相互倾听的合法性。”[12]
具有倾听他者话语的勇气——巴伦鲍姆这里把这也当成了乐团的目标之一——是“积极应变（并允许别人也如此）”的另一个例子。儒家的音乐隐喻同样也是要促使我们在各个方面，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都能这样“积极应变”。当今世界，经济纽带联结了众多形态各异的社会，这正需要儒家的策略，培养合作精神。以国际合作为例，加拿大最近的一份文件把国际合作描绘成了“精神变态”的样本。美国心理学会根据《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指南》第四版（the DSM-IV）对精神失常进行了定义，认为一个精神疾病患者会有下列表现特征：对他人的情感漠不关心；无法维持长久的关系；漠视他人的安全；妄自尊大；为了个人利益不断撒谎，欺骗他人；无忏悔能力；无法和社会规范保持一致，无法遵守法律。[13]这些现象和儒家的理想人格相去甚远。国际合作如果能以“仁”为标准来重新构想自己的角色，把残酷无情的获利目的转移到提高人类的福祉和相互尊重上来，上述这些病态就能够得以治愈。如果有一天全球经济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那些庞大的合作实体们来说，认识到“积极应变”的需要并为塑造一个更加真诚合作的世界而担当主导角色就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张道建译）
[1] Cf. Robert C. Solomon, "Existentialism, Emotions, and the Cultural Limits of Rationality,"（《存在主义，情感和理性的文化局限》），东西方哲学，42（1992年10月）：597-622
[2] 该小说是爱尔默·莱昂纳德的《杰克·布朗》，一开始出版的书名叫做Rum Punch（纽约：戴尔，1992），1997年曾被Miramax电影公司改编成同名电影。
[3] 安乐哲、罗斯文译，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论语：哲学式翻译》） (纽约 Ballantine, 1998), 2.3 (Ames & Rosemont), p. 76.
[4] 《论语》，2.1节，76页。
[5] 《乐记》 （Yo Ki, or Record of Music,"），见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第6卷，载于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卷50,F. Max Müller编, Vol. XXVIII,James Legge译.The Texts of Confucianism, Part IV:The Li Ki（礼记）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1885; reprinted by Clarendon, 1966), p. 101.
[6] 见《荀子》，“乐论”，见 Basic Writings, Burton Watson译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113页：“故乐在宗庙之中，群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本译文取自《荀子译注》，高长山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393页）
[7] Daniel Barenboim （丹尼尔·巴伦鲍姆） Reith Lectures 2006, Lecture 1（瑞思2006,系列演讲第一讲”“In the Beginning was Sound,” Cadogan Hall, London, April 7, 2006, BBC Radio transcript, available at（可从下列网址获得）
[8] Steve Lacy, 史蒂夫·莱西与Terry Gross访谈, 见Fresh Air, WHYY-FEM/Philadelphia出品,National public Radio发行, 1997，10月20, William Day,引用 "Knowing as Instancing:Jazz Improvisation and Moral Perfectionism,（《一个例子：爵士即兴演奏与道德完美主义》）" 见《审美与艺术批评》（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58） (Spring 2000), p. 108.戴伊（Day）指出，莱西在Thomas Fitterling, Thelonious Monk: his Life and Music中讲述了同样的故事： Robert Dobbins译,Steve Lacy 序(Albany, California:Berkeley Hills Books, 1997), pp. 13-14.
[9] 威廉·戴伊（ William Day,）《一个例子：爵士即兴演奏与道德完美主义》（Knowing as Instancing:Jazz Improvisation and Moral Perfectionism,"）见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8（《审美与艺术批评》）(Spring 2000), p. 110.
[10] 《论语》 6.30, p.110.
[11] 《论语》2.4, pp. 76-7.
[12] 丹尼尔·巴伦勃姆（Daniel Barenboim）2006,瑞思系列演讲第四讲: 《在音乐中相聚》（“Meeting in Music,”） delivered in Jerusalem, 2006,4,28日,BBC广播公司文本（BBC Radio transcript,）可从下面网址获取：.
[13] 以上材料取自The Corporation, directed by Mark Achbar and Jennifer Abbott, produced by Mark Achbar and Bart Simpson, edited by Jennifer Abbot, written b Joel Baxan, with narration written by Harold Crooks and Mark Achbar.Based on Joel Bakan The Corporation: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 Toronto:Penguin, 2004(多伦多，企鹅出版社Toronto:Penguin, 2004) Big Picture Media Corporation, 2004, 2005.